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 | 论李商隐诗之“互诠”——兼及一种诗学阐释方法及其应用

李翰  教授

上海大学文学院

本文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辑（总第2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如需引用，请依据原刊。

清初钱谦益、朱鹤龄、钱龙惕、冯浩等以比兴寄托论李商隐诗，一洗六七百年来义山所蒙之沉冤，开启了李商隐研究的新局面。朱鹤龄笺注《李商隐诗集》序云：“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1]最能代表清初注家的意见。此前，明人杨基曾谓义山《无题》诗“皆托于臣不忘君之义”（《眉庵集》卷九），朱鹤龄承其说，并作出知人论世的分析，然后得出结论：“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2]“曲言谩语”能得风人、屈宋的绪音遗响，便在于比兴寄托。

作为传统的抒情言志手法，比兴寄托是诗人将情志寄托于所写对象，通过所叙对象诠释自我，迹近于本文所谓之“互诠”，在某种情形下与“互诠”具有同构性。不过，二者也存在区别，否则，本文就毋庸提出这一概念了。

“互诠”即相互诠释，或互助诠释。包含三个面向：一是诗人在其诗作中的“互诠”，用相关人、事、物来诠释自我。诗中之“互诠”，多表现为修辞上的比兴，或表现方法上的寄托，区别在于：首先，“互诠”是比兴寄托的实质和目的，直探诗歌意旨；其次，“互诠”是比兴寄托的特殊类型，即其非单向度的比托，而是物、我的平等对话，物亦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最后，“互诠”不只表现于比兴寄托，一般叙事、抒情也可以达成“互诠”。如果以作品为作家自叙传的观点来看，“互诠”几乎包含在全部创作之中。[3]作者通过“互诠”来“自诠”，反映其自我认知，就义山诗而言，“互诠”更能揭示其诗歌的特质。

二是指文学评论中的集合、比较的诠释方法，即以相关作家为背景，或以相类作家为集群来理解所评作家作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所评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要依托他者来作诠评，借助他者得以深化。其二，置所评对象于相类集群中，其价值和意义由该类群所赋予。李商隐研究中，“互诠”现象非常突出，如以阮籍、杜甫等来论李商隐，属于第一种；以宋玉、徐陵等来论李商隐，或将其与艳体诗词相关联，便属于第二种。文学批评之“互诠”，还可以是以诗注诗，既可以某诗人诗作自注，如钱良择引义山《房中曲》以解《锦瑟》，云其为“以义山诗注义山诗”[4]；也可将某人诗中某句与他人他诗之某句相比，以阐明诗歌创作之渊源及创作思维之关联，有助于深化对诗意的理解。如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杜少府之任蜀州》），即可与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陶渊明“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答庞参军》）互诠；王粲《登楼赋》开后代登高、登楼之书写范式，其中，“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更是“岭树重遮千里目”“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等名篇之源……如是诗句，引以互诠，则名句的淬炼、发展过程，一目了然，不失为从写作学的角度笺诗之良法。古人解诗，常将相似诗句罗列在一起，贯穿作解，便是擅用此法。曩阅《诗薮》《四溟诗话》《姜斋诗话》等，于此印象极深。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论诗，也多此类“互诠”之法，渊源有自而更胜一筹。

三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相互诠释。批评家评论作家作品，作家作品同时也在诠释着批评家。围绕某一作家的批评，就是一部丰富的文化史，而主角就是批评家及其批评。因此，“互诠”不仅是适合李商隐诗歌特性的有效释读方法，对于一般诗歌而言，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深化对古典诗歌理解与阐释的一种新视角、新方法。

一 李商隐诗中的“互诠”与诗人的自我认知、诗学旨趣

诗人的身份自觉，关联着其行为、处世，也直接关联着其作品的言说姿态、诗学旨趣，进而决定着诗歌的风格。正如物体只有在参照系中才能感知运动，与他人“互诠”，就是诗人所寻找的参照系，是其认知自我，获得身份自觉的普遍方式。

如左思《咏史》诗题咏古人，便是典型的“互诠”。程千帆先生云：“（诗中）冯唐、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为一系……则作者所为况譬者也。段干木、鲁仲连一系，功成身退，爵赏不居，则作者引为仰慕者也。许由、扬雄一系，当时尊隐，来叶传馨，则作者所引为慰藉者也。苏秦、李斯一系，福既盈矣，祸亦随之，则作者所引为鉴戒者也。”[5]诗中题咏，清晰地诠释着诗人的自我认识，即自己是怎样的人，想成为怎样的人，不可成为怎样的人，等等。

唐诗双峰李白、杜甫，也多在诗中与古人“互诠”，以确证自我的存在。李白《古风·其一》：“……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便是以孔子自比，明其立言不朽之志。据统计，李白诗中直接出现“我”398次、出现“吾”64次、出现“余”76次[6]，还直接出现“李白”数十次，此足见其个体中心意识之强烈。在这些诗中，“我”“余”除了直接叙述、记事，很多时候是与他人一起出现的。他“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旋即想起自己：“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夜泊牛渚怀古》）读诸葛亮传，心怀戚戚：“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咏韩信遇明主而“啸咤从此兴”，转而念及自身：“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赠新平少年》）答王十二云：“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以古人为榜样，也与古人休戚与共，所咏者成为李白思想行为的注脚，那里有诗人自己的影子。

杜甫呢？“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就是杜甫“致君尧舜”的偶像，葵、藿就是诗人的本性。再看他在文学上与古人的“互诠”：“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

