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茂传》——第三章

Original 陈伍国冷眼看风云

在当代新疆，王恩茂是继原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后对新疆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新疆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情注天山，壮志酬边，对新疆各族人民充满了深厚感情。《王恩茂传》力图从各个方面反映王恩茂同志的革命精神、生平业绩和历史功勋，特别是他在维护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方面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第三章转战湘鄂川黔

早在1934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胜利召开。

蒋介石

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企图用“堡垒主义”策略，在苏区周围修筑几千座碉堡，步步推进，缩小包围圈，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经济衰竭，无法支持战争，围剿中央苏区。

4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盛行，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极少可能。因此，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共中央领导人中间秘密进行。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由博古、军事由李德、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由周恩来分别负责。

从左往右依次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由于湘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因执行单纯防御的错误路线，导致金华山、松山防御战役的失败，红六军团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正在着手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也因执行错误的作战指导方针屡战失利，中央红军被优势国民党军压迫到闽赣边境的瑞金、石城地区。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220页。]

为充分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面开始作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准备，一面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7页。中区指中央苏区。]，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任弼时

当时，面对严峻形势，任弼时和王震召集红十七、红十八两个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由任弼时作《关于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广大指战员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

7月下旬，红八军在苏区边界的黄沙编队成立组建红六军团，任弼时和军团长萧克[萧克，1907年10月生，湖南嘉禾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参加革命，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李达，1905年4月生，陕西眉县人，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参加革命，师范学校毕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政治部主任张子意、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奉中革军委退出根据地西进，开始漫漫西征。由此开始了王恩茂在人民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生涯的序幕。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在湖南省澧县合影。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中坐者为王震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这次西进，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投石问路”的性质。

当时，由于王恩茂的二哥王恩照是宁岗县委书记，与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留在湘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因生病在搜剿中被蒋介石军队抓住惨遭杀害，卧病在床六年的母亲，也由于无钱医治而亡。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 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1931年11月25日成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决定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主持召开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红六军团的领导机构，任弼时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与张平化、曾涤等一百五十名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奉命组成随军工作团参加西征，任弼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任随军工作团团长。

随军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建立新政权，派出干部担任地方主要领导，并迅速发动和带领当地群众进行革命；负责筹集粮食、药品、弹药、布匹等；从随军工作团抽调人员递补阵亡的部队基层领导；广泛进行革命宣传，作好群众工作，安置不能随军行进的伤病员。由于王恩茂深感自己肩头责任重大，总是身先士卒。当时，部队每到一地，由于国民党军高压恐吓政策和反动宣传，经常筹集不到粮食。为此，他和部队指战员一道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反复宣传党的政策，经常工作到深夜，直到群众思想疙瘩解开为止。而弹药和药品的筹集更为困难。当时，主要途径是缴获国民党军、没收土豪劣绅隐藏和化装成商人或豪绅到中小城市购买。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和创立新的根据地，要求第一步转移到湖南东南部的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转移到湖南省南部和西南部的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则是横渡湘江，向湖南省的中、西部的新化、溆蒲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红三军）取得联系，以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行动作了周密研究和充分准备：首先是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军区一级机关与红六军团直属部队合并，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基层，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齐全；其次是清理医院的伤病员，动员能够随军行动的伤病员跟随部队转移；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进行妥善安置。经过兵员补充和部队整顿，充实和壮大了红六军团队伍。

正值三伏天气的罗宵山区，时而烈日当空，酷暑逼人；时而大雨倾盆，道路泥泞。禾水河两岸金黄色的稻穗迎风摆动，油茶树果实累累，到处呈现出一片令人心醉的丰收景象。

8月7日下午三时，在严格保密下，秘书长王恩茂跟随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四分校、随军工作团、野战医院和修械、弹药、被服厂各一部共计九千七百五十八人，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告别长期哺育红军的湘赣苏区人民，离开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湘赣苏区，从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泰和的津洞地区出发，开始向蒋介石军队的封锁线江西省西南部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地区突围，日夜兼程地向西疾行。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湖南新田文庙墙上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

在行进中，趁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尚未赶到时，迅速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在溪口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衙前到五斗江、遂川到黄坳、遂川到七岭以及寒口到广东桥的四道碉堡封锁线。

由此，王恩茂随红六军团胜利突破国民党军的战役包围纵深，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终于冲出湘、粤、赣三省蒋介石军队包围圈，于8月11日中午进军到湖南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

