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天山的杨增新（下）
弃文轻武，无为而治，新疆蒙昧未开
与同时代的为官者相比，杨增新为人并不算贪婪。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杨增新不受馈赠，不纳贿赂，做事节约，不讲排场，不刻意追求衣食住行的享受。当然他也需要金钱。杨增新的生财之道，主要是利用当时新疆省票和喀票（新疆地方货币，1908年开始发行，先流通于全疆，后主要流通于喀什、和田地区。币值较高，信誉也较好）的币值差价，收获盈余。即当时的喀票一两等于省票三两，而省财政厅在收入上却将省票和喀票等值计算，盈余部分就落入杨增新的腰包。
靠这种进项，杨增新在大连和天津租界先后购置洋楼，并每年向内地大笔汇款。杨增新就是利用这种陋规为自己敛取为数不少的积蓄，存到租界的银行。即使这样，比起那些私立名目、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的当时官员来说，还算是比较清廉。初登宝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杨增新在整顿吏治上面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思：一方面，让在新疆为官人员的官俸高于内地官员，使其衣食无忧，不贪不腐也能优裕过活。
同时，大力鼓励廉洁，严惩贪官污吏。如曾担任库车知事的桂芬，在收缴税赋时,不仅能革除以前的积弊,而且不从中渔利,比较清廉。鄯善县知事张衔耀,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兼顾民生,这两人都受到杨增新的赞扬和褒奖。对确有劣迹，又民愤极大的贪官,则严惩不贷。
杨增新治理劣吏的方法之一是鼓励民众控告地方官。如于阗县知事谢维兴、伊宁县知事廖焱均因贪污公款、鱼肉乡民，被查实后处以死刑。1914年，仅喀什道12个县知事中,就有11人受到程度不同的惩处。而从新疆建省到清朝末年，新疆地方官没有一个人因贪污被查处撤职。
杨增新的吏治对清末民初的新疆政坛，确实起到了震慑和警示的作用。杨增新作为一个历经风霜的旧官场的宿将，深知“千里作官为生财”这个道理，在政权稍得稳固之后,就放宽自己的吏治标准。首先是自己不过度贪婪，对部下也默许在一定的范围收敛适度的钱财。只要不闹得沸沸扬扬,不惹得天怒人怨,老百姓还能承受得起，就不予追究。
初登宝座的杨增新为整顿吏治，约束部下不至距自己“为官做人”的距离太远，还在迪化东门修一座上帝庙（今乌鲁木齐文庙）,每有新官上任,都要按例到上帝庙参拜,并举行仪式,宣誓“奉公守法”。杨增新本人也不相信宣过誓这些官员就会廉洁奉公,目的只是让官员们受到“天良”的约束,做人做事不超“本分”。这里主要体现的是杨增新对部属的一种驾驭术。
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官员一般都不过分,没有因官员贪敛发生大的风波,这与杨增新对当时官场的驾驭和约束应该是有关联的。但杨增新所谓的“无为而治”思想却不像自己设想的那样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杨增新得出一条独特的政治经验:大凡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是有知识的人拨弄出来的。“天下之事,出于愚者恒少,出于智者恒多”。根据这种体会，杨增新希望自己治下的百姓愚昧一点。人民浑浑噩噩，自然不会关心和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自然不会威胁其政治统治。这样，自己便可以做到“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清朝光绪年间，政府在新疆兴办的各类学校规模颇大，全省有学校630所，学生16000多人。袁大化到任后，把教育经费全部挪作军费，学校及学生都大幅减少。杨增新主政新疆后，也借口财政困难拒绝恢复关闭的学堂。到1915年全省的教育经费仅4万多两，学生不足3000人。中央教育部门督查催办，杨增新便写一个报告，以“新疆风气晚开，种类庞杂，办理教育实有特殊困难”为由搪塞过去。
