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良 | 论杜甫陪宴诗中的角色特征及成因
傅绍良 教授
对于杜甫青壮年时期的生活情形，研究者大都根据杜甫《壮游》诗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自述，给他的这一段壮游冠以“快意”的色彩。特别是他与高适和李白的交游，更能看到青年杜甫的狂放和不羁：“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不过，在杜甫早年的陪宴诗中，似乎看不到这种“清狂”和“快意”。
杜甫早年的陪宴诗有《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等，这几首诗恰好都作于他东游齐鲁之时。与刘法曹和郑瑕丘之宴集，可能是作者独陪；而与李北海邕宴所作时间与李白的经历大致相符，后人多认为是与李白、高适同游时。如仇兆鳌《杜工部年谱》引钱注曰：“高适李白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据作者原注：“时邑人蹇处士等在座。”同陪宴游者或更多，且《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的同游者还有修建此新亭的李之芳。从这几首诗看来，无论是独陪宴还是群陪宴，杜甫全无狂放之姿，诗中处处表现出了青年才士与官署人物交往的欣喜和生涩，似乎仅仅是依循唱和诗的基本路数去应酬。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
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连璧，华筵直一金。
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
这两首诗中，主客的身份非常分明，作者不仅通过典故点明了宾主的地位，更通过对宴筵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和谦卑。如果把他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和李白的《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相对读，就更能清晰地看出杜甫的拘谨和李白的洒脱。杜甫诗如下：
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
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
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杜甫和李白诗歌的创作背景基本相同，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景物，但却写出了不同的气象和情怀。首先，从体裁上来说，李白是自由潇洒的五绝。杜甫的体裁比较特别，如仇兆鳌所说：“用六韵，依初唐排律，词尚简要耳。但此篇多平仄不谐，盖古诗之对偶者，效六朝体也。”杨伦又称其为“选体”。其实，李邕的《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就是这种六韵诗，杜甫所效的不是六朝体，也不是选体，而是李邕体，因为李邕是《文选》注者李善之子，少有文名，精于选体。所以王嗣奭直接说：“诗古朴沉雄，亦效北海。”杜甫仿效李邕体虽表达了自己对李邕的敬仰，但难免显得拘束。其次，从诗歌的艺术境界来说，李白诗歌摆脱了“陪”者的身份，而是以诗人眼光发现和描写美妙的湖光月色，妙动空灵，神韵无穷。杜甫诗歌则始终以“陪”者的身份去写宴亭中的景与事，结句充满了“陪宴而惜别”之意。虽感情诚挚，语言朴拙，但略显滞板。所以，陈贻焮对杜甫的这几首诗评价也不高，说这几首诗“都是些酒筵之上的应酬诗，写得也很平常”。
这几首诗虽然写得平常，拘谨和谦卑中还透露着杜甫作为儒生的敦厚，不过在他与李邕的陪宴诗里，有几处细节已显露了杜甫对现实的关注。据两唐书李邕传载，李邕是《文选》注者李善之子，“少习文章”，“重义爱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称自己年少之时诗名很高，“李邕求识面”，似可为证。在《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诗中有两处值得玩味。其一，作者在题下注，“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其二，“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甫吟》”。
