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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非遗进景区的巡游队伍中，志愿者手举横幅沿途进行反电诈宣传。（视觉中国/图）
为了能早点回来，很多电诈人员不得不找“黄牛”插队，“谁出的钱多谁先回来”，因为人数太多，到后来连“插队都得排队”。
为了给云南“减负”，一些电诈人员流出较多的地区，纷纷派员赴云南边境支援。据王波透露，湖南在那边成立了4个工作站，分别由4个严重城市公安局牵头。
据一名基层“劝返”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强制回国人员到当地派出所报备和采集信息。若再次去国外，警方能立刻知道。此外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要“居家学习”，外出需报告。
据湖北某地一位村干部介绍，该村有一个疑似“缅北窝点人员”，一直处在失联状态，他们给家属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发了注销户籍公告，过了两天左右此人就报备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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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劝返”行动正在全国多地展开。行动所针对的对象，是缅甸北部的逾十万中国人，他们从事的多是电信诈骗及相关产业，诈骗对象也主要是中国人。然而由于身处境外，司法机关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打击。为了遏制电信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全国一些地区采取“注销户籍”等强力措施，劝返他们回国投案自首。政策压力之下，“缅北窝点人员”排队回国，接受地方政府“管控”。由于人数众多，且适逢云南2021年暴发多轮新冠疫情，导致边境压力加大，一些“缅北窝点人员”流出较多的地方纷纷派员支援云南。有专家认为，“劝返”政策非常高明，对于打击跨境诈骗意义重大。但也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注销户籍”等措施并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劝返”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公安机关院内，四十余名年轻人排成6列，齐声高喊：“我在缅北做诈骗，现在回到祖国妈妈怀抱，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骗中国人。”2021年3月，源自公安部刑侦局的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从2021年初开始，特别是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中缅边境地区的各个关口，身处缅北的电信诈骗从业者排队回国现象就成为一景。据湖南省某市公安局打击电信诈骗负责人王波（化名）介绍，“劝返”电诈人员的全国性动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之前早知道有中国人在缅北做电信诈骗，但没想到数量有这么多。在各地“劝返”公告中，这些人被称为“缅北窝点人员”或“滞留缅北人员”。据王波介绍，缅北电诈包含了电信诈骗的各个门类，目前是以“杀猪盘”“裸聊”“刷单返利”为主。按最初的政策要求，如果这些人在6月30日之前回国，将获得从宽处理，否则，他们将受到一系列严厉处罚。不过，按王波所说，目前时间已经延至10月份左右，一是因为人员数量超出预期，二是疫情防控所致——边境地区没有足够的隔离房间。据王波介绍，自“劝返”政策实施以来，中缅几个边境口岸天天爆满，排队投案自首的有上万人，“已经排到一两个月以后”。2021年3月18日，从缅北入境后正在隔离的齐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所在的云南省某县隔离点，正在回国的电诈人员有近千人。据他介绍，电诈人员是春节后开始集中回流，因为回国人员太多，导致边境地区物价飞涨：“出租车每公里十块，盒饭五十，一瓶水五块，原价二十三的玉溪烟六十块……”齐红是山东烟台人，在缅北的佤邦（缅甸掸邦东部第二特区）做了3年中文教师，这段时间正是电信诈骗迅速发展的时期。2021年回国时，恰逢“劝返”政策实施。齐红说，跟他一起回国的电诈人员很容易辨认：这些人多是操南方口音的年轻人，互相说话很小声。大概因为长期夜间工作且在电脑前久坐所致，大都面色苍白，走路习惯前倾。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摸到了这些人的作息规律，经常在午夜甚至凌晨时分，推着车子在走廊里卖夜宵。齐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的电诈人员仍未悔改，他在国内隔离点的第一个晚上，就听到隔壁有人用手机继续从事电诈活动——他们多携带三四部手机。另据齐红介绍，为了防止电诈人员偷渡回国，那时边境线上已经设立很多检查站，民间偷渡价格已上涨到万元以上，而以前不到一百元就可以。到了4、5月份，偷渡已经不可能。有消息人士称，云南边境地区民兵昼夜巡逻。而在中缅边境上，数百公里长的铁丝网也很快立起来。7月中旬，湖北省某地一位从事劝返工作的基层干部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能早点回来，很多电诈人员不得不找“黄牛”插队，“谁出的钱多谁先回来”，因为人数太多，到后来连“插队都得排队”，没有钱的则只能干等。据他介绍，这些人在缅北过的日子“生不如死”，“迫切需要回到国内”，“（他们）给我们发微信说，中国和缅甸就隔一条小沟，一跨就过去了，但他们不敢跨。因为隔五米远就有一个民兵。”《证券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在缅北地区从事电信诈骗的有10万多人。