政权稳定后，杨增新采取一系列“民生政策”、“养民政策”,借以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政策在当时确也收到一些成效。但杨增新仍然不想在教育上花钱。有一次,主管教育的官员递交一份发展教育计划,杨增新扫了一眼,当着属下大发宏论：“中国不论什么学堂,都含有流氓性质,一言以蔽之，培养的学生出来，就是想升官发财。”看看左右都不说话,就进一步发挥说:“如今的读书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都想着在政界求生存。学堂里毕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做官的风气也一天比一天甚,天下大乱就是从这里引发的。”
在杨增新这种观念主导下,新疆教育发展极为缓慢。1919年全省才有各类学校141所,教师202人。1920年他创办一所蒙哈学校,招收上层分子子弟，最终目的是培养一批忠于自己政权的蒙哈干部。1923年,为应付苏联外交开办一所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也是为防止有过激思想的人来新疆任职,构成对自己的威胁才不得不搞的。至于一般学校,直到1928年,全省学生总数仍不足4000人。
学校的教学内容十分陈旧,多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的课文几乎没有,私立学校多是由阿訇主办的,内容主要是背诵祈祷文和念经。杨增新还将孔孟的文章作为小学的必修课,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艰深文字,汉族学生读起来也很吃力,更不要说连国语都不会说的孩子。结果,不少有钱人宁愿出钱请穷人家的孩子到学校冒名顶替,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受罪,效果可想而知。
杨增新认为中国的儒教道学及各杂家的书籍已经够用,或者学点手艺也不错,用不着再学外国的东西。1919年有几个伊犁青年准备去北京求学,本想从古牧地绕过省城迪化。杨增新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兵将其抓回迪化关了18天。放出来后,又将其带到督署训话:“青年人学习是好事,为啥非要到北京？我送你们去哈尔滨学制糖好了。记住,你们伊犁是革命的地方,胆敢擅自上别的学校,回新疆带来革命的风声,就先叫你们挨刀挨炮子。”
杨增新不仅怕治下百姓受教育启迪智慧影响自己的政治统治,也担心通过人们交流传播革命思想对自己的政权和统治不利。因此,特意在星星峡设立稽查站,把新疆封闭起来。外省人,特别是敏感省区来人,不经杨增新批准不许入境。由新疆东归,也要领取护照,以免相互往来传播对自己统治新疆不利的信息。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若有治或军事的,都必须送督署由杨增新亲自过目,或扣留,或将有关词句涂抹。
1927年，以斯文·赫定和徐炳昶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期间,北京大学有数名学生给在考察团工作的同学写信,信中因写有“打手”字样，骤然引起杨增新疑心,专门派出马队到考察团驻地检查,直到查清该词系同学间开玩笑用语方才作罢。
当时,人们想了解内地消息,专门订阅内地报刊杂志。结果都被邮检人员扣留,悉数送交杨增新一人阅读，吓得人们都不敢再订阅。以致于内地的消息,几乎完全断绝,就好像回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洪荒时代。
杨增新执政期间，泛突厥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在新疆传播。为防止这种异端邪说扰乱人们的思想,危及其统治地位,他对传播者进行严厉处罚,对传播途径进行多方面防堵。如最早在新疆传播泛突厥主义的阿合买提·凯马尔(系土耳其人)和曾在土耳其留学的麦斯武德·沙比尔,都被杨增新审讯关押过。
阿合买提·凯马尔还被杨增新驱逐出境。有的学者论及此事,大加赞扬,认为杨增新有前瞻性,有先见之明。这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杨增新把泛突厥主义连同其他新思想一视同仁，在杜绝新知识、新思潮的过程中,本能地对泛突厥主义思潮传播也进行了限制。
杨增新不注重教育，也不重视发展军队，扩充实力。杨增新信奉老子的道治主义哲学，但民国现实政治让杨增新不能完全行老子之道，儒家学说便成为其治理新疆的思想和重要方略。同时，由于受当时新疆经济凋敝、财政困窘等因素的影响，杨增新一直实行“弱兵”政策。认为当时中原的动乱就是武人专制的结果，要想在新疆维护稳定，必须摒弃专恃武力的观念，而从政治上入手。