据《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附李之芳传：“幼有令誉，颇善五言诗，宗室推之。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736）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有文学之才的宗室李之芳自然也成了李林甫排挤的对象，由驾部员外郎出为齐州太守。李邕也没有逃过。李邕秉性刚直豪纵，《旧唐书》本传载，李邕在则天朝、中宗朝都敢犯颜直谏，以至于有人劝他：“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他“嫉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因此数遭贬谪。天宝初更为李林甫所忌，“以谗娼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时李邕任已年近七十。而两年之后，李林甫又罗织罪名，将七十岁的李邕杖杀于北海。所以，李邕、李之芳虽然身为太守在齐州相聚，外表洒脱自在，但其政治处境并不理想。杜甫此诗以《梁甫吟》作结，别有深意。《乐府诗集》题解：“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自汉魏以来以此为题所作之诗，大都有悲吟之意。“好为《梁甫吟》”的诸葛亮写道：“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诗中所吟的田开疆、古冶子被齐相晏子设计杀死的悲剧与开元、天宝之际李林甫妒贤嫉能和李邕、李之芳等文学之士被贬的状况何其相似。所以，杜甫此处的《梁甫吟》，绝非闲笔。前注杜者于此未多留意，如仇兆鳌注：“《梁甫吟》，在历下。”浦起龙注：“结句见同赋意，兼切齐州。” 仅解字面，未得深意。
当然，由于杜甫是以晚辈后进的身份与李邕交游，其陪宴诗严守尊卑之常，略有拘谨，满是敬仰，对李邕等人当时的政治处境虽有觉察，但未能明而言之。这是其角色和阅历使然。杜甫晚年在夔州时作《八哀诗》，中有《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饱含悲情地表达了对李邕的怀念和对奸佞的憎恨。王嗣奭《杜臆》评曰：“此老才名甚盛而死极惨，公痛之甚。故既云‘竟掩宣尼袂’，又云‘魂断苍梧帝’，又云‘事近小臣毙’，又云‘坡陀青州血’，不觉其言之复也。”两相对比，更能显出青壮年时期杜甫陪宴场合中的角色特征。而他与李之芳的友情，则随着岁月的积累而更加深厚，到了杜甫晚年，他们还在江陵相逢并宴饮，更能显出杜甫角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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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食京华，求仕长安，困守期间的杜甫陪游活动十分频繁。“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年》）像大部分在长安求仕的士子一样，杜甫也怀着极强的功利心，经常出入于王公府第。对此，他自己也毫不隐讳，在《狂歌行赠四兄》中直言道：“兄将富贵等浮云, 弟窃功名好权势。”甚至厚着脸颜，频频参与达官贵人的诗会酒宴，希求得到赏识和引荐。但由于地位卑下，他与达官贵人宴饮活动其实都处于一种身份极不对称的尴尬状态，连陪宴的资格都没有。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道出了这种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种近乎乞讨的惨状，就是他在王公贵人酒筵上遭受的冷遇。杜甫在《狂歌行赠四兄》中描述了“朝扣”的情形：“长安风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在《赠韦左丞丈济》中描述了“暮随”的目的：“不谓矜徐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从“残杯”“冷炙”的场面来看，杜甫在与这些人的交游或宴饮中连陪宴的角色都不是。
杜甫长安时期陪宴诗的创作情形与他干谒式的求仕活动有所不同。首先，陪宴诗所涉的王公贵族一般与杜甫较有情谊，人品较好，人数较少，所以他陪宴诗的数量并不多；其次，在这些陪宴诗中的自我形象体现了杜甫强烈的角色意识，具有一种功名与自尊并重、激情与忧患并存、敦厚与狂放并行的鲜明特征；最后，杜甫陪宴及陪宴诗创作的场景也不仅仅是高宅深院，还有山水园林。
在杜甫的宴陪诗中，《郑驸马宅宴洞中》《崔驸马山亭宴集》两首所涉的主人地位最高。兹录于下：
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误疑茅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
萧史幽栖地，林间蹋凤毛。洑流何处入，乱石闭门高。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