不过，该报道并没有交待该数据出处。事实上，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偷渡出境，无法知道“滞留缅北人员”的确切人数。在缅北流传的一份名单显示，除了港、澳、台未纳入统计，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逗留缅北中国公民”，其中湖南、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广西、重庆六省（市区）均在一万人以上，总人数则超过14万人。上述湖北基层劝返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此次劝返行动中，当地最多的一个村回来七十多人。王波说，他所在的市“缅北窝点人员”有八百多人，在湖南并不算多。据王波介绍，电信诈骗犯罪形势是从2019年开始突然变得严峻起来。据其介绍，缅北地区的违法犯罪前几年主要是以贩毒和赌博为主，由于电信诈骗成本低、风险小，近年来参与者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是由其他犯罪行当转过来的。到2021年，电信诈骗已经是全国性的犯罪类型之一。“国家进行研判之后，发现从事涉嫌诈骗的人员基本是在缅北这一带，开始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据公安部资料，2017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3.1万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5.7万人，电信诈骗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31.5亿元。而到了2020年，上述数据比2017年分别增长0.95倍、4.6倍、1.69倍。公安部表示，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持续高发，已成为上升最快、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突出犯罪。云南民族大学周鑫是国内少数就缅北电信诈骗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缅北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使其近几年成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首选之地。据其介绍，电信诈骗发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后来转移到福建、广东等地。国内打击力度加大之后，又转移到境外，如欧洲、东南亚等地。中国与多国逐步建立警务合作机制，多重打击之下，境外电信诈骗集团看准了缅北地区，该地区由多支民族地方武装控制，不受缅甸中央政府控制，由于这些地区既没有实体经济也缺乏自然资源，地方政权出于发展需要，电信诈骗甚至形成产业，对于中方跨境打击电信诈骗的行动并不积极配合。2021年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央重要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对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案人员集中、黑灰产业泛滥的地方要进行重点整治。国务院联席办要继续实行红黄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对问题严重、整改不力的地区坚决予以挂牌整治。国务院联席办的全称是“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从2015年成立起即对“重点地区”实施挂牌整治。所谓“重点地区”指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流出地。2017年，国务院联席办公布了18个挂牌整治的重点地区，其中包括以“假冒QQ好友诈骗”为主要骗术的广西宾阳县、以“重金求子”“美女伴游”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已摘牌）、以“网络购物诈骗”为主的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已摘牌）、以“冒充领导或熟人”为主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已摘牌）。福建省的安溪县，那时就以“赴境外诈骗窝点作案”上了挂牌名单。之后，该县将打击电信诈骗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要内容，对涉诈人员采取诸如拆除赃款建房、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取消子女就学学位优惠等严厉措施。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全国针对缅北电诈人员的“大劝返”行动中，一些地方采取的严厉措施即参考了安溪以前的做法。早在2018年，安溪县即针对境外诈骗人员开展“劝返”工作。据相关报道，2018年，安溪县在召开“打击电信诈骗百日会战”会议时，曾提到该县成立了一支70人的“赴外打击突击队”，并在云南设立“赴外打击指挥部”，专门开展打击、劝返、驱散、管控和宣传工作。不过，综观本次全国性“大劝返”行动，最初或出于疫情防控所需。2020年11月24日，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发出通知，规劝跨境违法犯罪人员回国投案自首。从通知内容看来，这项政策主要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实施。