由此，开始艰苦而辽远的西征，揭开了漫漫西征的序幕。

寨前圩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小镇，四面环山，树林茂密，一条蜿蜒的小河穿越而过，风景诱人。这里是革命老区，村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群众基础较好。王恩茂随部队的到来，使这个安宁的山村小镇顿时沸腾起来。

对红六军团的成功突围，蒋介石并未善罢甘休，他立即电令湖南军阀何键和广西军阀廖磊重新布置兵力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妄图趁红六军团立足未稳时，一举将其歼灭。

为暂时休整，也为更好地打击蒋介石部队的“追剿”。8月12日下午，王恩茂随红六军团在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召开全军连以上干部和就近部队参加的誓师大会，庆祝胜利突围。任弼时正式宣布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和领导机关成立，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随后进行动员，乘胜西征。

会场设在野外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到处散落残砖破瓦，树荫下摆一张桌子和一条长木凳为主席台。会场虽然布置简单，但胜利突围的喜悦荡漾在王恩茂和指战员们的心田。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戴着青枝绿叶的防空伪装帽，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会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的歌声响彻云霄。

誓师大会在夜幕降临前结束。

鉴于湘、粤、桂军正向湘南地区调动，红六军团如在湘南久停，必将陷入湘、粤、桂军重兵围攻之中，对以后行动十分不利。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电报中革军委，放弃在桂东地域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于是，王恩茂与部队指战员们进行了轻装，当晚出发，向中革军委指定的第二步目标：新田、祁阳、零陵[现永州.]地域火速开进。

寨前圩又恢复往日的宁静，但那欢腾的一天一夜，却永远地铭刻在了贫苦山寨人的心田。

红六军团在桂东不能立足，乘蒋介石军队围堵部署还没有完成的时机，迅速穿过汝城、资兴地区的封锁线到达彬州。随后，王恩茂随部队穿过彬宜公路，绕过桂阳，占领新田，于8月23日到达零陵地区的蔡家埠一带，准备在冷水滩渡过湘江。但蒋介石军九个团的兵力已经先期到达湘江左岸封锁，并强令船只全部停靠左岸，使王恩茂和部队指战员无法渡江。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部队只好放弃渡江计划，折向东南的阳明山。但这里山区狭小，地瘠人稀，部队的粮食供给非常困难，不能作长时间停留。

随即，王恩茂和部队指战员又以每天行程100多里的速度，直逼零陵县和祁阳县东南，准备抢渡湘江。但由于蒋介石军队封锁严密，红六军团旋即改变行军路线，直奔阳明山。阳明山海拔1500米左右，是蒋介石军队防守相对薄弱的地方，虽然这样，依然有重兵把守。

于是，王恩茂随部队指战员南进到新田、嘉禾，再转向西到宁远、道县，于9月4日在广西省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天险，经资源进入湖南，攻下城步县，经过绥宁到达通道休整。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哀叹：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专走偏僻小路”，“用极迅速飘忽的行动，乘虚急进，不与国军接触”，“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迄今未能觅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他责怪下属“毫无明确之报告”，“漠不关心，殊堪痛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7页。]

由于湘中地区有蒋介石重兵防守，王恩茂随红六军团指战员转向西进，并在通往西北四十里的新厂，将穷追的何平纵队全部击溃。

王恩茂随部队指战员西进到贵州的锦屏，蒋介石军队又把红六军团逼到清水江边。但在苗族、侗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渡过清水江，继续向黔东北疾进。

红六军团从蒋军对湘赣苏区严密的碉堡封锁圈突围出来后，挺进到江西、湖南、广东、四川、贵州的国民党统治区，长途跋涉，英勇奋战，挫败了强大蒋介石军的前堵、后追和左右侧击。

南方的盛夏，当空烈日犹如火球，烘烤着贫瘠的大地。王恩茂与指战员们背着枪支弹药、干粮行装，每天都要徒步上百里，个个汗流浃背，异常疲劳。沿途都是山区，山高林密，路窄难行。在旷野里宿营，蚊子犹如“轰炸机”一般袭来，指战员们只好把脑袋蒙在被子里睡觉。由于连续行军，王恩茂与指战员们穿的草鞋磨烂，就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密林里行走，脚上起血泡磨平，磨平又起，仍然忍痛坚持行军打仗。

9月下旬，王恩茂随部队进入贵州省以后，行军就更加艰难。这里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部队所到之处，物资供应异常困难，只好采摘野果野菜充饥；山峦连绵起伏，部队终日在羊肠小道上行军。同时，天气变化无常，一会艳阳高照，一会阴云密布，大雨倾盆，稀软的泥浆沾满全身。

