今存宋代的七种杜诗集注本，均出现在南宋。若从集注本之“注”是否刊有伪注来区分，则七种集注本可分划成“正注”本与“伪注”本两大类型。“正注”本仅郭知达编纂、曾噩覆刻之《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全集三十六卷）一种；余下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本）、阙名《门类增广集注杜工部诗》（残本）、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全集三十二卷）、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全集二十五卷）、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全集五十卷），以及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全集三十六卷）六种均包含大量伪注。其中《草堂诗笺》以及黄氏父子“补注”杜诗的底本《千家注》，在元、明及清初不断被改编、翻刻，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而正注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在元、明两代则几近湮没无闻，直至清中叶《天禄琳琅书目》及《四库全书》编收此书，才渐为学者所知。
郭知达生平，史籍仅留下一条记录，即淳熙间曾知富顺监，其地即今四川自贡所在，以井盐闻名，郭因掌握财源，得以出资组织人员编刻《杜工部诗集注》。他在自序中确立一条原则，即“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保证了全书的“集注”质量。“独削伪注”之外，较之宋代其他集注本，《新刊杜诗》汇校众本，辨析精细；其“集注”别裁有法，所辑录之旧注（郭序称王原叔，即北宋最初编杜甫集的王洙，字原叔，注非其作，然其注在宋代诸家注中渊源最早）、薛苍舒注、杜田注、鲍彪注、师尹注、赵次公注六家注，引文完整，文气连贯，翔实可信。郭书淳熙间蜀中初刻本世无保存，世传皆源出宝庆间曾噩于南海漕台重刻本。曾氏重刻序称蜀本“纸恶字缺”，遂“摹蜀本”而刊，并对初刻本进行了全面校定，故将郭书易名作《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清乾隆时《天禄琳琅书目》与《四库全书》收录此书，再次易名作《九家集注杜诗》，故后之学者习惯称之曰《九家注》。曾噩刊本仅存两种：清季陆心源旧藏残本六卷，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瞿镛铁琴铜剑楼旧藏三十一卷，钞配五卷，商务印书馆早年曾借摄，原书以为失传，后来方知归山阴沈仲涛。沈氏晚年悉数捐赠台北故宫。1985年，秦孝仪先生主持影印并发行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巧平博士能获得这一宋椠佳刻的影印本，并据以点校整理成此《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其整理方法与认真态度皆可圈可点。此书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也是当代杜诗研究与杜诗喜爱者的幸运！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第一，该书所用底本台北故宫影宋本，不仅是善本，而且是海内孤本，也是后世流传所有郭编、曾刊诸本之祖本，价值珍稀。该书整理时，通校辽宁省图书馆的沈阳故宫旧藏清内府刻本。这一通校本，虽不免偶有小误，然而其参校者饱学经史，熟悉旧典，广泛吸收了宋人的校勘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祖本的学术质量。巧平博士整理该书时，亦参校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三种四库全书本，以及静嘉堂残宋本、中华书局影宋本、《杜诗引得》排印本。如此庄重地通校、参校后出各本，很有必要。宋刊同一本的前后印本会有挖补改动，且因刊刻成于工匠之手，鲁鱼豕亥之误必不可免。更可贵的是，巧平博士的校勘并不满足于此，她还酌情参照了宋代其他杜集，如二王本、《十家注》、《百家注》、《分门集注》、《草堂诗笺》、《黄氏补注》，因以上各本与郭书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同源因革关系；她也参考了清代以来各家注杜解杜之论著，因其对郭书时有校订与商榷；她还参校了唐宋各大类书与历代诗文总集，以此追溯诸家注杜之文本依据与可能的差讹。与此同时，她也吸收利用了已有的出土文献以及当代学者的杜诗学成果。聂巧平博士的这一整理本，可望成为继清刻本之后，具有“集成性”校定成果的郭编、曾刊本杜集。第二，该整理本的校勘记征信翔实，其中所汇校的大量异文，为杜诗的文本细读与阐释提供了最原始的基础性文本文献。其四万多字的长篇《前言》，对自南宋以来所有关于郭编、曾刊本杜集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辨析和回应，可作为一篇浓缩版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研究著作来读。前言所讨论的问题涉猎广泛，如曾刊本卷二十五、二十六残阙，后人用他本补足，而补足本乃后人依目录就蔡梦弼《草堂诗笺》及高崇兰本，取诗及注补刻。卷二十六之《登高》，载有伪王注，堆砌典故注释，篇幅单窘，此为元、明及清初学者所常见之宋注；而卷三十之诗与注，为郭氏原编，无伪注，其注信实典雅，在元、明及清初却罕见其传。巧平博士以卷二十六与卷三十前后复收的这首《登高》诗及其集注为例，详尽分析，其目的是让学者直观地辨认和比较《新刊杜诗》的宋注与元明清广为流传的宋注有何不同，从版本比较的视角思考后人对宋注总体上评价不高的客观原因。