郑驸马，即郑潜曜，尚临晋公主。崔驸马，即崔惠童，尚咸宜公主。二诗一为夏宴，一为秋宴。两首诗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自我形象的雅士化。作者没有像干谒诗那样将自己置于乞求的卑位，而是将宾主置于相对对称的位置，同饮美酒，同醉美景。在杜甫的干谒诗中，常这样悲吟，“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涂”(《赠韦左丞丈济》)，“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在他的这两首陪宴诗中，那些悲吟没有了，美酒欢宴中出现的是一个体面光鲜的雅士。虽然杜甫陪宴依然有求仕的功利企求，但这种追求中多了文人的尊严。关于《崔驸马山亭宴集》的系年，仇兆鳌系于天宝十三载（754）秋作，有人觉得不妥,引用《旧唐书·玄宗本纪》“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认为“在这样的秋夭里，杜甫似乎难以唱出‘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的诗句来”。其实这种看法太过拘泥于史实，忽略了杜甫的诗人特征。杜甫虽关注现实民生，但毕竟是自身生存艰难的诗人，在特定场合中与特定的人物应酬，唱出应景诗歌也是允许的。而正是这种应景，让杜甫摆脱了功利，找回了文人的自尊。
另外，这两首陪宴诗的场所也很特别。走出了森严的高门深宅，宴于山洞（莲花洞）和庭院，让人从精神上获得一种释放，这也是杜甫这两首陪宴诗格调轻快的另一层因素。场景的变化所带来的精神释放，在杜甫的另一首与武将的陪宴诗中也有体现。其《陪李金吾花下饮》曰：
李金吾即李嗣业。《旧唐书》本传：“（嗣业）身长七尺，壮勇绝伦。”天宝十载因随高仙芝平石国有功而加骠骑左金吾大将军，后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杜甫求仕多干谒文官，武将较少。此为其一，另外还有一首《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投哥舒翰的诗沿用干谒诗的通用格式，先歌功颂德，再诉汲引之请。陈请部分依然是悲吟：“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在其他干谒诗中随处可见。而颂德之词曰：“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这种有违他初衷的吹捧也引起了后人的不解，王嗣奭云：“此篇乃投赠之最工致者。杜冀为记室参军，故称之不无过当。如‘略地两隅’，征突厥未及考，至伐吐蕃，明是逢君，明是邀功，乃王忠嗣所不肯为者。《兵车行》所为作也。此仍称之，岂由衷语哉？”然而在这首与李嗣业的陪宴诗中，杜甫的心态明显不同于赠哥舒翰诗中的心态，他似乎就是一个与李将军赏花饮酒的风雅之士，在酒宴中享受“自娱”之乐，用美妙的诗笔描绘客主花下饮酒的雅兴和醉态，而结句“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语言风趣，神态调侃，趣味横生。
杜甫这类陪宴诗中的自尊意识为我们重新认识杜甫的干谒提供了思路。学术界对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独耻事干谒”的认识分歧较大。有的否认杜甫有干谒之事，如仇兆鳌注“公深耻而不屑干”。有的肯定杜甫有干谒却不肯承认，言行不一，求官过急。如郭沫若认为：“杜甫是以‘独耻事干谒’自行标榜的人，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未免有点言行不一致了吧？”闻一多说：“若国忠之奸，不殊林甫，公岂不知？……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 如果我们将杜甫干谒诗与陪宴诗参照来看，就可以调和这种分歧。首先，杜甫的干谒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渴求功名的迫切情怀以及干谒的言情形式，使得杜甫在干谒对象面前有失尊严。但这并不是杜甫的全部，他的陪宴诗则因有合适的对象，让他能以交友的心态言情状物，虽无李白“平交王侯”的傲气，亦可看到杜甫强烈的自尊意识。
据此，杜甫的那首《杜位宅守岁》也值得再品读。因为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所以这首诗很容易被当成杜甫的干谒诗。其实大不然。关于杜位与杜甫的关系，已有多人关注。仇兆鳌就杜甫《寄杜位》诗题曰：“陈注：此诗称惠连，前守岁时称阿戎，则为公从弟明矣。《唐世系表》公为征南十三代，位与济为征南十四代，或据此遂疑位为从侄，世表未可信也。”这段话纠正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错误，明确了杜甫与杜位的宗亲关系，二位过从密切，是亲情使然。又据《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子婿张博济为鸿胪少卿，郑平为户部员外郎，杜位为右补阙。”补阙虽为清望之官，但毕竟为从七品，杜甫与之相交，虽不排除政治功利，但至少不会直接从杜位处获得。因此，杜甫在与杜位的交往中，亲情和真情是首要的。这从诗中也可以看出：
“阿戎”，弟弟的代名，巧用典故，亲情浓烈。正是基于这种亲情，杜甫在这首诗中并没有将重心放在除夕宴上，而是酣畅淋漓地抒发自我情怀。“盍簪”“列炬”二句所渲染的热闹气氛，引发了作者以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悲思。“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四十岁转眼过去，功名的缥缈、岁月的促迫，让他对自己在长安的求仕岁月深为悲痛。低三下四的干迎得到了什么？干谒场合强装的笑颜、硬吞的苦水，在这种亲情场合大翻转，他不想再拘束和压抑自己，而是以烂醉的狂态抗衡坎坷的命运。