杨增新曾与自己的至交谈论:“让文人掌政,如果用人不当,也好调换,若要是让武人执掌兵权,再用人失当,想控制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不崇尚武力，不多养兵，更不轻易把兵权给人。常让文人担任高级军官，而且经常更换。上台伊始，政局混乱，部队建制废弛，南北疆纷乱四起，不得不招募军队戡乱，只需要拨付给一定的生活费。待新疆局势初定后，就再三裁减军队，遣散士兵。
在清末时，新疆仅巡防营就有14600人，经杨增新再三裁减，只剩下不足4000人。尤其是1921年平息白俄败兵事件之后，更是大量裁兵。当时，新疆号称有陆军3个师，蒋松林为陆军第一师师长，师部设在迪化南梁，其余两个师师长全是杨增新兼任，但师部在什么地方，兵员多少？从无人知晓，更无从见到。就是蒋松林的陆军第一师，实际人数也只有一个团的编制员额。包括杨增新借以取得并稳固政权的新军——回族部队，到杨增新晚年，也逐渐淘汰将近一半。
杨增新裁减兵员的方式之一：就是允许军官吃空饷。喀什提督马福兴部名额1300多人,实际上只有兵员300人。1928年,杨增新派11个连的部队修吐鲁番到迪化的公路,动工许久还没完成，就委派时任汽车局局长的包尔汉去调查。
结果发现，本应有1000多人的筑路部队,实际只有340人。杨增新听完包尔汉的汇报，跺脚骂了几句:“可恶极了!可恶极了!”但并不作处理。武官吃点空饷，发点小财，就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见到这个部队的负责人，虽然也大加斥责,但不会处罚。
相反，如果发现哪个军官整军训练，杨增新表面上会表扬一番，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找个借口将其撤职，甚至关押起来。伴随时间的推移，各级军官都体察到杨增新的良苦用心，也就放心地、心安理得的“虚兵冒饷,发财致富”。有些低级军官为吃空饷,允许士兵春夏出外打工,秋冬归队。士兵们外出赚钱,从不进行训练,致使军纪废弛,毫无威仪可言,加上士兵老壮不一、衣衫褴褛、武器破烂,被民众笑为“乞丐军”。
有一年春天,一位连长外出赌博长时间未归。等到输得精光回到部队营区一看，士兵十之八九都跑出去挣钱了，只剩下几个老弱病残留在营地懒洋洋地晒太阳。连长这才醒过神来，非常害怕，只好硬着头皮向杨增新报告:“大帅，我的兵都跑光了，咋办？”杨增新一听是为这事，就哈哈大笑地说:“现在外面活多,他们出去找几个钱花，也没什么不好。回去等着吧，等一到秋天或入冬,自然就回来啦!”
20年代末，财政部官员谢彬到新疆调查财政税收，看到军队这种情形，在《国防与外交》一书中称:“新疆军队腐败，甲于天下。”杨增新看了，不以为忤，反而自嘲说:“这些书生,自以为是。治理新疆,无须军队,只要本督军一颗脑袋、一支笔管足矣。”
杨增新弃文轻武,而且不事建设。主政新疆17年,所做的几件事屈指可数：1916年委派几个人到陕西延长油厂学习采炼石油技术。学成归来后，在独山子提炼当地溢出的原油，仅能做照明的燃灯使用；1918年委派李溶在吐鲁番办起较具规模的纺织厂；1920年开始在迪化修建无线电台；1925年又在迪化创建阜民纺织公司；1925年委派包尔汉等人创办汽车公司，同时修筑迪化到塔城、迪化到吐鲁番的公路。
由于工业滞后，商业也极不发达,各种商品都需要从遥远的内地或俄国用驼队长途跋涉运到新疆。边远县的县长要吃酱油也要派人到外地去购买，就是杨增新本人，从商人手里得到点湖南豆豉，也非常珍惜。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整个迪化都没有大型的建筑，连督署衙门也是多年失修，因陋就简。
1927年斯文·赫定来新疆考察，特到督署拜会杨增新。杨增新开玩笑地对斯文·赫定说:“你们何必跑那么远去考古呢，我这督衙就是件古物，你们就研究一下如何？”斯文·赫定环视四壁，清代巡抚衙门的旧模样一点没改，只是墙皮大片剥落，一切都摇摇欲坠，不由得也大笑起来。
一些厅道僚属为巴结讨好杨增新，集体投资到鉴湖修建一个“杨公祠”（今乌鲁木齐西公园朝阳阁），堪称是当时最宏大的建筑。省城迪化的市容更是不堪入目:房屋低矮破败,道路坎坷崎岖,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尤其到了春天,冰雪融化,污水与污物相混,四处漫溢，一片泥海,深可没膝。人们都笑称迪化街上的污水可以淹死骆驼。出行不乘车马寸步难行。杨增新对这一切不闻不问,处之泰然。
长此以往，杨增新就养成一种心理：只要没有军事政治事变，没有人挑战自己的政权和统治，对什么都不在乎。1913年和田、于田、洛浦三县发生瘟疫:人初染病时,头疼发烧,继而吐血或腹泻,一二日内即死。一旦一人得病,全家都会被传染,显然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起初,瘟疫仅局限于一个地区，但由于没有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到1917年，居民几乎十室九空，死亡人数竟达10万以上。
