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实证经济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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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是之
按：本文是一篇旧文，去年直播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然今年看依然有效，关于今年的诺奖简单点评正在写，稍后发布。
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先他既不是由诺贝尔本人设立，也不是由诺贝尔家族所成立的奖项，它是由瑞典中央银行所设立的。
它的正式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说白了，就是蹭了真正的诺贝尔奖的热度和流量，而且蹭的非常成功。
就这个奖的名称都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诺贝尔的曾侄孙彼得·诺贝尔是经济学奖的激进批评者，他认为此一奖项对其家族姓氏的滥用，并声明诺贝尔家族从无设立“经济学奖”的意愿 。
客观讲，尽管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
但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影响力大并不代表正确。
科学的追求是真理的追求，并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是对的。
今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平分诺奖，其中大卫·卡德（David Card）一人独享奖项的50%，另一半由对因Joshua D. Angrist 和 Guido W. Imbens两位学者共享。
左边大卫·卡德获奖理由是：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
那么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是什么呢？
主要是他和他的小伙伴在 1993 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的一篇论文。
论文题目是：最低工资与就业：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快餐业的案例研究(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工资提高了，但相对于宾夕法尼亚州而言，新泽西州的全职就业人数还是增加了”。
他们的研究方法大概是这样的，1992年4月1日生效的新泽西州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这就给他们创造了调研的机会。
于是他们调查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一些快餐店，来评估最低工资上涨的效果。
他们的统计数据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
而且他们给这种方法起了个迷惑的名字，叫作“自然实验”，认为这是研究人员在真实世界中的观察结果，而不是实验室条件下的研究。
他们作为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这样的研究结果在学术界和政治圈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且影响力至今还在。
在学术上，他们这篇论文后来几乎成了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必读之一，论文有 841 次引用。
另外一方面，在 1993 年之前，学术界对最低工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不同看法，但主流观点基本还是认为最低工资弊大于利。
美国各州也并不经常提高最低工资，也就是对立法提高最低工资这事儿不太热心。
但是这位大卫·卡德的论文既打破了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也给美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最低工资这事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界的后生们，追随者卡德的研究，对最低工资的认识从“弊大于利”开始转向“利大于弊”，这也让美国那些政策制定者开始相信提高最低工资是没什么害处的。
后来美国各州都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大幅提高美国人每小时的工资。
今年拜登在美国推动每小时 15 美元的最低工资立法，而其他州也跟着提高最低工资。
所以，虽然这位卡德仁兄今年才刚刚获得诺奖，但他的影响力从 1993 年就开始积累了。
这个影响力，一方面是学界，一方面是政界。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力量，只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大卫·卡德的观点并不是没有反对者，在他之后有很多研究者采取同样的方法，却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大卫·卡德和他的反对者们，采用的都是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我们现在重点讨论的就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局限问题。
从大的方面来说，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物理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统计数据的办法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这个方法在物理学领域当然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是否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1、人的思想有自由意志
我们首先要明确，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完全不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是人，就会有人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大脑会决定并选择一个目标，然后就会试图用行动来达到这些目标。
而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随机的过程，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目标。
甚至说，对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他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判断。
比如，我们有些时候刚刚做了决定就后悔。特别是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不知道该选哪个的时候，很有可能你选哪个都会后悔。
也就是前后几秒钟的事情，我们在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人和物的不同之一，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而物理学研究的物，没有自由意志。
另外我们说，我们人对一个物的价值判断是很主观的一件事。
你觉得黄金值钱，结婚必须买金银首饰。也有人觉得黄金没什么，有钱也不买。
同样的还有钻石，有人觉得它代表了永恒，有人就觉得钻石是垃圾。
我们的价值判断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有时候还很随意。因为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的目的会变化，我们想要实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也会变化。
所以说，经济学无法做可控实验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就在于不仅仅是我们能够观察、统计到的那些数据会变化，而且那些我们无法观察、统计到的人的主观目的和主观的价值判断也会发生变化。
于是我们看到，人所面对的环境变量如此之复杂，以至于我们都很难想象出如何来隔绝条件来验证经济学理论的真假。
2、人的行动没有恒常关系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物理学的研究中，有很多的基本常数。比如我们中学物理就会接触到的，真空中的光速 c，牛顿引力常数 G，基本电荷 e，量子力学的普朗克常数 h。
这些常数是物理学家的共识，他们对此都不会有异议，他们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并进一步得出一些“恒常关系”和规律。
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既找不出任何一个像物理学这样的常数，也找不到这样的恒常关系。因为每个人的目的可能都会不同，同一个人这一秒和下一秒的决策就可能完全相反。
或者说，我一年 364 天都在吃包子，你也不能就此推断我这一年最后一天一定还吃包子。
目的不同，期望的结果不同，选择的手段就会不同。所以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目的和手段、行动和结果等等这些因素之间完全无法建立物理学那种恒常关系。
3.实证统计无法统计那些看不见的数据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而实证经济学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进行实证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提出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问题。
比如典型的“破窗谬误”。
一个小偷把街上一家小店的玻璃砸破了。正在店主悲伤的时候，围观的人群里突然有人说，这事要辩证的看，虽然玻璃碎了，但玻璃厂就要多生产一块玻璃，就要多向上游产业进购一些原材料。
这样从全国来看拉动了内需，增加了GDP，是好事，不全是坏事，有它好的一面。
我们看得见的、能够统计到的是，破窗之后，玻璃制造厂，去新生产玻璃，重新卖给小店主。
我们看不见的、永远无法统计到的是，这块玻璃假如没有被打破的话，这个小店的店主原本计划去看电影、去购物，或者去再投资。
无论如何，他的计划被打乱了。那些无法成行的计划深藏于他的内心，永远无法展现在我们的统计报表上。
实证经济学强调用所谓的事实说话，要用统计的方法来获得数据，然后用数据来验证理论。
那么需要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事实，能够统计的，都是那些摆在明面上的事实和现象。
再比如计划经济鼎盛时期，萨缪尔森用了很多前苏联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即便是我们认为这些前苏联的经济数据和我们的钢产量的数据都是真的，按照年份统计来看，这些数据很可能都是逐年增长的，很可能增幅还比较大。
但这样的数据真的值得高兴吗？真的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吗？苏联老大哥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所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人的思想有自由意志；
第二，人的行动没有恒常关系；
第三，实证经济学无法统计学那些看不到的数据。
所以经济学完全就不应该采用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借鉴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漏洞。
弗里德曼其实也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写到：
经济学不能由“至关重要的”实验产生的鲜明而直接的证据，确实阻碍了对假说的适当检验，这使经济学在清除不成功的假说方面开展的工作缓慢而艰难。这些不成功的假说极少被永远击败，并且经常卷土重来。
这次获得诺奖的支持最低工资的理论就是这样。
弗里德曼是坚定的最低工资法的反对者，后来美国劳工部门的统计数据也支持了弗里德曼的看法。
但是这样的实证统计反驳，非常的脆弱，因为最低工资的支持者们随时都可以拿出新的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
大卫·卡德就是这样，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发表在顶级专业期刊上。让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科学，科学就代表了正确。
再加上现在有诺奖光环的加持，相信这套理论的人会更多，弗里德曼反对的声音早已被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题图：Camille Pissa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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