杜甫以亲情为前提释放率真和疏狂的表现，在他的某些干谒诗中也用过。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作者原注：“甫从姑之子。”这首诗虽有干求之意，但结尾却故作超脱：“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不过两相比较，杜甫赠萧的诗说的是气话。而杜甫在杜位宴上，吐出的是苦水，诉的是真情。杜甫的厚道使他对这位同出远祖的宗亲终身未忘。杜甫于上元二年（675）和大历元年（766）都写有寄杜位诗，追忆在长安的时光：“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作者特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足见他们交游的亲密，杜甫也不止一次来到杜位宅中晏饮，所以杜甫在守岁宴中才会如此疏狂和率直。
杜甫困守长安时期还有一批陪宴诗，正是以疏狂来抒发他的政治悲情。如：天宝十一载有《乐游园歌》，《文苑英华》又作《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歌》；天宝十三载，有《醉时歌》《醉歌行》；天宝十五载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等等。这类诗有三个特征。第一，以醉态表达对生存现状的不满，抒发放狂的生活感受。这也许就是杜甫的痛饮狂歌时期，诗中表现出自己与时代的格格不入，唱出了内心的无尽苦闷。如《乐游园歌》：“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辞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第二，陪宴对象多为下层官员或仕途不得志者。如：《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醉歌行》，“别从侄勤落第”。杜甫与郑虔都怀才不遇，同病相怜，故篇中为其大鸣不平：“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第三，这几首诗中杜甫均用较自由的歌行体，也就是杜甫所说的“长句”。杜甫歌行体的创作已为学界所关注，且有相当多的成果。显然，杜甫这几首醉歌的抒情形式源自传统乐府歌行，但又与传统乐府歌行有明显区别，这也是李杜醉歌的不同。李白擅长乐府古题，而杜甫则长于自拟新题，表现形式上颇有创意。《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说：“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另一首《今夕行》虽然不写陪宴，但形式上也属此类。这些诗歌无疑是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的别调，是他“烂醉”生涯的记录。有了这类陪宴诗，悲愁生涯中的杜甫方显出了叛逆的性格，也许这也正是他与李白相知相惜的另一层原因吧。
杜甫为官期间的陪宴诗极少，从其赴行在授左拾遗到长安收复，并无陪宴诗。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百官行在，条件艰苦，且杜甫始任谏职，勤于职守，与官员宴筵应酬不多。其二，杜甫因疏求房琯而被肃宗疏远，回家省亲，远离了朝廷。贬官华州前后，以“陪”或“宴”为题的诗作有《曲江陪郑八南史饮》《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另一首《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玩诗意杜甫似为主宾，不是陪食陪饮者，可不算陪宴诗。上引两首陪宴诗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杜甫陪宴的对象是低层级的官员，说明杜甫在房琯贬官之后，可能已基本没有再与朝廷中高层级官员交游；其二，两首诗的时间节点十分清晰，当时正是杜甫为官生涯最苦闷的时期。解读这两首诗，可以看出杜甫复杂的情感波动及角色特征。
《曲江陪郑八南史饮》是杜甫散愁曲江的方式之一。房琯罢相，特别是肃宗对他的疏远，让杜甫的政治热情大挫。他在《题省中壁》中称：“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杜甫在谏职上兢兢业业，可最终被疏远，“职无补而身有愧，乃题于院壁以自警”（仇兆鳌注）。其实这里除了自警，还有自伤。杜甫自疏救房琯得罪肃宗之后，被放假往鄜州省亲。途中他曾以独酌来排遣心忧。其《独酌成诗》云：“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贬官前夕，他在曲江写了一组诗，有《曲江对酒》《曲江二首》《曲江对雨》等。这组诗的共同点是抒写酒中的人生感悟，调和政治失意的痛苦。从饮酒的场景上来说，这几首诗尚无从判定是独酌还是陪人饮。而《曲江陪郑八南史饮》则以更真切的诉说，表达了自我内心的矛盾：