由于思想、阅历以及性格气质的差异，不同作者与古人“互诠”，在参照系及参照点的选取、诠释的角度和主次等方面，都会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李、杜皆有诗咏诸葛亮，李白瞩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的君臣际遇，杜甫则由之生发拳拳之忠：“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二人题咏同一历史人物，却展示了不同的人格精神和人生理想，李白是纵横策士，杜甫是儒臣谋国，其间区别可谓历历分明。

不过，个性中也有共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士”，因此，“诗言志”就是最大的共性。作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与家国情怀、经邦济世密切相关。上述诗作，皆可说明此点。即便其“志”是“泛咏皋壤”“虚叙人外”，也不过是“邦有道则仕”的另一面——“邦无道卷而怀之。”总之，在与古人的互诠中，“士”的身份自觉与责任担当意识得以强化，诗教大传统下的古代知识分子，弦歌不辍，以此凝聚成稳定的价值共同体。[7]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李商隐凸显出特殊的意义。不可否认，李商隐也是唐代的“士”，同样有这一阶层的身份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其诗文很大一部分与其时社会及政局密切相关，虽包蕴密致，然幽怀深衷，情见乎辞。他自道“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8]，清人注李，所强调的正是此点，这也是后人推崇义山的重要原因。

然而，尽管有“士”的身份自觉，李商隐在某些方面却表现得很独特。李商隐《上崔华州书》：“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此段最为知名，论者多以此称许义山的独立思想和质疑精神，却鲜有人论及李商隐的思维特点。“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即是义山与古人的“互诠”，与前述左思、李白、杜甫等与古人“互诠”类似，不同的是，大部分诗人与古人“互诠”是“见贤思齐”，向上跻攀，李商隐则反之，其思维逻辑不是向上，而是拉上就下，即把前贤拉下来与之等齐。他如《马嵬·其二》“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等，诗云普通人家、寻常子女胜过天子和成仙，也都是拉上就下的思维特点。

这是一种具有平等意识的思维，它使李商隐打破圣贤崇拜，在“士”这一身份自觉之外，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普通而普遍的“人”的身份自觉。这就能理解义山在诗中用以“互诠”者，多为落魄文人、淹蹇才士，如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所谓“哀同庾开府，瘦极沈尚书”（《有怀在蒙飞卿》）也。那些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显赫人物，即便出现在义山诗中，其旨趣也多有不同。比如咏诸葛亮，义山《筹笔驿》与杜甫《蜀相》主题相近，然“徒令上将挥神笔”“关张无命欲何如”“梁父吟成恨有余”等句，将杜诗偏重的政治、历史命题转为哲学命题，渗透了宿命的悲凉，其笔触穿过强者权力或功业的外衣，直达他们的心灵世界。再如咏帝王的《汉宫》《茂陵》《马嵬》《龙池》等诗，也多非歌咏帝业，而是着眼于他们的情事，其中固不乏政治讽刺，但更多的是关注所咏者的情感与心灵。如前引《马嵬》，将天子也看成有家庭与情爱需要的普通人，对其不幸之遭际深致悲悯。缪钺先生说：“义山以善感之心，生多故之世，观当时帝王之尊，宰相之贵，生死不常，荣衰倏变，己身牵于党争恩怨之间，心事难明，所遇多迕，故对人生为悲观，其作品中充满哀音。”[9]如果将这些也看成一种“互诠”，那么，义山是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平视历史人物，与古人作心灵对话，在更高的哲学层面思考人类的悲剧性宿命。

更能说明此点的，是义山“互诠”的对象，在“士”阶层与帝王将相之外，还有寂寞女冠、薄命佳人、深宫怨女等悲剧性女性。他写仙女“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写清溪小姑“小姑居处本无郎”、写柳枝“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等，也是在写自己。不只如此，义山托意于物，与蜂、蝶、流莺、孤鸿、残阳、弱柳、落花等微物对话，以之诠释自己的心境和命运。

从修辞或表现方法上看，上述多为比兴寄托，但李商隐在失意文士、薄命佳人及凄凉微物之上感受自己的命运，强化了悲剧性的自我体认，通过与物之“互诠”而“自诠”，落实了比兴寄托的功能和效用。更重要的是，李商隐的这类诗有别于一般比兴寄托。比兴寄托是以物比我，寄我于物，主次分明，而李商隐则非如此。这是本文谓之“互诠”的又一重要原因。

前文云李商隐拉上就下的思维具有平等意识，这一意识渗透在写作之中，使其诗中的比兴寄托泯灭主次，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和倾诉。董乃斌先生释《临发崇让宅紫薇》为“诗人与花树的对话”，认为“李商隐是把紫薇当作自己的心灵之友，向它倾诉，听它回答，与它共鸣”。[10]类似的诗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夕阳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之问答（实则有问无答）、《李花》“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之相携、《蝉》“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之比照等。有时，他还把多种动植与人合在一起，以类相诠，如《野菊》“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雨》“秋池不自冷，风叶共成喧”、《端居》“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等。当然，也有很多时候，诗人没有出现，如《流莺》“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蝶》“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菊》“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等。诗中虽然无人，然所咏之物就是人：度陌临流的流莺、忧怯怖恐的蜂蝶，就是栖身无所、忧谗畏讥的诗人；“已带斜阳又带蝉”的残柳、“微香冉冉泪涓涓”的野菊、“非时裛裛香”的早梅……无一不是诗人的化身。