1917年后，伊犁也开始流行这种疾病，明显系南疆传播而来。由于死亡的人太多,不仅棺木缺乏,连埋葬死人的人也难找到。沙俄领事为保护自己的侨民,请求喀什、伊犁道尹派人防治,后来不得不直接向驻北京的大使馆报告。北京政府得到消息后,给杨增新发来专电:“俄使称喀什、伊犁等处疾病盛行,请速遵选医士,迅行查清及早消灭为要。”疫情蔓延到这种地步,直到外国人告到中央,才引起杨增新的注意,开始派出医务人员前往疫区施治。
第二年,省城迪化也暴发类似瘟疫,传播极快,几乎家家都有病亡的人。杨增新见疫情严重,有可能危及本人,这才拨款备制大量药剂进行治疗和防治，最终将疫情控制了下来。
杨增新抚平民国新疆初年的动荡纷乱，到1916年始进入平稳阶段。其后虽然有大批俄、哈萨克、柯尔克孜逃到新疆和白俄败兵窜扰新疆事件,但新疆的整个社会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太大的动乱。这与中原地区连年军阀混战,饿殍盈野的惨相比，的确给人一种“塞外桃源”的感觉,对此杨增新非常自得。下属们也都喷喷有声地称颂:“内地的衮衮诸公连年征战,只有杨将军把个偏僻荒芜的新疆治理成‘塞外桃源’,真是功德无量啊!”杨增新听了，哈哈大笑，嘴里说着:“变葱岭之荒辄,而为桃源之胜景。”反复吟哦。
杨增新自视甚高。早年就敬羡班超，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班定远。因此,对属下的谥美之词一概收受。督署东花园西北一角,原有一座小亭,名为定远。政权稳固之后，想在定远亭原地建镇边楼,一则为铭记抚平边疆的艰辛,二则敷政之余有个休憩燕游之所,以供僚友幕士们谈风月、话湖山。僚属们听罢，纷纷赞同。镇边楼建成后,附庸风雅的人送来许多楹联赞语,杨增新都不中意,只对原来的同僚王树楠的一幅赞叹不已。联云：
“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
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杨增新请书法高手将这幅对联写好挂在督府西北角的定边镇楼上,茶余饭后,时常吟诵。一日,有感于中,挥毫写了四首七言绝句,其中两首是:
从诗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杨增新把自己当成新疆的救世主。到晚年，一些老于世故的官僚为讨好杨增新，捐资在西公园的鉴湖之畔修建“杨公祠”,并铸造杨增新的铜像置于祠堂二楼,一楼则是僚属们献的歌功颁德的诗歌词赋联句等,杨增新欣然一一接受,真的以为自己把新疆各族人民带入了桃源仙境。
其实,新疆社会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连年战乱时保持平稳，除杨增新的政治智慧,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也有绝大影响。如中国内地的军阀为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国际间对新疆有野心的国家之于世界大战,自顾不暇;而强邻俄国,也因新旧交替,力所不及,暂时顾不上新疆,所有这些,都给新疆社会平稳制造了绝好的机会。杨增新所谓弃智绝圣的愚民政策,除了造成新疆各族人民的长期蒙昧和苦难,让人们自生自灭外,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任人多疑，睚眦必报，终致祸己殃新
进入新疆前已在甘肃为官多年，混迹多年的官场争斗造就了杨增新独特的用人术。那就是用人喜愚昧，多疑虑和睚眦必报。
杨增新常说用人的第一标准是“德”:“用人先观其德,无德之人,虽有才也不可轻用,小用之则小害,大用之则大害。用之易，去之难。”
“有德”虽然也涉及私人品行方面的要求,但最主要的是没有危言危行,绝对服从自己的指挥。因此,杨增新最欣赏愚憨之人,所提拔重用的全是一些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对此,杨增新认为:“昔之同患难,共生死者,当求之上智;今之同患难,共生死者,当求之下愚。其愚不可及,而后可与俱生,可与俱死,可与同患,可与同难。”把这些心得写在日记里,偶尔也会与清客们谈起。