郑南史无考，从诗的结句来看，当是倦于仕途、有归隐之志者，与杜甫处境相似，故能相邀而饮，可见为官时期杜甫交游与陪宴的谨慎。诗歌通篇不涉狂和醉，所言也非酒语醉歌，而是充满了生命忧患和政治理性。诗歌表达了自我与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不适。于自然环境而言，曲江春事物华，生机盎然，但自己白发斑斑，徒伤老大；于政治环境而言，职为近侍，却怀才不遇，无力持家。对这两种不适所造成的困扰，传统士大夫的办法是及时行乐，在醉中寻求解脱。杜甫也常这样做，除上引《独酌成诗》之外，其《曲江二首》中“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对酒》中“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都是如此。然而杜甫在这首陪宴诗中却用一种执恋的心态应对岁月和功名的困扰。“近待即今难浪迹”，这是杜甫内心的痛，执于使命，恋于羁绊，这种失意官员的责任和悲情，就是杜甫这首陪宴诗鲜明的角色特征。
杜甫的这种现实责任感在《丽人行》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宫廷宴会描写部分也有所体现。这类描写虽然不能称为陪宴诗，但杜甫通过虚拟“与宴”的形式，细致描写了天宝时期唐玄宗及诸杨的宴饮活动，对这种荒淫腐败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表现出强烈的谏臣角色特征，值得关注。关于杜甫如何写唐玄宗游宴，陈贻焮说：“以往读杜甫陷长安安禄山叛军时所作《哀江头》中追忆帝妃出游曲江情事的描写，总以为纯系想象之辞。现在我多少读懂了《乐游园歌》，才知道诗人虽未能躬逢其盛，却也真在远处居高临下地鸟瞰过那‘霓旌下南苑’的热闹场面。” “想象加亲见”，这种解释符合常理和创作规律。不过对筵宴场面及细节的描写不可“鸟瞰”，只能是以虚拟陪宴者的角色置入才可“亲见”其场面，并向读者传递出宫廷筵宴中的精美馔肴和人物情态。如《丽人行》：
诗歌以冷隽的笔法叙述了杨氏姊妹的曲江盛宴，“志秦、虢之华侈”（仇兆鳌注），“无一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与《丽人行》的冷隽不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宫廷宴饮描写，则叙议结合，讥声不断：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正是这种虚拟的角色置入，才使得杜甫这类诗中的想象成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史家笔法。《杜臆》卷一云：“明皇开元、天宝间，无岁不幸骊山，故有御榻在焉。想明皇此时正在骊山，故见蚩尤前导之旗，羽林扈驾之军，有君臣欢娱之语，此皆明皇实事。”杜甫对筵宴间一事一物的叙述，都伴有自己鲜明的感情态度，极有诤臣意识。
《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作于乾元元年（758）杜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闷饮曲江，杜甫尚在去留的痛苦中执恋着使命，而随着房琯被贬出朝廷，杜甫再一次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也被贬出朝廷，离开了长安。为此杜甫写了一首长题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诗中说，“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可见杜甫敦厚，移官也责己。任职华州期间，杜甫往返于长安与洛阳间，再也没有了热闹的宴饮活动。其实在京时杜甫就生活在寂寞中，其《送贾阁老出汝州》曰：“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已暗示朝中无友。此间，诗友孟云卿与之交往较多。孟云卿时为校书郎，杜甫离京前应与孟云卿宴别。据杜甫《酬孟云卿》：“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别后多日，在滚滚烽烟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两位好友在洛阳不期而遇，自是惊喜难禁，故杜甫写下了这首“醉歌”：
此醉歌非彼醉歌。彼醉歌以痛饮狂歌消解苦闷，而此醉歌则只有醉语，没有超脱。其所谓“休语”者，实为常念难忘者。虽说“休语艰难尚酣战”，那只是劝酒的醉语，“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才是他难以忘怀的现实。在这首诗中，杜甫的政治心理有了明显变化：仕宦、功名淡了，友情、亲情重了。始欣“马上偶识云卿面”，终叹“人生会合不可常”，无数百姓在战乱中经历的离散，作者也经历了，承受了。所以他特别在意与好友的这次意外重逢，也表现得格外热情。这首陪宴诗似乎没有了宾客和主人的区别，仇注云：“公饮毕而去，又拉孟而回，忘乎宾主之形迹。”于孟云卿而言，他既不是主人，也不是陪客。“且将款曲终今夕”，不知谁款谁。“庭树鸡鸣泪如线”，不知谁在流泪。在这首无宾无主的陪宴诗中，杜甫表现出的是一位忧时伤别、重情重义的朋友角色。