与一般诗人“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的比兴不同，李商隐不是驱使外物供其笔端，在他的眼中，万物有灵，作为人的镜像存在，而非简单的喻托。钱良择比较西昆体效颦李商隐，有云：“西昆以堆金砌玉效义山，是画花绣花，岂复有真花香色。”[11]这里的区别，就是有无生命、灵魂。在李商隐的诗中，无论是莺、蝶、蜂、蝉，还是残柳、野菊、李花，都是有情感、有灵魂的生命，都是人格化的平等对象，是诗人的“心灵之友”，能够与诗人做精神上深层次的“互诠”，故不宜单纯用寻常的比兴寄托来观之。

李商隐用以“互诠”之人、物，多具纤柔哀婉的性质，反映了他悲剧性的自我体认，以及忧伤而唯美的诗学旨趣与审美偏嗜。此点基本是对义山诗的共识，无须赘论。必须强调的是，李商隐诗悲剧性的审美特质，不尽同于西方文艺所谓之“悲剧”。康德在其早期著作《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谓美感有崇高、优美两种，并从多个角度描述二者之区分，“崇高使人感动，优美则使人迷恋”，“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的性质激发人们的尊敬，而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12]在西方文艺中，悲剧美学是崇高美，蕴含“伟大”的品格。李商隐诗深情绵邈，哀婉绮丽，其美学特质当为优美。如果说崇高具有力量，唤起尊敬与敬仰，李商隐的诗则主要是引起怜悯与同情。

崇高相对于优美，更具有绝对价值，这似乎是中、西古典时代的共识。郎加纳斯说：“（自然）把我们生在这宇宙间，犹如将我们放在某种伟大的竞赛场中，要我们既作它的丰功伟绩的观众又作它的雄心勃勃的竞赛者；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灵魂中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对于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13]而中国圣人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4]，圣人则天秉道，故成其巍卓，孔子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5]就美学而言，此即为“崇高”；就社会学与历史学而言，可称为“伟大”。究其根源，皆在上古人类受制于自然、社会，于仰观俯察、怀古思昔之际，因自身之渺小与短暂，敬畏天地神明，寻求依托与庇佑，神灵与英雄崇拜由此而生。故崇高的另一面，乃庸常之卑微。以崇高凌越庸常，是古典时代的文化烙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其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最突出的就是“崇高”“伟大”往往要由具体个人或群体通过威权来落实，反映在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心理诸层面，压制个体自由，阻碍了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优美则不然，如康德所言，其无妨渺小、微弱，所引起的或是爱怜、悲悯，或是爱慕、欣赏，其蕴含的审美性质是平等与自由。

李商隐与凄凉微物、落魄文士、失意佳人互诠，其自我体认的过程，正是对爱与美、伤感与悲悯的书写；其所创造的优美的艺境，解构权威、尊重庸常，在崇高作为绝对价值的中古时代，具有某种审美启蒙的色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是以单个人的普遍崛起而达成人类的共同自由，也就是说，“英雄”“伟人”最终将成为历史。平民美学，优美的审美价值，将是文艺未来的方向。明乎此，对李商隐的诗歌风格、美学旨趣，难道不应当有符合时代与文明发展方向的新认识吗？

二 李商隐诗的篇句“互诠”与义山心法

通过诗句、诗篇间的关联，以诗注诗，剖析名篇名句的生成，寻绎诗史演进脉络，可以说是古人习用的“互诠”解诗之法。如胡应麟《诗薮》：

庾信诗“地中鸣战鼓，天上下将军”，骆宾王《荡子从军赋》“隐隐地中鸣鼓角，迢迢天上出将军”全用此。“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三语奇绝，即两汉不易得。子美“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问谁腰镰胡与羌”，才易数字，便有唐、汉之别。[16]隋末无名氏：“……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右丞“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祖之。“黄雀衔黄花，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晚唐郭氏奴作，殊有古意，与盛唐“打起黄莺儿”同。“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岂不一唱三叹，而气韵衰飒殊甚。[17]

上述诗句有的字词相似，只是稍作改易，有的是意脉和构思上有关联，将其并列比对，即可互为诠释，透示出诸多的诗史信息。

王夫之倡导“以诗解诗”，指的虽是艺术思维，但在阐释方法上，《姜斋诗话》论诗采用篇句“互诠”者极多：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怀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国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于此维系，其源出此。“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18]

王夫之还指出篇句“互诠”不能仅从字面上看：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耶？用意别，则悲愉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19]

这里指出诗歌篇句间的关联要从整体与主旨上看，不能拘泥于表面的字词。此即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对我们正确应用“互诠”之法解诗非常重要。

非只古人，钱锺书《谈艺录》中，也随处可见篇句、语像之“互诠”：

【补正】《猗觉寮杂记》卷上引相书：“手如姜芽者贵。”【补订】指手形言，犹刘梦得《酬柳州》诗之“姜芽敛手”。明汪廷讷《狮吼记》…“我娘子手不是姜，怎么半月前打的耳巴，至今犹辣。”则由姜之形而引申姜之味。……华兹华斯曰：“语已有月眉、月眼矣。复欲以五官百体尽予此等无知无情之物，吾人独不为己身地耶。”……[20]

此一节论诗文“假名而善喻”现象，在诗、史、佛经、笔记等例证外，又增以上种种补订。

长吉诗境，杜、韩集中时复有之。（以下举例）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咏叹。《天上谣》则曰：……《浩歌》则曰：……《秦王饮酒》则曰：……[21]

此一节论李贺诗与杜甫、韩愈之关联。

钱锺书还将李贺与李商隐合观，谓李商隐学李贺，好用“啼”“泣”等字，举出大量诗例，此则是将二李诗互诠，指出李商隐诗中的“昌谷家法”。钱先生以其慧心巨眼，揭示了义山诗的渊源所自。[22]