通知中提到，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抗疫情、防输入、打偷渡”工作部署，对明知已感染或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不遵守疫情防控措施，仍然非法出入境，引起病毒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情节严重最高可判死刑）、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等一并立案侦查。据周鑫介绍，由于中缅边境长达两千多公里，没有天然屏障，很多地方仅一步之遥，导致出入境监管困难，中国是“有边难防”，缅北地区是“有边不防”，很难杜绝偷渡。这也是犯罪分子选择缅北作为栖身地的原因之一。新冠疫情发生后，偷渡人员也成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从2021年4月起，作为中缅边境城市的瑞丽先后四度因疫情“封城”，传染源多来自偷渡入境人员。2021年1月26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出通告，敦促“跨境赌博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要求犯罪嫌疑人“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截止日期是2021年4月30日。“两高一部”发出通知的次日，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即召开专题会，推进落实“永定籍在缅北人员摸排劝返管控工作”，提出结合疫情外防输入要求，“全员上阵、全力以赴”。这是南方周末记者所查询到的第一个将“劝返”对象明确指向缅北人员的地方信息。王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并不是所有“滞留缅北人员”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不管在缅北具体做什么，他们基本都是偷渡出境，而偷渡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因此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打击。不过，王波也承认，对于一些“劝返”回来的电诈人员而言，警方并没有掌握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因此也只能就其偷渡行为进行处罚。一般是做罚款处理。2021年3月16日，浙江省永喜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出“紧急预警”，称缅北地区国内人员犯罪案件高发，警告切勿偷越国（边）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和赌博活动。此前两天，福建省安溪县以“赴境外诈骗窝点人员流出地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向全县发出通告，指出在缅甸、老挝从事电信诈骗的安溪户籍人员随时可能偷渡入境返安，对该县疫情防控带来巨大风险隐患。要求务必于2021年6月底前经指定方式如实申报后，通过正规渠道回国。2021年4月8日全国打击电信诈骗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各地更加频繁地发出各种“劝返”公告，贯彻中央领导关于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指示精神。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发出的各类“劝返”通告已经有110余份，其中发出较多的有湖南省、福建省、四川省。通告的级别以县级为主，但也有乡镇（街道）甚至行政村。通告多以县（市）“联席办”的名义发布，有的也以“打击电信诈骗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出，还有的以县（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名义发布。江西省余干县则是以“县劝返逼投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2021年6月11日，北京的茉莉园社区加强反诈骗宣传。（视觉中国/图）
严厉的问责机制之下，地方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一些地方的动作显示，“劝返”缅北电诈人员已经上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有个别电信诈骗严重的县市，还成立了“禁毒与反诈人民战争指挥部”，将“反诈”与禁毒并重。湖南省邵阳县小溪乡的“劝返工作方案”显示，该乡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则由全体党政班子成员担任。“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坚定决心，确保劝返工作落到实处”。方案中提到，领导小组将实施通报排名制度，从5月31日开始，每隔半月对“缅北窝点人员”数量进行一次排名通报，对未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村（社区）进行通报批评，累计3次对第一责任人及主要责任人进行约谈，累计4次取消评优资格，累计5次则将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移送乡纪委立案调查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各村通过自主劝促缅北窝点人员回国投案自首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付工作经费。在地方党委政府发动的强大攻势下，大量缅北电诈人员纷纷回国投案自首，导致云南边境口岸压力骤然加大。为了给云南“减负”，一些电诈人员流出较多的地区，纷纷派员赴云南边境支援。