杜甫自弃官至病逝湘江，历秦陇、巴蜀、荆湘，十载漂泊，忧苦终身。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湘江上曾写《逃难》一诗，总结了自己自五十岁开始的逃难生活和痛苦：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拏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读此诗可知，在逃难岁月里，杜甫内心有三种期待：第一，容身之所，让家人幸福；第二，四海太平，让生灵免遭涂炭；第三，回归故园，让自己的枯骨安息。而对一个病老的诗人来说，这三种期待无疑是奢望，所以，他的期待往往总伴随着失望甚至绝望。这一时期杜甫创作了大量的陪宴诗，这类陪宴诗的总体特征是：杜甫在多种不同场景下的陪宴，都以这种忧苦诗客的角色出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在身不由己的漂泊生涯中，杜甫必须“因人”才能获得容身之地，解决家人的衣食之忧。所以，此时杜甫陪宴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地方长官宴饮较多。杜甫由于诗名和交游，羁留处还是能得到部分人的照顾。就高层级的官员来说，杜甫在成都有西川节度使严武、彭州刺史高适，梓州有留后章彝，戎州有杨使君，忠州有杜使君，夔州有柏茂林。中低层官员更多，大凡有机会宴饮时杜甫都会陪宴。所以这一时期杜甫的陪宴诗数量很多，粗略统计有四十余首，比前三个阶段的总和还多。其中成都时期与高适和严武的宴饮诗比较能显示其角色特征。
（伪传杜甫诗并书《严公九日南山诗》拓片）
杜甫在成都时期主要受西川节度使严武和彭州刺史高适的资助，因而他们之间的交游也很密切，宴饮活动也较多。杜甫与严武、高适本是故交，所以与他们的交往比较率直，不拘客套，如《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草堂建成后，他也很想请好友来家，无奈“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草堂即事》）。他们来了，还得自带酒馔。这很有意思，从礼节上来说，杜甫为主人，但困窘的他无力置办酒肴，只能“因人”而饮，似乎又是宾。所以尽管杜甫在自家草堂与两位刺史朋友宴饮，但把他视为陪宴者亦可。
杜甫有《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诗写道：“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高适果然应邀而至，杜甫欣喜万分，接着写了《王竟携酒高亦同过》：
卧病荒郊远，通行小径难。故人能领客，携酒重相看。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移樽劝山简，头白恐风寒。
杜甫在诗中化用东晋时期太守山简醉习氏池的典故，切合高适与自己的关系。据《晋书》载：“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但本诗的结句所表达的意思又超出了典故本义，显得更有人情味。据作者原注：“高每云：‘汝年几小，且不必小于我。’故此句戏之。”戏语却真情，因酒能御寒，所以杜甫劝白了头的高适多饮酒以御风寒。风趣的杜甫也想尽主人之谊啊！
严武不止一次来看望杜甫，杜甫也不止一次去严武幕府。关于他们的故事，学术界早有关注，兹不赘言。杜甫草堂建成后，严武曾两次来访，两次似乎都是征杜甫入幕之意。杜甫《严中丞枉驾见过》中说：“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用张翰与贺循在苏州相遇，顺邀进京的故事，暗示严武有征辟自己入幕之意；用管宁的故事，表明自己不会就征，但未言及宴饮之事。《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所记是严武第二次来访，且自带酒肴：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这首诗依然写出了好友式的调侃。“征求”和“老农”二语颇有深意。王嗣奭曰：“使君征求，向无明注，余谓此时严必有表荐之意，故云然。使者犹言使君，谓中丞也。公自卜居浣花，有长往之志，则严公坚欲其仕，参观唱酬诗可见。今再枉驾，必为征之人入幕而来。故诗谓非关征求之急，实见礼数之宽。不然，岂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驾哉。”王氏“岂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驾哉”一语不知所云。据《曾子》：“曾子曰：“狎甚则相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杜甫以“老农”之身份而能与中丞“罄交欢”，正缘自曾子所说的“君子之狎”，而这种“狎”，就是“礼宽”。从诗意来看，他们宴饮中的话题也许少不了征辟，但更多的则是两个政治地位悬殊的挚友之间的浓厚情谊。也正因如此，杜甫在被征入幕府且表荐为工部员外郎后，也没有久留之意：“稍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到村》）