钱氏之“互诠”，有诗句、有构思、有喻像、有语词，包罗万象，广涉古今中外，可谓集此法之大成。在某种程度上看，“互诠”也是钱先生最突出的论学方法。

“互诠”既可发生在不同诗人之间，也可发生在同一诗人身上。在李商隐诗中，篇句之间关联交通，客观上构成“互诠”的就很多，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李诗的“互诠”，一是表现在字面上，如“流莺漂荡复参差”（《流莺》）、“流莺上下燕参差”（《池边》）、“黄蜂紫蝶两参差”（《闺情》）、“海燕参差沟水流”（《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短翼差池不及群”（《杜司勋》）、“东门送饯又差池”（《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等，“参差”“差池”为不齐、相差之意，写禽鸟之上下翻飞，移之以喻人事，则有失据无依之意。再如“锦瑟无端五十弦”（《锦瑟》）、“秋蝶无端丽”（《属疾》）、“人岂无端别”（《晋昌晚归马上赠》）等，前二之“无端”指没有端绪，或头绪纷繁而无从辨别，后一之“无端”，加一“岂”予以否定，则谓人生之别，总有缘由。前二与后一，反正互诠，诗意至为显豁，不过是说人间万事，有端还似无端，无端其实有端。又如“红楼隔雨相望冷”（《春雨》）、“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其一》）、“一片非烟隔九枝”（《一片》）等，以一“隔”字，叙写人生相望而不可即的阻隔之悲。他如“惘然”“惆怅”“怅望”“怅卧”，“寂寥”“寂寞”“岑寂”“独自”以及“虚”“空”“寂”，等等，词义相类，具体到相关诗作，事、境有别而情、意无差。上述诗例，有的词句相同，有的词异而意近或意同，凡此皆可合观互诠，往往意脉贯通，观一可知二。

二是表现在内容上，篇句、语词不同，而诗意相同或相近。比如《蜀桐》“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与《初食笋呈座中》“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同是致慨于良材被伐，用之非所；《晓起》“书长为报晚，梦好更寻难”、《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其二》“惟有梦中相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都希望梦境打通现实中的疏隔，即所谓邀梦、请梦、期梦、选梦，钱锺书先生论李长吉诗，于此曾有妙论。[23]只是钱先生未引义山相关诗以作补订，殊为憾事。再如《寒食行次冷泉驿》“独夜三更月，空庭一树花”与《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并读，前后相接，更像一组连续的镜头，人与景构成完整而富有意味的情境。而《春日寄怀》“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正可用《流莺》“良辰未必有佳期”一句作笺。

更近一步，《流莺》之良辰佳期不偶，实为时运不济，则《李花》“自明无月夜”、《早梅》“非时裛裛香”、《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榴花不及春”、《樱桃花下》“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等，其意一揆，皆可互诠。再进一步，“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等，非时无运、人生错舛，又何尝不能消息相通。引而伸之，《柳枝》“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赠荷花》“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丹丘》“青女丁宁结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阳”、《板桥晓别》“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等，诗意相近，叙写同时不同类或时类皆相乖所造成的万般错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时运不济。以上种种，一声长叹，不妨以“怅望人间万事违”（《赠从兄阆之》）作结。

“互诠”还是李商隐诗的内在笔法与义脉所在，在一首诗中，前后互诠，乃至句句互诠，形成一种“主调复奏”，强化其所要叙写的主题。比如《流莺》“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流莺漂荡无依，就是“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巧啭之本意，即是渴盼良辰佳期。《即日》“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人的“真无奈”在于花的“未放愁”，而花的“未放愁”就是人的“未放愁”。《雨》“秋池不自冷，风叶共成喧”，后一句诠释前一句，构成因果逻辑。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互诠与互文有相似，但不雷同，互文在意涵上可以是平行的，乃至不妨前后互换，比如《菊》“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牡丹》“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就是典型的互文；而“互诠”则有先后或因果等逻辑关联，这从以上所举诗例皆能见出。互诠可以同时是互文，但互文并不都是互诠。互文处理得不好，容易形成合掌，是诗之大忌，而互诠则能相互渗透、衬托，推进和深化主题。

理解了李商隐的“互诠”诗法，某些难解的篇句、语词，很大一部分都能豁然。比如《临发崇让宅紫薇》，整首诗似并不难懂，聚讼纷纭的是颔联“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具体而言，是颔联的第一句令人费解。有以为该句是传写有误，“应为有”当作“应有待”，或“应有为”；有以为其意虽难解，是因为有省略，但省略了什么，也不清楚。[24]董乃斌先生将该诗看作诗人与花的对话，认为此句是诗人向紫薇花表示感激，诗人对紫薇说：“你的花朵还坚持开放不肯凋落，（是因为你对我有情吧！）”[25]董先生将该句的省略补足了，称得上合情合理。然笔者以为，该句是李商隐惯用的“互诠”诗法。没有摇落，还挂在枝头，当然就是“有”了，因此，“不先摇落”就是“应为有”，前后是一个意思。但仅仅这样理解义山诗，未免又太简单了，还要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话“不先摇落”，那么就是后摇落，终归是将摇落；相应地，“应为有”，就是勉强有，暂时有，而终归是无。

再如《即日》（一岁林花即日休）。本诗伤春叹逝，主旨很明确，但具体的诗句并不是很好理解。前文云“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为花与人之“互诠”，人的“无奈”即花的含愁。若单独来看“已落犹开未放愁”一句，便很费解。有以为“已落犹开”为花落时情状犹如暂开之时；而“未放愁”，有释为“未全愁”“未尽愁”者，还是让人不明其然。[26]但理解了本诗花、人互诠的笔法，以前一句的“真无奈”来解后一句的“未放愁”，立刻就清楚了。结尾“金鞍忽散银壶漏，更醉谁家白玉钩”，“金鞍”指盛会场景，“忽散”指宴席散去，聚散匆匆，就像花开花落一样迅急。那么，将“金鞍忽散”与“已落犹开”对读互诠，“已落犹开”的意思是不是要清楚一些了呢？所有这些，都可以笼括进本诗首句“一岁林花即日休”。