杨增新常常幻想，如果天下都是可任意摆布的蚩蚩群氓，那就可以一劳永逸永享太平。他的这种心思被人熟识后，时常有一些百无聊赖的人来求官,往往如愿。教育厅长刘文龙有一同乡名叫刘澄清,年近古稀,被引荐给杨增新。一进督署,就向杨增新行跪拜大礼。杨增新问有何事,这人很坦然地回答,就是想弄个官做。杨增新看他一把年纪,就有意嘲弄:“我出一联,你能对上,我就委你做官,我的上联是“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人一点也不脸红，想了半天，说:“穷极无聊想做官。”杨增新果不食言,让他做了托克逊县长。还有位河北籍清末贡生,家住七道湾,靠给人写字为生，一次写一幅对联，上云：读书廿年未更强项,下曰：为米五斗亦可折腰。写完,自鸣得意,请人转呈杨增新。杨增新破颜一笑，竟也委了官职。
杨增新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随意根据手下人对自己的忠诚态度委任官职,并公开允许属下贪赃枉法。这些大小县长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御任回来,都要先拜谒杨增新。杨增新往往会直截了当地问:“这一任干得不错吧!”县长如果说:“承蒙大帅错爱,此行很好,半生用度不成问题。”杨增新听后不仅不怪,还会选机会另行安排职位。如果见面后诉穷,陈述自己廉洁奉公,杨虽然表面嘉许,内心却认为此人不诚实,往往会不再任用。
对那些碌碌无能,把当官作发财途径而又不过分贪污的人,杨增新虽然内心鄙夷,但却不过分为难,有时明知有贪污公款、搜刮民财的行为,只要不超出容忍限度,不酿成民变事端,也不认真追究,最多也就是发发脾气，骂几声“可恶”了事。
1922年，阿克苏县知事徐文彬擅自强派性畜税,惹怒当地百姓,状纸连连告到省城。杨增新大怒,但也知道徐文彬就是贪财,决无造反的野心,于是就下一道撤职严办的命令,可后来徐文彬照旧在官场上混,直到1935年在盛世才时期担任县长因贪污被枪毙。对那些庸碌无能又善于掩饰,在当官之外还能从土地、商业经济中自肥的人，杨增新还认为是好官员。素以“草包”著称的李溶,直升到迪化道尹,还被派到河北、奉天等地考察实业。外号“李蒙古”的李钟麟生活作风上极力模仿杨增新,摸透了杨的脾气,不修边幅,不逞能,不自作主张,而且总是做出一幅憨态可掬的样子。因此,受到杨的信赖,当过两任北京政府的议员,还担任过塔城道尹。斯文·赫定1928年被困塔城时曾拜会过李钟麟，留下的印象是:“身材矮胖,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圆鼓鼓的红脸上眯缝着一对小眼睛。他会说俄语,但又说不好,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滑稽可笑,简单明了，……他喝酒招数奇多,花样翻新,不停地向大家敬酒,还极富感染力地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并断言自己是新疆酒龄最长的酒鬼。”就是这样一个人,杨增新却派他出访苏联,担任国会议员、外交员等要职。做议员时，李钟麟连无关痛痒的话都不讲，与其他省的议员也从无政治交往，只是把听到看到的事如实向杨增新报告，再按杨增新的吩咐办事。
对于有才干的人，必需时杨增新也会使用,但这些人必须绝对服从,不能独出心裁,更不能超越权限。一切军事政事布置,甚至电令文稿也要亲自拟定。就是这样,杨增新还广布眼线,进行监视控制,密切注视着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心腹马福兴和得力属下杨飞霞、樊耀南、陶明樾、陈德立等人及地王公,都受到严密监视。迪化的天主教神甫曾说:“哈密一只臭虫发烧，杨将军都会知道。”虽然夸张，却说明杨增新对不信任者的控制程度。一旦这些人声望过高，杨增新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铲除。
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曾留学日本,后因妥善处理俄属哈萨克逃亡伊犁及白俄败兵窜扰伊犁而声名渐显。1922年杨增新借故将其调回迪化就近监视。杨飞霞因受疑忌太深,害怕危及生命,就穿起道袍,蓄长发遁入深山学道,才算保住了一条命。张健也是在处理窜塔白俄败兵中立下大功的人,待塔城局面稳定后,也一纸电文将其调回,再未重用。