高适和严武是杜甫漂泊生涯第一站所依之人，从他们的宴饮以及杜甫的陪宴诗中可以看出，忧苦中的杜甫虽“因人”，但不失淡泊率真的自我本色。离开成都之后，杜甫在其他州县也是“因人”，但依然保留着这种本色，这也成了杜甫有别于一般江湖诗人的人格亮点。
“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狂歌遇形胜，得醉即为家。”(《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身在异乡的杜甫，宴饮中的所遇所得所悲所欣，总是围绕着国运、故乡、亲人这几条情感主轴展开，漂泊的人生感怀中蕴含着他无尽的家国关怀和对亲朋的思念。他乡的故人相遇，客中的亲朋送别，形成了他宴饮的基本背景，所以，这些陪宴诗中所唱出的是杜甫漂泊中的深情和无奈。如：
上引五首诗，从梓州、阆州到夔州、江陵，基本可以看出，此后几年杜甫的陪宴诗，虽然地点不同、对象不同、季节不同，但忧苦的角色基本一样。春色、歌舞之类的美景乐事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酒入愁肠，唤起的是他对天下的担忧、对旧国故园的思念、对自我苍老衰病的哀叹。句句感伤，声声悲怆。宋赵次公评杜甫《哭严仆射入榇》诗说：“言悲哀之极，而江山亦为之动色。”用来评价这组诗亦十分贴切。
如果要以某个人物作为杜甫一生陪宴诗的符号的话，这个人物就是李之芳。当年在齐州宴别之后，杜甫还写了一首《暂如临邑至㟙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而成兴》，表达未能再见李之芳的遗憾。“暂游阻词伯，却望怀青关。霭霭生云雾，惟应促驾还。”此后二人是否再见面，已无从考证，但从杜甫诗中可以得知，这两位政治地位悬殊的诗友的交往并未中断。杜甫在夔州时写有《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这是杜甫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足见杜甫在诗艺上对李之芳的敬重。诗中说，“安石名高晋（原注：郑高简，得谢太傅之风），昭王客赴燕（原注：李宗亲，有联昭之美）”，“他日辞神女，伤春怯杜鹃。淡交随聚散，泽国绕回旋”。仇兆鳌注曰：“郑比安石，公则仰其名高。李比燕昭，公则愿为燕客。有地主，可免途穷。”可见杜甫不仅尊李之芳为词伯，而且把他当成了仕途和艺术上的知音。尽管晚年的杜甫已无仕宦之意，但精神上的依靠还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杜甫下江陵与李之芳也有很大关系。
杜甫到江陵之后与李之芳的交往和唱和要远远多于其他人。有《宴胡侍御书堂》《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暮春陪李尚书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之芳）》。《宴胡侍御书堂》诗曰：“翰林名有素，墨客兴无违。今夜文星动，吾侪醉不归。”此诗原注：“李尚书之芳、郑秘书监审同集。”因为有他们在，所以杜甫表现出了夔州以来少有的饮酒豪兴。他平时宴饮的情形是：“老人困酒病，坚坐看君倾。”（《季秋苏五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之一）今天他却要“醉不归”。其豪兴正来自于与李之芳等人的相集。“今夜文星动”，这是一次怎样的宴集啊！杜甫将多年来对“词伯”李之芳的仰慕，以及把自己遇见知音的欣喜和对自己文才的自负，用“文星”一词自豪地表达出来。这体现了杜甫的“因人”其实不全在物质，也在精神和人品。杜甫说他们“相知成白首”（《哭李尚书（之芳）》），是这一点最好的表述。李之芳逝于江陵。杜甫作有《哭李尚书（之芳）》和《重题》二首。《重题》云：“涕泗不能收，哭君余白头。儿童相识尽，宇宙此生浮。”在杜甫看来，李之芳走了，知音没有了，人生的筵席散了，白头的他还能在宇宙飘浮多久？申涵光曰：“儿童相识尽，哭及众友；宇宙此生浮，兼哭自己矣。”李之芳作为杜甫仰慕的官员、诗歌的知音，成了杜甫一生陪宴诗的主角。杜甫哭罢这个主角之后，他自己的人生舞台马上就落幕了。杜甫以对李之芳最后的陪宴和悲哭，给他忧苦而清高的诗客角色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从青壮年到中老年，杜甫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自己追求的生活；从江湖到朝廷，杜甫每一种生存状态都有自己的情感特质。杜甫的陪宴者角色，其实是他现实人生中某种地位的标记，陪宴中的喜乐辛酸，也是杜甫人生体验的直接显露。杜甫渴望仕途成功，渴望弘扬家族的功业，做自己生活的主角，可失意的他似乎处于一种被动无助的境遇中，永远只是一个配角。他的陪宴诗即是他这种尴尬地位的表现，诗中的多种角色生动体现了他在尴尬中对自我角色的校正，这种努力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就是杜甫陪宴诗的文化价值所在。
本文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如需引用请依据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