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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规曹随不胜才的金树仁(4)

刘向晖、陈伍国 冷眼看风云 2021-02-14
文章字数:4500字
预计阅读时间:12min



横征暴敛  用人不当埋祸根


早在杨增新执掌新疆时期,社会矛盾就已经积重难返,金树仁在新疆官场本来是后来者,资历浅,名望低,实力弱,主政新疆后,治理新疆的举措和杨增新恰恰相反,导致这些社会矛盾丝毫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在其统治的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扩编军队、增加捐税、滥印纸币和对羔羊皮贸易实行垄断等一系列问题,使本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新疆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最终导致震动新疆的“哈密事变”。


从此,新疆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同时,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新疆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金树仁执掌新疆政权后,便大肆结党营私,纵容亲信,横征暴敛,贪污成风,老百姓已经完全无法承受,社会已经达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临界点。这时,金树仁不用心整顿吏治,而是利用整顿军队的时机,将原来的3个师军队扩充到8个师的编制员额,主要在甘肃和陕西籍的汉民中招募。想借招募新兵来增加甘肃人和本地人在军队中的比例,逐渐把逐渐认为不靠谱的其他省籍的官兵淘汰,妄图用甘肃籍军人的武力和刺刀来维持其政治统治,借以控制澎湃激荡的社会潜流。

军队的大量扩充,必然增加军费开支,而军费开支的增加,又必然用增加捐税来弥补。由于不断增税,最终使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日趋沉重,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同时,尽管金树仁不断增加捐税和滥印纸币,也不能使财政困难得到丝毫缓解。在物价暴涨和通货膨胀的同时,一些奸商和贪官污吏为牟取暴利,乘机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致使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陷入暗无天日的泥坑。

然而,金树仁政权不但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抑制物价高涨和纸币贬值,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敲诈勒索,强行以二两票面的纸币兑换商民的一两银子,各族群众只能忍辱求全,敢怒而不敢言。各级官吏横征暴敛,贪污肥己变本加厉。农民开垦荒地,按规定所交纳的的田赋,全部归县长所有;有的县长上交一小部分,以此标榜廉洁。牧区的草头税,各县除按比例上交省库外,其余统归县长自己所有。南疆的马扎税(摊贩的地皮税),县长也都作为自己太太、小姐的胭脂费,揽为己有。

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各县税收实行承包制,粮食交易税、货物转运消费税、牲畜买卖税等,都是由殷实商户投标承包,所得款项则由县长和一些上层人物用分红的办法据为己有。

在当时,加剧社会矛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树仁开办了一个垄断经营的羔羊皮公司。



当时,羔羊皮是新疆的特产,内地市场疯狂抢购,除运往天津以外,还能大量出口国际市场。所以,每张羔羊皮的价格约合内地银3元。金树仁见有利可图,便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新疆开办一个规模庞大的羔羊皮公司,实行独家买卖,禁止商民之间的正当交易,强行将3元钱一张的羔皮,以2、3角钱一张的官价强行统一收购,运往天津或出口国外,转手之间就牟利10倍以上。
金树仁创立官办的羔羊皮公司,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坑商害民。垄断羔羊皮贸易,直接侵犯了各民族商人的利益,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由于官价太低,商民拒绝出售,金树仁政权不是提高价格合理收购,而是指使收购人员强行搜刮,致使民怨沸腾,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

金树仁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必然会激化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加速了风暴的到来。

哈密暴动点燃遍及南北疆的战火,新疆再次陷入连年不断的地方战乱的动荡之中。

哈密王为世袭王爵,仅属王府的土地占全县土地的大半。差徭繁苛,又不受政府约束,农民“屡请改土归流,迄无实现”。

早在1907年和1912年,当地就先后爆发过反对哈密王的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斗争。金树仁上台伊始,就曾有收回哈密王事权的考虑。

1930年3月,哈密王沙木胡索特逝世,其子聂孜尔袭位。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废除王制并不断进行实际斗争的维吾尔族农民,这个时候改土归流的浪潮再次暴发,要求废除王制,坚决反对聂孜尔承袭爵位,归政府直接管辖。

哈密驻军师长刘希曾上书建议改土归流取消王公封号;熟悉王府内幕的新疆省民政厅内务科长邓承昭也乘机上书建议:“改土归流,收回采地,既可增加税收,又可消灭回王势力。”

聂孜尔不甘心放弃王位,携带巨金到迪化求援于金树仁政府,金树仁表面上答应保留王号,暗中却接受刘希曾、邓承昭等人的建议。当金树仁委派龙瑞成、陈大安、邓承昭等人到哈密调查此事时,刘希曾却暗中怂恿一些人继续上书请愿。