一岁之花，一日凋尽，花落之迅即，令人猝不及防，似乎花开全盛之时，便是其凋落之日。诗人的悲观意识，把花开与花落的时间无限浓缩，一岁之花一日谢，花开叠映着花落，这就是义山眼之所见、心之所感。由春光之短暂，扩展到人生、生命的感慨，这样，也就更好理解“已落犹开”：按文词顺序，是说花的落，正如花的开；而诗人真正想说的，是花的开，犹如花的落——因为花开最终还是要落。这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世界的心灵独白。金圣叹有段评语，部分触及了李商隐的内心：“江间，取长逝义；亭下，取暂住义；怅淹留者，长逝无法教停，故不觉其怅然，然暂住且如不逝，故遂漫作淹留也。”[27]金评精准地揭示了李商隐在暂住与长逝之间徘徊的心态，但谓义山能得暂住之安，却不尽然。暂住是幻象，对此李商隐尤为清醒。诗人写暂住，就像写花开一样，所要表达的是那不久必将降临的长逝与衰落，以及在这等待过程中的煎熬和焦灼。这与“不先摇落应为有”是一个意思，暂住只是“不先摇落”而已，“应为有”，却非真的有。

同样的意思，还有《李花》“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写的是李花在枝头含笑开放，可“强笑欲风天”却是在自问又自怜，这花还能开几时，这明媚的笑容还能绽放几天？与其说它为春天而开放，不如说它就是为了风，为了凋落，来这世间受一番煎熬，经一番磨难。再如《摇落》“古木含风久，疏萤怯露深”，前人笺注皆云本诗写摇落之景，然“古木”且“含风久”，虽即将并终将摇落，然其时却尚未摇落，这“古木”只是悲伤地在等待那必然的摇落罢了；露深必然会冻死疏萤，只是此时疏萤尚有气力，它们只是悲伤地在等待那必然的死亡罢了。本诗悲秋怀人，所怀者多被认为是诗人妻子王氏，宜与《临发崇让宅紫薇》对读，则本诗中的摇落者即将而暂未摇落之状，可为前诗“不先摇落应为有”再补一笺。

李商隐是一个悲剧型人格特征特别突出的人，凡事总是抱着悲观的预期，而且他最善于从“有”中看到“无”，从暂时的侥幸中看到注定的不幸，他最善于表现的，是不幸作为永恒的结局尚未到来时所造成的心理折磨。他在诗中，为万物包括自己悬置了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由于这种心理，李商隐诗中的诸多意象互相诠释，既可同义相诠，如“真无奈”“未放愁”“不先摇落”“应为有”；也可反义相诠，如“已落犹开”“金鞍忽散”，开就是落，聚就是散。李商隐的悲观气质、悲感悲情就像吸引力特别强大的黑洞，将一切意象吸引过来，使之趋向同质化，为其人生世情的悲剧性体认添加注脚。就诗人而言，这也许只是在无意识间形成的诗歌心法，却在不断重复中形成特有的笔法，因为主题的统一与同质，其语汇、意象、修辞在客观上都成为一种“互诠”。

三 “互诠”批评与李商隐的再发现

“互诠”作为方法和视角，很早就应用在李商隐研究、批评和接受中，至今仍是李商隐研究中重要的批评方法。

李商隐研究中的“互诠”批评，一是着眼于其诗风的绮丽柔美，将其与柔靡类文学，如南朝艳体诗、晚唐及其后的词等相比较。元好问《论诗绝句·其十三》云“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温李新声”就是从艳体视角将李商隐与温庭筠互诠而作出的经典概括。在李商隐接受史中，专于此视角较易导致对其人其诗的否定。二是注意到其诗风诗艺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新唐书·文艺传序》云：“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28]胡震亨亦云：“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并须作注，细与笺释。”[29]以深僻、谲怪来论李商隐，其倾向有褒有贬。不过，从艺术的角度，尤其是在与李贺的比较互诠中，义山诗法诗艺得以较全面的挖掘，客观上为李商隐诗史地位的确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是对李商隐诗与人的全面肯定。与杜甫的互诠是完成这一点的关键。

李商隐诗学杜、似杜之处甚多，尤其是七言律诗，杜甫、李商隐为唐诗并峙之双峰，应该没有异议。杜诗民胞物与、忧怆沉郁，而李商隐心思绵密、典丽精深，以比兴寄托为津梁，义山在精神与人格上也与杜甫相接轨。杜甫的伟大世所共识，而李商隐褒贬在两可之间，与杜甫互诠，消除了李商隐形象的负面因素。可以说，正是以杜甫作为参照和支撑，确定了李商隐文学史地位逐渐走高的趋势。

早在北宋，很多学者就注意到李商隐对杜甫的继承和发展。《蔡宽夫诗话》记王安石晚年喜读义山诗，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30]；而黄庭坚“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31]，则是在创作上将杜甫和李商隐系为一脉。不过，从诗歌、人格等方面将杜甫、李商隐全面而深刻地联系起来，通过杜甫重新发现李商隐的则是在清初，以虞山诗派著功最大。