《前言》对赵次公的证误成就、师尹注学术价值的重点分析，相当精到。《前言》谓郭书的主体为六家注，即旧注、薛苍舒注、杜田注、鲍彪注、师尹注、赵次公注。巧平博士认为他们的注杜，是“对李善文选注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详引例证，很有说服力。郭序所云王原叔注，即在各种杜注中大量出现的“洙曰”，《前言》有仔细辨析，认为其既非出自王洙本人，也非南宋人伪造，而是前述诸家注中提到的旧注，出现最早，渊源有自，不能因其托名王洙而被忽视。对于何为伪注，如何判定伪注，伪注中是否仍存在有价值的解读，巧平博士的解释周密而圆通。对郭书所存六家外注杜者的见解，也有揭示，读者自可阅读。更难能可贵的是，巧平博士广收各类古籍善本与海外学者之杜著。她曾付出巨大努力复制善本，比读各种集注文本之间的同异，洞悉宋代的各种杜诗集注本之特点及其源流变化。如蔡梦弼《草堂诗笺》各本之间的差异，以及草堂本的支流及其在杜诗学史上的负面影响，我即因她告知而得理解；《十家注》之残存的孤本，也因她的复制而方得见。对于何为杜诗正注，何为杜诗伪注，巧平博士着眼于版本比较、版本流传与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新颖独到，且辨析仔细，视野开阔。第三，此书点校整理，为今后的古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该书精选善本，广参校本，精心撰写校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科学规范、信实可靠的宋人集注读本。巧平博士秉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寂寞地坚守在学术阵地。就我所知，因善本难求，此书先后历经了两次完整的整理过程，前后长达十年。第一次整理用中华书局的影宋本，书稿全部交到出版社后，意外地获得台北故宫之善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乃决意更换底本，一切从头开始。这份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当前比较浮躁的学术环境之下，尤其珍贵，值得提倡。
聂巧平是湖北竟陵人，1995年跟随王水照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我认识。王先生指导她以《宋代杜诗学》作为研究选题，我也曾对此有所兴趣，与她有过多次深入的交谈。2016年秋末，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纪念岑仲勉先生会议，任教于暨南大学文学院的聂巧平与赵晓涛二位王水照先生的门生共邀我夜游珠江。在新落成的广州图书馆附近，一边观赏广州的地标“小蛮腰”电视塔的亮灯美景，一边谈起各自近期的研究所得。巧平博士说已经花费多年精力，用中华书局的影宋本做底本整理研究南宋郭知达编本杜集。五年之后，我接到她的来电，告知更换了底本，对郭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重新整理了一遍。她和我分享了她如何经过漫长等待而复印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铁琴铜剑楼旧藏的经历。说到宋代的杜诗注，巧平博士如数家珍。认识巧平博士近30年，我了解她研究宋代杜诗学的热情，以及现在所达到的学术深度与水准。当她提出让我写序时，我欣然应允。40多年前，当我刚开始学术研究时，从前辈处得到的一般印象是，宋人注杜，筚路蓝缕，且因商业目的，问题很多，总体水平和保存的文献都不及同时代人所作韩、柳集的校订与集解。当时通行的杜集注本主要是清人注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出版的《钱注杜诗》和《杜诗镜铨》、中华书局出版的《读杜心解》和《杜诗详注》最为习见。至于宋人注本，则有《四部丛刊》影印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杜诗引得》所附《九家集注杜诗》、《古逸丛书》覆刻日本藏《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附《补遗》十卷本，均未经标点整理。近20年来，经过学者与图书馆、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萧涤非、张忠纲等学者汇校整理的《杜甫全集校注》，是杜甫诗歌研究的里程碑著作，201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赵次公的杜诗注残本经林继中教授的拼合精校，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21年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曾祥波教授整理的《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今喜见聂巧平博士点校整理的宋代杜诗集注本中的唯一“正注”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出版，为杜诗学史写下浓重一笔。赵次公单注本、蔡梦弼会笺本、郭知达集注本，三书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构成南宋杜诗学的重要书系，相信会得到学者的认可与赞许。
贺聂巧平博士积年累月，志业有成！也贺上海古籍出版社迭出好书，裨益学术！
本文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如需引用，请依据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