最后,金树仁政府认为如果在哈密取消亲王的领地和对属民的控制,不但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安插从甘肃逃来的难民,增加开垦农田,增加田赋,所以就决定废除王制,实行改土归流,随即决定将哈密分为哈密、宜禾、伊吾3个县,着手放荒和征收田赋,并将聂孜尔挽留在迪化,委任其为省政府的“高级顾问”。1930年委派曾任省政府军维吾尔营营长的王府总管尧乐博斯参加这项工作。

金树仁政府关于“改土归流,废除王制”的决定,只是一时满足各族农民的愿望,似乎打碎奴役农奴制的封建枷锁;但实际却丝毫没有动摇哈密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只是用沉重的赋税制度替代残酷的差徭制度,哈密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


1931年的元旦,哈密、宜禾、伊吾县政府相继成立,宜告哈密封建王公制的寿终正寝。但是,县制代替王制,只是政权形式的改变,它仍然和哈密王府一样,都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御用工具。同时,金树仁政权对哈密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更是肆无忌惮,擅自增加赋税,任意扩大税源。

龙瑞成等县长上任伊始,对各族农民的压榨勒索较之哈密回王变本加厉。

金树仁收回王府领地后,委派尧乐博斯会同省政府委员到哈密清丈王府地亩,并由县政府公布土地和征收田赋的办法,规定:土地原由维吾尔族农民耕种的,经政府批准后领照继续耕种,在悉数缴纳当年的田赋外,还强令农民补交1930年的田赋。因此,导致各族农民不愿续耕种土地,造成成片耕地的荒芜。但这些成片的耕地却被当政者作为荒地处理,招募甘肃逃荒到新疆的农民领照开垦,以从中渔利。这一荒唐做法,激起哈密各族农民的极大愤慨,对地方政权由希望迅速转为怨恨,状告的信函纷纷送达省政府。

在信函解决不了的情形下,万般无奈的各族农民们便采取请愿行动,强烈反对这种不不平等的待遇。农民提出缓征的请求,得不到金树仁政府的合理解决,这更加激起农民们的反抗情绪。

当时,由于从1928年以来,冯玉祥部下刘郁芬任甘肃省主席,与当时回族的马家军发生剧烈的争夺地盘的战争;同时,马家军也发生内讧,导致常年烽火不断,使安西、玉门一带大批难民纷纷逃亡新疆。这批难民到新疆后,又集中在哈密地区。金树仁为照顾同乡,命令宜禾县长龙瑞成将沁城、土葫芦一带被老百姓拒种的所谓“荒地”,拨给甘肃难民耕种。当农民被迫交出土地以后,县政府又命令他们重新开垦荒地,但必须纳税。这种倒行逆施,使当地农民丧失了土地,极大地激起民愤,他们多次到官府请愿,都被地方当局以武力强行驱散,有的甚至还惨遭无端杀害。

刘希曾残暴贪婪,常让其部属在各族农民中强行采办军需、增加捐税、缴纳军马,稍有反抗,就是鞭抽甚至杀戮,驻军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裂痕逐渐加深,军民关系异常紧张,使本来受尽哈密王府封建剥削的各族农民雪上加霜。

由于金树仁政权所属贪官污吏的倒行道施,哈密人民与官署结怨,水火不容,终于在1931年爆发了反对金树仁政权的起义。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西域胡杨(刘向晖  陈伍国)

刘向晖,河北沧州人,1983年毕业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从事教学和史志工作。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南国印象记》《乌苏南山纪行》《巴尔鲁克山小记》《微斯人,吾谁与归》《王震离开新疆前前后后》《湘女兵情溢天山》等游记、散文和人物纪实类文章。主要著作有:《新疆往事》(与陈伍国合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伍国,四川达县人,1987年10月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2002年10月转业从事新疆民族宗教、中共新疆党史人物和口述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王恩茂传》《王震与新疆》《新疆往事》。目前,正在修改完善的著作有:《包尔汉传》《高焕昌传》《新疆反分裂斗争史鉴(1679——1949)(1949——1989)(1989——2009)》《难忘的历程:司马义·艾买提回忆录》等。

(一)注释:

维吾尔营:驻守在哈密东庙尔沟一带。

尧乐博斯(1889——1971),新疆哈密人,维吾尔族。哈密卫府侍卫长。民国十七年任省政府军维吾尔营营长驻守哈密。民国二十年投机于哈密农民起义,拥兵自重,据守哈密地区。旋任哈密镇西警备司令。因和新任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政见不合,难以立足,于民国二十五年投奔青海军阀马步芳,任青海省政府参议。后到重庆投靠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国民政府委员会顾问。民国三十三年9月后,国民党政府直接掌握新疆省政府,任哈密区行政专员。抗战胜利后,任哈密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民国三十七年任国民政府委员会顾问。1949年9月,以大势所趋,参与和平起义,任哈密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潜逃,于1951年到台湾。著有《尧乐博斯回忆录》 。

(二)主要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3),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1——12),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

余骏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1——4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王俯民:《民国军人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纪大椿:《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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