罗时进先生揭示虞山派“跻义山，祧少陵”，即由李商隐而杜甫的诗学路径，代表了学界的普遍看法。[32]不过，采用从李商隐到杜甫的路径，主要还是因为杜甫作为终极典范，升其堂室意味着诗之能事毕矣。现实中的序次，虞山诗人多是先研杜甫，在杜甫那里发现李商隐，再由学义山而祧少陵。钱谦益、朱鹤龄等均是先治杜后入李，进而杜、李并治。

北宋西昆诗人是宗李、学李的第一次高潮，但因其艺术局限，算不得特别成功，很快就被埋没在宋诗的汪洋之中。虞山诗派则是第二次宗李、学李的高潮。诗史上在一地形成尊崇、学习某一位诗人的高潮，且延续数代，除了虞山诗派之于李商隐，恐难再找第二例。虞山诗人宗李、学李，与地域、时代环境、诗人自身处境遭际等密切相关。选择李商隐，盖因李商隐诗幽隐绵密、婉雅沉深，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中，能激起最广大的共鸣，最能诠释他们的心曲。

虞山诗人治李、学李始于释道源与钱谦益。钱谦益始宗宋诗，尊杜甫，并不重视李商隐。《曾房仲诗序》：“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若二李，若卢仝、马异之流，盘空排奡，横从谲诡，非得杜之一枝者乎？”[33]《邵梁卿诗序》云：“唐人之诗，光焰而为李、杜，排奡而为韩、孟，畅而为元、白，诡而为二李。”[34]二文皆作于入清前。文中将义山与李贺并提，归为“谲诡”，是承自宋人的旧说。在杜甫的笼罩下，义山只是某某“之流”中的龙套甲。入清之后，钱谦益对李商隐态度大变，不仅抄校李商隐诗集，还鼓动挚友门生笺义山诗，并为他们的笺注积极作序，大力揄扬。

释道源《义山诗注》是清人第一部完整的李诗笺注，钱氏为之作序。序以对话体结撰，叙道源语云：“义山之诗，宋初为词馆所宗，优人内燕，至有挦扯商隐之谑。元季作者，惩西江学杜之弊，往往跻义山，祧少陵。流风迨国初未变。然诗人之论少陵，以谓忠君忧国，一饭不忘。兔园村夫子皆能嗟咨吟咀。而义山则徒以其绮靡香艳，极玉台香奁之致而已。吾以为……少陵当杂种作逆，藩镇不庭，疾声怒号，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词危。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钳结，若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寤也，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谜连比，此亦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为义山之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其为人激昂奡兀，刘司户、杜司勋之流亚，而无庸以浪子嗤谪。”[35]

杜甫一直是清人论李商隐的背景和语境，钱谦益和道源的对话也不例外。序借道源之口，说出钱氏本人对义山态度的转变。在二人的对话中，义山不再是杜甫笼罩下的某某之流，而是可以“鼓吹少陵”的后劲。值得注意的是道源为义山辩白一段。杜甫的伟大世所公认，而义山则不同，在他的身上，蒙受过不少的诬枉乃至污蔑。也许正是这一点触发了易代之后的钱谦益，他在新朝的经历及饱受的煎熬，使其能够对义山所遭之诬枉感同身受，义山“若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寤也”，实实在在地戳中了钱氏的痛点。故其论李商隐，必先汲汲于为之辩白，且要处处与杜甫对比，来确证李商隐的价值。《题冯子永日草》谓义山“心肝腑脏，窍穴筋脉，一一皆绮组缛绣，排纂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碧”[36]，再次强调义山诗绮靡其表，而内在却是泪血之凝聚。陈衍曾谓钱谦益学义山“专事摘艳熏香，托于芬芳悱恻”[37]，乃为末流，他轻视了钱谦益与义山的深刻联系，不理解钱把这种芬芳悱恻的寄托看得有多深沉、多郑重。如果说杜甫是钱谦益的高大偶像，李商隐则是钱谦益的现实镜像，批评者在批评对象那里照见自己，找到自我诠释的绝佳文本。

杜、李互诠并以之自诠，还体现在钱谦益的诗作中。如《和盛集陶落叶》两首，第一首颈联“平原纵猎埋狐窟，空谷虚弦应鸟巢”，“空谷虚弦应鸟巢”一句，最得义山擅长心理描写的心法，用“惊弓之鸟”之典，写其饱受惊恐、折磨乃至一击而溃的脆弱心态。义山诗有“鸟覆危巢岂待风”[38]，易“风”为“弓”，即与钱诗契合无间。第二首更是将杜、李熔为一炉：

秋老钟山万木稀，凋伤总属劫尘飞。不知玉露凉风急，只道金陵王气非。倚月素娥徒有树，履霜青女正无衣。华林惨淡如沙漠，万里寒空一雁归。

钱谦益对杜甫的《秋兴八首》极为推崇，曾步韵作《后秋兴》百余首，在其他诗篇中，也常化用此诗，如这里的“万木”“凋伤”“玉露”等词语以及与之相应的意境。全诗通篇采用比兴，以秋风落木、玉露凋伤寄怀“金陵王气”，充满故国之思。罗时进先生分析虞山诗派学义山而深于比兴，云“在异族入主中原的险恶环境中，忠爱心曲难以直赋，更难以昭世，因此采用婉曲比兴，深隐寄托的义山体，就不失为既可表达忠愤之情，又可避祸全身的方法了。显然，这是一种包含了一定政治智慧的诗学选择”[39]。暗伤亡国的政治寄托是一个方面，对钱谦益来说，其与义山的心神相通，可能主要还是个人际遇以及与之相关的抑郁心结。 