杨增新允许和喜欢属下邋遢散漫,不讲卫生,甚至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贪污公款和克扣军饷,但绝对不允许有人危及自己的个人权力和政权。凡是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从来都是当机立断,痛下杀手,决不心慈手软。杨增新杀人的手段也是别出心裁,后人总结说杨增新杀人树威有三种方式：对于反对他而力量大的人,用劝说分化,封官诱降,然后各个击破,分而杀之；对于亲信而不服从他,甚至有野心的人,用借刀杀人方式消灭之；对力量不太强大而留下会有遗害的人,则用暗杀或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的方式消灭掉。最初稳固政权时,杨增新对付农民起义领袖铁木耳,对付伊犁革命党人冯特民、李亚权及对付南疆哥老会首领边永福等,都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政权稳固之后,杨增新杀人方式也随之改变。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各地纷纷反对。云南人杨壹乘机进入新疆,借同乡关系在云南人中活动,希望新疆能通电反袁,宣布独立。炮兵营长李寅和夏副官长及军装局总办杜国桢、警察局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都表赞同，用试探的方式向杨增新表明态度。
杨增新用很不屑地口吻教训道:“你们根本不懂新疆,不要把新疆卷到内地纷争中去,中央首脑是谁,国体如何,同玉门关外有什么关系？新疆现在最紧要的事是保持省内平稳,不给外人可乘之机,特别要防范西下天山的游民怂思作乱。”
出于守旧的思想观念,杨增新积极联络当地王公通电向袁世凯劝进。这一行为遭到有进步意识人士的反感，大家私下里议论:“杨增新不倒,新疆难以变化,最好由思想先进的人来新主政。”
这一议论刚好被谢文富的云南人听到，立刻前往都署报告。当时春节刚过，正好有几个云南同乡在杨增新处拜年。杨增新一听有人密谋造反，大吃一惊。但又担心这几个掌握兵权的人先发制人，心生一计，不问缘由，大骂谢文富挑拨云南同乡感情。当即便假惺惺地派人把被控密谋的人逐一找来，当面对质。这些人自然不会承认反对杨增新。于是，杨增新不由谢文富分说，当场叫卫士将其拉出去枪毙。夏、李等人果然不再设防。
正月十五，杨增新以元宵节之名在督署二堂大宴宾客，夏鼎、李寅也在被邀之列。酒至半酣，走出几个士兵，谁都没在意。忽听杨增新喊一声:“夏鼎!”夏鼎正惊愕间,两士兵冲向前去,手起刀落,将夏砍杀在宴席上。宾客们都呆住了,还未反应过来,又听杨增新大喝一声:“砍李寅!”李营长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奋身站起,一手提起椅子抵挡,一边掏枪,可毕竟晚了一步,也被早有准备的士兵接连几刀砍死了。
满地满墙的鲜血,把在座的人惊得面无人色。财政厅长潘震年纪已大,当场惊厥倒地,半天爬不起来。
杨增新令士兵将其扶起,神情自若地说:“十分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这只能怪李营长和夏副官图谋造反,不让新疆老百姓过大平日子,我不杀他们,他就杀我,为了新疆太平,我只有把他们除掉。现在好了,大家继续喝酒。”
于是，宴席移于别处继续进行,没有一个人敢说走。
李、夏被杀之后,杨壹及杜国桢等人均被逮捕,杨壹在迪化被公开枪决,余下的人被送解回籍。杨增新在表示了对余者的宽大之后,又派人跟踪押解队伍,在哈密以东的大石头附近将其全部暗害。其实这些人都没有政变的行动，就为几句牢骚话，一个个最终都白白送了性命。从此之后，杨增新不再信任云南人。
不久，昌吉县长匡时也因与杨增新有分歧被杀。
匡时是湖北人，素有才名，伊犁革命后，在李辅黄力邀下到伊犁。途经迪化时被杨增新说服,并协助其杀害伊犁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冯特民和李辅黄。
为此,匡时被委任为昌吉县知事。1916年,匡时因不满袁世凯称帝,特写讨袁万言书,骂袁世凯有负民国,并散布新疆应该宣布独立的主张。杨增新以述职之名将其召进省城,在督署便餐后,又约匡时到东花园散步。正走着,杨增新说要去厕所。匡时独自徘徊,刚走几步,就被事前伏下的士兵击中,匡时知道这是杨增新的安排,但为时已晚。死前的匡时须显出些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气,忍痛大骂:“你这阴险卑鄙小人,你暗下毒手,害人无数,日后绝没好下场……”
马福兴是全力协助杨增新组建、训练、统领回队新军,为杨增新政权立下过显赫功勋的人。1914年杨增新委派马福兴率20营部队去南疆重镇喀什逼走了杨赞绪,为杨增新的一统新疆再立新功。为此,马福兴当上喀什提督,军衔被提为中将。马福兴自恃功高,竟自同北京政府的高层人士拉关系,1918年3月被授于陆军上将军衔。可马福兴还得陇望蜀,觊觎新疆的最高权力。这一切自然都逃不过杨增新的耳目。杨增新决心除掉马福兴，不允许有人挑战自己的统治和权威,不管这个人以前对自己有多重要。