据王波透露，湖南在那边成立了4个工作站，分别由4个电诈人员流出较多的市公安局牵头，“我们这些情况不严重的，每个工作站派一两个人到那边，配合他们工作”。衡阳市某县公安局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仅该县派驻云南边境的基层干部就有十多个，“4月份就过去了”。除了派常驻人员以外，一些地区还视情况临时派员赴滇做“劝返”工作。据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政府官方微信号上的一篇文章披露，6月17日，该镇党委书记陈万娣亲自带队，组织“精干人员”成立“工作专班”，前往云南开展“劝逼返”工作。据这篇文章介绍，长汀县有一个“劝返工作组”派驻在云南。“劝返”仅是针对“缅北滞留人员”所做工作中的一步。相关人员劝回来后，还要对其进行“管控”，防止其再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据上述基层“劝返”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强制回国人员到当地派出所报备和采集信息。若再次去国外，警方能立刻知道。此外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要“居家学习”，外出需报告。对于“劝返”回来的缅北人员，王波所在市的“管控”做法是，由党政干部、派出所民警以及村（社区）干部采取“三包一”管理模式，进行动态管理，每个月见面了解情况，没有工作的，还会为其介绍、安排工作。有的地方的“管控”措施更为周密。根据邵阳县小溪乡的工作方案，各村（社区）针对缅北人员采取“六包一”工作机制，每人安排一名乡镇领导、一名派出所领导、一名驻村干部、一名派出所民警、一名村干部、一名驻村辅警进行管控，确保所有重点人员管制到位，不再继续作案。在周鑫看来，在与缅北地区警务合作渠道不畅、难以越境打击的情况下，中国发挥制度优势，通过“劝返”措施主动出击，让犯罪分子回到可以管辖的地方，对于打击垮境诈骗的意义非常大。“国家采取这个办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跨境诈骗问题中‘管住人’的问题。”由于情况不算严重，王波所在的市没有面向社会发“劝返”缅北人员的通告。据王波介绍，在实际工作中，该市也是以“劝”为主。对于一些涉诈人员重点地区而言，则针对拒不回国的缅北人员出台了各种强力措施，包括刷标语、上失信人名单等。一度引发舆论质疑。在各类强力措施当中，注销户籍成为一大举措。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各地公告发现，声称将对拒不回国的缅北电诈人员采取注销户籍措施的县或乡镇已有二十多个，其中较早提出的是广西宾阳，2021年5月18日，宾阳县公安局在第二次发布《关于敦促滞留境外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时，明确提到“经多次劝返拒绝回国的，公安机关将依法注销其户籍”。2021年6月初，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告“依法注销第一批失踪人员”。称根据有关利害关系申请，拟视情对该市第一批共10名失踪人员（涉嫌非法出入境、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违法犯罪行为）户籍依法提请按程序注销，并列出10名失踪人员的名单，并称户籍被注销将影响其国籍的甄别，导致今后无法回国。6月6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境外搞电信诈骗？注销户籍！》为题转发了此消息。在瑞昌市之前，湖北天门市干驿镇即发布《关于依法注销第一批失踪人员（疑似偷越中缅边境违法犯罪人员）户籍的公告》，共有33人列入名单中。2021年6月3日，宾阳县公安局第三次发布《关于敦促滞留境外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时，附上了一份“57名滞留境外违法犯罪嫌疑人”名单，其中33人标记为“诈骗前科人员”，声称如经多次劝返拒绝回国，公安机关将依法注销其户籍。据湖北某地一位村干部介绍，注销户籍的效果明显，该村有一个疑似“缅北窝点人员”，一直处在失联状态，他们给家属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在房前屋后喷涂“诈骗之家”标语，都无动于衷。后来发了注销户籍公告，过了两天左右此人就报备回国。目前，该村80%以上的缅北窝点人员经过“劝返”已经回国或报备回国。一些律师近期也接到缅北人员家属电话，咨询有关注销户籍事宜。根据各地公告，注销缅北人员户籍的程序是：当地政府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将其“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进而注销其户籍。但是有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公民因下落不明“宣告死亡”通常是由近亲属申请，以解决财产继承等法律问题。但缅北电诈人员的亲属通常不会主动申请宣告死亡。那么政府所称的“利害关系人”究竟是谁、有没有资格申请就成疑问。不过，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虽然多地声称采取注销户籍的措施，甚至公布了名单，但具体措辞却值得玩味，比如，通常使用“按程序”、“拟视情”等模糊字眼。事实上，目前尚无缅北人员户籍已被注销的实例。而较早提出该做法的瑞昌市在被媒体报道之后，该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删除了注销电诈人员户籍的公告。王波说，实践中的各类“劝返”措施，并非是中央要求，甚至也不是省里的意见，而是基层为了推进工作“想出的办法”。7月中旬，再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波表示，根据最新的文件，中央已要求各地“劝返”工作中不得采取注销户籍等过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