就本诗而言，前半承杜甫，重在写故国之思；后半则多近义山诗境，重在写个人心曲。“倚月素娥徒有树，履霜青女正无衣”一联，正是所谓“义山体”，尤值得注意。此联令人立刻想到义山“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等句。诗境清冷孤高而又幽怨哀怜，清高自不难理解，而哀怨者，与其所遭“爱之者虚而无益，妒之者实而有损”[40]的现实处境当不无关系。钱、李诗心合境谐，千年一叹，彼此正可互诠响应。

为李商隐辩诬，也就是为自己辩白。也许说不上是辩白，易代孤危之境，是非系于一身，风前灯下读义山，句篇之外皆有所指，字里行间就是寄托。将这种阅读感受呈现出来，李商隐的形象自然为之一变。以比兴寄托作为转换，以杜甫作为背景和阶梯，在辩白的基础上，义山诗也就极自然地升华为“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

道源的诗注、钱谦益的序，奠定了清人接受李商隐的基调及以比兴寄托为根本的解诗之法。钱谦益因为个人的境遇，着眼在义山的抑郁心结；而虞山派及清初其他治义山的大家，如朱鹤龄、冯舒、冯班、吴乔等，都未曾仕清而得以全节，这使他们非但没有钱谦益那样的心理负担，反而多了一份精神上的兀傲和自负，故其注义山诗能两者兼重，既伸义山之冤，又明义山之志，直揭其政治寄托。朱鹤龄《李商隐诗集笺注》强调李商隐“阨塞”“沉沦”的处境，谓之“身危”“思苦”，就跳过为义山辩诬一节，直揭其深隐婉曲的风人遗响。

与钱谦益先后主盟虞山诗坛的冯班，在宗杜甫的同时，逐渐提高李商隐和西昆体的地位，最后跳出杜甫，独重晚唐与义山。冯班性格孤傲，生涯潦倒，与朋友聚，时作阮籍哭而常含义山悲。李商隐《有感》诗云“古来才命两相妨”，冯班就是“才命相妨”的典型。其兄冯舒因诗文被构陷，系狱屈死之后，冯班对清廷更为惮恨，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他也更深刻地体会到隐曲微言的苦心孤诣。钱谦益序冯班诗云：“其为诗，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其情深，其调苦，乐而哀，怨而思，信所谓穷而能工者也。”[41]六代和温、李的绮词丽语，在特殊年代能成为文人的保护色，掩盖深微的兴寄。冯班出入齐、梁、温、李，重在绮词婉讽，视“比兴乃诗中第一要事”[42]，齐、梁艳体加以比兴之意，“风云月露之词”同样可以“寄托高胜”[43]。冯班之诗，与李商隐诗契合相类的极多，如其咏物诗多咏微细悲凄之物，用典细密深婉，诗法深谙义山曲折吞吐之要妙，乃至在语词意象上的借鉴、重叠等。[44]从某种程度上说，《钝吟集》中的很多诗，足可作为笺释樊南诗的文本。当然，冯班诗对义山的诠释，更深的是在精神层面，倚红偎翠之间寓含的忧苦郁勃，只是流淌得更曲折、更沉缓罢了，钱谦益谓之“情深、调苦”，良有以也。

从诗史的角度看，冯班以《香奁》《才调》及温、李为师范，提倡“炼饰文采”，以矫正宋明固陋浮疏之风，也逐渐与钱谦益的“筋力于韩、杜而成就于苏、陆”拉开距离[45]，使虞山诗学分枝散叶，更为丰富、复杂。如果说钱谦益主要以杜甫诠释义山，那么，冯班等则加大了用六朝诠释义山的分量，杜甫、宋诗的比重与六朝、温、李此消彼长，是判断钱、冯诗学最显著的指标。对冯班来说，李商隐的深情绵邈、丽密精工显然比杜甫更接近其诗歌理想。

冯班的追随者吴乔，服膺冯氏丽词婉讽、寄兴深微的诗学主张，他一方面撰《正钱录》，规正钱谦益宗法宋元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其诗话与诗选评中，大段引用冯班的观点，倡扬冯氏诗学。虞山诗两派之分，愈加清晰，对二冯、吴乔这一派而言，丽词、比兴，成为密切相关的两大要素。吴乔《西昆发微·序》云：“义山虽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优柔敦厚。为此道之瑶草、琪花，凡诸篇什，莫不深远幽折，不易浅窥。”[46]这一段文字，意味着作为背景的杜甫逐渐隐去身影，而李商隐作为典范得以确立。

以比兴寄托为内核，将李商隐从《楚辞》一路接引而下，谓其乃“美人香草之遗”[47]，也就不必把杜甫拉到台前，为义山的绮靡香艳作辩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杜甫的离开，杜甫作为灵魂已渗透到义山诗的内骨。

刘学锴先生说：“清初李商隐接受、研究热的兴起，钱谦益是一位起倡导、指导作用的关键人物。”[48]钱谦益有倡导之功，然后人眼中的“虞山派”，“主要指二冯及其追随者中提倡晚唐，学西昆体的那部分诗人”[49]，这实际上说明宗祖李商隐是虞山诗派得以成型的标志。虞山诗派与虞山诗学由杜甫始而至李商隐终，虞山诗家在治杜中发现李的价值，并因地域、时局和研究者个人情怀境遇而不断酝酿、激发，通过比兴寄托的转化，将李商隐的诗坛地位抬到史上最高。