于是，杨增新密电乌什县长马绍武火速来迪化,在督署三堂授剿灭马福兴的机宜。杨增新深知马绍武在宗教教派上和马福兴是死敌,于是派马绍武带12个营的军队,乘马福兴过生日给士兵放假4天的机会,出其不意,一举杀死了马福兴父子。这对父子形贯满盈,自是罪有应得,但杨增新借刀杀人,心狠手辣的统治术也更让其他亲信心怀疑惧。
杨增新对自己治理新疆政策一直感觉非常良好，并自诩“塞上风云一肩挑”，自以为用愚民政策，再加高压和大棒就可以确保新疆太平无事。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自己的军务厅厅长兼外交署长樊耀南刺杀身亡，终年64岁。杨增新的仇家说：这是报应。不给别人活路，就是给自己死路。确切地说，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是太多的因聚成的果。
樊耀南是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毕业。1917年由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自点名,任阿克苏道尹,准备将来主政新疆。这样的学识,这样的派头,自然会引起新疆当政者的猜忌。因此,一到迪化,樊耀南就备受杨增新冷遇。为站稳脚跟,樊自动收敛锋芒,每次见杨增新都谨慎小心,毕恭毕敬,并把带来的随从遣回内地。这一招果然奏效,经过观察,杨增新认为樊不过是一介书生,翻不起大浪,自己完全可以控制。于是，杨增新电告北京政府改任迪化道尹，旋又任命其为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但依然没放松对樊的猜疑和监视。几年过去，樊感到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工作，心里很累。认为长此以往，没有任何建树和作为，纯属浪费时间和生命，就以省亲为名，要求东归。杨增新听罢，略一沉吟说：“省亲自是应该，可我这里真是离不开你啊。缓缓吧，啊！”由于樊早年留学日本，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加上工作勤奋干练,很快成为新疆办外交的台柱。对此，杨增新也非常认可,但这并没拉近两人间的距离。想想这样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真是太卑微，长此以往，就是不被杀掉，也会被杨增新折磨得抑郁而死，不由又心生归意。
1924年寡母病逝，樊乘机提出请假奔丧，杨增新让财政厅给汇去一大笔款，就是不放樊耀南离开。怕樊耀南回去后，通过高层关系拆自己的台。樊眼看自己的政治前途就要断送在杨增新手里，心中不觉凄然。
两人内心形同水火,表面上都彬彬有礼。1928年的一天,樊耀南又来到督署见杨增新,再次提出要离开的话题。杨增新很亲切地拉着他说:“我们出去谈谈。”
两人边走边聊:“樊厅长,我知道你挂念家。是啊,两个孩子在北京念大学,家里负担重,是够操心的,我会想办法的。”
樊耀南忙说:“杨将军,你已经资助过了,那不是我该得的,我受之有愧。我只是想回去,也好就近照应。”
杨增新高深莫测地一笑:“你工作勤勉，一人能顶几个人用,省库资助点钱补贴家用，完全应该。可就是你要辞归，我不能答应,这里离不开你,就算借重帮忙吧!”
见樊沉默不语，杨增新又意味深长地说:“你想走跟我说,我跟谁说呢？我才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呢!唉，我们这些戈壁滩上的孤魂野鬼，要回我们一块回吧!”
樊耀南彻底绝望，想到从朋友处探听到的绝密消息: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杨增新认庙又认神，已得到新政府的承认。
6月20日，杨增新正式改组新疆省政府,电呈南京政府备案。并于同年7月1日就任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职。但新组成的省政府里面没有樊的名字。不给位置，又不让走，这意味着什么？
看着杨增新带着嘲讽和阴险狡诈的笑脸，樊耀南心里的仇恨和怒火在一点点上升：想尽一切办法，干掉眼前这个卑鄙小人——杨增新！也许能有一线生机，绝处逢生，为自己，也为新疆的各族老百姓。
1928年7月7日,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由学监樊耀南主持。杨增新率军政要员出席,并邀苏驻迪总领事参加。酒席进行间,樊大声问:“酒菜都准备好了没有？”
教务主任张纯熙应声说:“准备好了!”