两层“互诠”，使清初诗家重新发现李商隐，一是通过与杜甫及六代的互诠；二是批评者在特殊环境中的情怀、心态、诗学旨趣等，与义山深婉诗境的“互诠”。冯、吴等人注义山，因过于讲求比兴寄托，以致有妄加比附、求深反凿等弊端，今人固然可以评其不当。不过，也不妨从这不当中，去认识批评家的个性、思想以及其与批评对象互动所呈现的丰富图景。

结  语

“互诠”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思维和方法，客观存在于诗歌创作和批评中，就像物体以参照物显示运动，“互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创作和批评得以进行的必要方法。

就李商隐而言，通过“互诠”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诗歌的风格特征、情味旨趣，对于某些隐约深微的篇句，从“互诠”的角度剖析其创作心法，进窥其诗思与笔法，则能奏刀然，解开“诗谜”。在李商隐的接受史与批评史上，与杜甫的“互诠”，是李商隐诗史地位得以提高的重要环节，虞山诗家对此居功至伟，开启了重新发现李商隐的新路径。虞山诗家以比兴寄托解义山，在笺释义山的同时，也在诠释着他们的诗歌主张和情怀志趣，这是批评家和批评对象的“互诠”。

本文大略梳理了李商隐诗歌及其接受、批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初探“互诠”之法在义山诗歌研究中的应用，对于其他的很多诗人诗作，“互诠”也许同样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视角和方法。

注释

[1] （唐）李商隐著，（清）朱鹤龄笺注，田松青点校《李商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序，第2页。

[2] （唐）李商隐著，（清）朱鹤龄笺注，田松青点校《李商隐诗集》，序，第2页。

[3]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原载《文学周报》1927年10月第5卷第11、12号合刊，收入《达夫全集》第3卷《过去集》，开明书店，1928，第10页。据川合康三在《中国的自传文学》中考证，此语源自法国自然主义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言“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

[4] （清）钱良择：《唐音审体》，清康熙四十三年昭质堂刻本。

[5] 程千帆：《左太冲咏史诗三论》，载《程千帆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413～414页。

[6] 参见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45～46页。

[7] 参见李翰《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言志”之诗学传统及士人思想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 本文引用李商隐诗文，均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4；《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后文不再一一加注。

[9] 缪钺：《论李义山诗》，载《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9页。

[10] 董乃斌：《诗人与花树的对话——说李商隐〈临发崇让宅紫薇〉》，《名作欣赏》2022年第3期。

[11] 钱良择《锦瑟》眉批，转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1585页。

[12] 〔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3、4、6页。

[13] 〔罗马〕郎加纳斯：《论崇高》，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26页。

[1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8页。

[15]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83页。

[16] （明）胡应麟撰，王国安点校《诗薮·内篇》卷五，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第50、52页。

[17] （明）胡应麟撰，王国安点校《诗薮·内篇》卷六，第104～105页。

[18] （清）王夫之著，夷之校点《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142、146页。

[19] （清）王夫之著，夷之校点《姜斋诗话》，第158页。

[20]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33页。

[21] 钱锺书：《谈艺录》，第150～151页。

[22] 钱锺书：《谈艺录》，第137～138页。

[23] 钱锺书：《谈艺录》，第156～157页。

[24] 参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1200页。

[25] 董乃斌：《诗人与花树的对话——说李商隐〈临发崇让宅紫薇〉》，《名作欣赏》2022年第3期。

[26] 参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1381页。

[27]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1382页。

[28] 《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中华书局，1975，第5726页。

[29]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38页。

[30]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46页。

[31] （宋）朱弁：《风月堂诗话》，载胡传志《金代诗论辑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65页。

[32] 罗时进：《李商隐对清初虞山诗派的影响》，《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2期。

[33] （清）钱谦益：《曾房仲诗序》，载《牧斋初学集》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928～929页。

[34] （清）钱谦益：《邵梁卿诗序》，载《牧斋初学集》卷三二，第936页。

[35] （清）钱谦益：《注李义山诗集序》，载《牧斋有学集》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703～704页。

[36] （清）钱谦益：《题冯子永日草》，载《牧斋有学集》卷四八，第1576页。

[37]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04页。

[38] 本句出自李商隐《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乃灭敌之威，而非抒写个人情感，然诗句之构思、修辞与钱诗极契合。而李诗中写心态之煎熬、脆弱的，即所谓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情境，数量极多，见前文所论，皆可与钱诗对读。

[39] 罗时进：《李商隐对清初虞山诗派的影响》，《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2期。

[40] 纪昀评语，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334页。

[41] （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载《牧斋初学集》卷三二，第939页。

[42] （清）冯班：《读古浅说》，载《钝吟杂录》卷四，中华书局，2013，第75页。

[43] （清）冯班《家戒上》云“风云月露之词，使人意思萧散，寄托高胜，君子为之，其亦贤于博弈也”（《钝吟杂录》卷一，第5页），在《陆敕先玄要斋稿序》（《钝吟杂录》附录一，第150～151页）中，冯班称颂陆的诗歌，进一步强调红紫倾仄之体亦可发扬温柔敦厚之诗教。

[44] 冯班及其兄冯舒诗作与李商隐的关联，可参米彦青《论二冯对李商隐的接受》（《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3期），毋烦本文援诗例证。

[45] （清）王应奎：《柳南文钞》卷二，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另，蒋寅《二冯诗学的影响与虞山派诗论》（《文史哲》2008年第1期），论二冯与钱谦益诗学之异甚详，可参。

[46] （清）吴乔：《西昆发微·序》，载《丛书集成初编》第240册，商务印书馆，1937，第1页。

[47] 冯班评语：“义山《无题》诸作，真有美人香草之遗。”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432页。

[48]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第86页。

[49] 赵永纪：《论清初诗坛的虞山派》，《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