樊耀南起身与苏总领事碰杯——发出行动信号。一蓝衣侍者刘锦臣立即从托盘中拿出手枪向杨增新射击，连发数枪，杨增新顷刻毙命。同时，被枪杀的还有旅长杜发荣、团长高连升等数人。顿时餐厅大乱，校园一片枪声。
刺杀杨增新后，樊耀南率20余人直扑省政府寻找重武器并夺取印信，均无结果。不久，杨增新的忠实门生、民政厅长金树仁率军包围省署,樊耀南等持枪抵抗,弹尽被俘,连应有的审讯都没有,于当天受割舌、挖眼的酷刑而死,家人几乎被屠戮一空。后来，人们将这次不成功的政变称为“七七事变”。
纵观杨增新的一生，为新疆的社会安定，更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主政新疆后，也确曾为发展新疆经济做过一些有益的事。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开发缓慢,经济一直很落后,一向有“土地富厚而社会贫困”之称。各项开支全靠内地各省无偿调拨的巨额“协饷”。由于清代政治腐败,这些巨额援助资金并没有用于开发建设,而是大都流入各级贪官污吏的私囊。民国建立之后,各省协饷渐绝,面对长期萧条的新疆,杨增新只好就地筹款,滥发纸币,勉强支撑。为广开财路，杨增新在农业、牧业、工矿交通、商业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
杨增新把开渠荒作为增加收入(田赋)的一个重要途径,因而在农业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最多。新疆发展农业的根本是水利。为此,杨增新专门设立水利委员会,筹划全疆水利,筹措资金修葺旧有渠道坎井。在此基础上，开垦荒地,扩展种植。新疆地广人稀,有了水,就有了地。经过数年修筑，杨增新先后在迪化、昌吉、呼图壁、绥来（今新疆玛纳斯县）、沙湾、乌苏、阜康、镇西（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塔城、七角井、莎车、洛浦等地开挖修筑的渠道、水井能灌溉土地达100多万亩。在这些地区中,以莎车县最为突出,仅一县所修水渠就可灌溉10万余亩,安置农民4000余户。这些农民边开垦边植树,渠道修到哪里,杨柳树就植到哪里,全县仅渠边就植杨柳树5万余株。绿水长流,绿树长荫，成为该县一道独特的景致。杨增新听到报告,对该县刘知事大加赞赏,把他推为众官吏的楷模,还为他记了大功,并报请北京政府给他颁发一枚勋章。
新疆矿藏非常丰富,但由于基础薄弱,又无资金,因此丰富的资源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富饶。杨增新虽然一再宣扬“生财之道在于实业”,但在办实业时又不肯打开门户,惟恐在引进人才、先进技术和资金时,连同外部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一并带进来。结果办来办去,总是摆脱不了手工业作坊的水平,根本不能满足民生的需要,更谈不上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在各项实业中,除“阜民纺织有限公司”小有实绩外,其余大都半途而废,这也使得杨增新想通过“振兴实业”来扭转财政拮据的计划变成泡影。
杨增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想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落后现状的思想是务实的,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并无长期发展新疆的设想和规划,所作所为只是摆脱财政困境的权宜之计,加上其观念保守,患得患失,使计划大大打了折扣。这就注定杨增新对新疆经济的推动只是有限的、局部的。因此，就是从最积极的方面考察,尽管杨增新对新疆经济发展不无贡献，增加了一些财政收入，但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的福祉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杨增新在交通运输、外贸等方面也有所涉及,尤其是对苏俄贸易,占了新疆对外贸易的绝对多数。但也仅仅是对财政和杨增新个人收益起了一些作用，无法影响整体封闭落后的大局。
人无完人。杨增新最终死于部属的枪下。生前杀人无数，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杨增新，最后也被部属所杀。被誉为“手持平息暴政之笔”“引领现代文化的旗手”“协调各民族生活方式、化解纷争的指路人”的杨增新以“保境安民”为己任，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理、国法、人情”，以期实现新疆的“五族共和”，并采用“闭关锁国”和“绝圣弃智”的愚民政策来实现，孰料连自己的生命也无法保证。
在杨增新的统治下，新疆虽然没有被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但却以新疆这片土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缓滞为代价，以新疆人民的蒙昧和环境的混沌为代价，这个代价实在太沉重。而且，新疆地处边远，交通闭塞，内地军阀自顾不暇，这些客观条件无疑为新疆这种停滞的稳定提供了现实条件。况且，杨增新的治理新疆政策并没有解决矛盾，而只是将矛盾搁置积累起来。但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持的情况下，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境内外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同时，杨增新清醒地认识到：在民族众多的新疆，不要过度强化、渲染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必须强调共同点：民族不同、宗教有别、文化差异的人群，都是新疆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杨增新在主政新疆期间，尽管成就有限，可依然在曲折中艰难前行，是确保新疆稳定、发展、进步的第一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杨增新去世后，新疆进入局部混乱，动乱时断时续，也促进了新疆社会向现代政治的迈进。
一、附记：关于杨增新被刺一案，另有一说：即当时的冯玉祥急欲称霸西北，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遭到杨增新的强烈抵制。于是，冯玉祥便委派人联络新疆反杨增新派共同倒杨。樊耀南是联络对象之一，虽然并没有参与，但最终成为冯玉祥主导下的倒杨事件的牺牲品。金树仁是刺杀杨增新案的主要参与者，但并不是主角，只是各种偶然因素成就了当政新疆的“美梦”。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关于刺杀杨增新是樊耀南因怨恨而生杀心的说法是金树仁等人编造的谎言，但因是作为公文正式呈报南京政府，便被史家作为史料，以讹传讹。不加审讯就用酷刑杀害当事人是给后人留下悬念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正在新疆考察的斯文赫定也认为刺杀杨增新不是樊耀南所为，是金树仁陷害。但以上种种，均是一种推测，并无有力证据证实。故附志于此，备考。
二、主要参考书目：
《新疆简史》（第2、3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段金生：《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5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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