10月1日，王恩茂随部队指战员突破施秉和黄平间的封锁线，渡过大沙河，并攻取黄平县城。7日，到达石阡县，原准备在甘溪进行休整，由于没有察觉湘、桂、黔的联合围剿部署，“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萧克《对湘赣历史问题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29日）。]，突然遭遇桂军的袭击，战斗失利，部队损失较大，红六军团主力被截为四段。战斗到黄昏，终因敌众我寡，王恩茂随部队便迅速利用天黑的机会，通过蒋介石军队的封锁线，向预定方向疾进。

王恩茂跟随红六军团转战于黔东，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山区盘旋行动，除蒋介石以重兵围追堵截外，还遭遇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里行军，历尽艰辛”。[萧克《从湘赣到黔东》、《回顾长征》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3—54页。]

黔东特区地处贵州的印江、德江、沿河，湖南的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五个县毗连的地界，纵横二百华里，有10万人口，中心在沿河县的土地湾，木黄依然是游击区。

10月上旬，为策应中央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必须牵制国民党军和争取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王恩茂参与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24日，王恩茂随红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主力在湘鄂川黔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地区。]的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到达湘鄂川黔苏区游击区域的木黄市，有很多铺子，到处都贴有红三军的标语、口号、布告，群众列队在街道两旁热烈迎接红军的到来。

10月25日，两军进至江龙口，26日进至四川省东南部酉阳县南腰界。当日下午，两支红军在南腰界的猫洞大田举行庆祝红胜利会师大会，“两军欢呼，震天动地”。[王震《红六军团小史》1937年。] 由此，红六军团结束从湘赣苏区突围单独转战湘赣黔等地的艰苦卓绝岁月。会上，贺龙风趣地说：“我知道，到了根据地，六军团的同志想休息，可没有想到吧？我们的根据地是在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底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关向应传》穆欣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13页。]

自1934年8月7日起，王恩茂跟随红六军团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长征（西征），到10月24日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历时79天，穿越湖南、广西、贵州广大地区，行程2500余公里，前后冲破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红二方面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来说，红六军团在这段时间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周恩来曾这样评价红六军团突围的目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人。”博古则风趣地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3页。]

由于湖南军阀正集中兵力在湘南阻拦中央红军，湘西较为空虚，只有土著军阀陈渠珍及其部下杨其昌等部。红二、红六军团只好向湘西挺进，以利开辟新的根据地，钳制和吸引湘鄂两省的蒋介石军队，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王恩茂随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南腰界经过三天的休整和准备后，与红六军团政治部大部分主要干部到红二军团政治部工作，随部队在1934年10月28日从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出发，挥师东进，向湘西的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桑植地区挺进，发起湘西攻势，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1月7日，红六军团占领湘西北咽喉要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的永顺县城灵溪镇。

永顺县塔卧镇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旧址

就这样，王恩茂和部队指战员摆脱川黔军的羁绊，甩开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部队集结在永新城附近休整7天。期间，由于缴获大批棉花、布匹、医药和弹药，大家忙着做冬衣和打草鞋、医治伤病员、宣传群众、征集物资，着手整顿部队，加强政治建设。同时，王恩茂和指战员们换了新装，恢复了体力，一个个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为打开湘西的局面，红二、红六军团决定撤出永顺，向北转移，诱敌尾追，以利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所率领十个团白军的进攻。永顺战斗的胜利，扭转了红二、红六军团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这一胜利对恢复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中央红军的转移进行积极配合。

11月17日，王恩茂随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重占永顺，相继进占大庸、桑植、桃园等城，“西返大庸、永顺休整，结束湘西攻势”[《王恩茂日记—红军长征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9月版　第14页。]，从而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接应中央红军长征。11月19日，王恩茂参加红六军团帮助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第一个基层临时革命政权——龙家寨乡革命委员会和龙家寨乡党支部。各地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由下而上也相继成立。到12月底，先后成立中共永顺、永保、郭亮、桑植、大庸、龙山县委和永（顺）沅（陵）中心县委，以及一大批中共区委和乡党支部，接着，又建立了中共宣恩、龙桑、慈桑县委。同时，省委非常注重本地干部的培养，在建政过程中，积极选拔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县、区、乡党政领导工作。当时，为培养干部，在塔卧创办红军学校，由省委委员张子意负责、王恩茂任教务处长。数百名地方干部和红军干部在这里学习回去后相继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同时，还在红军学校还办上干队（高级干部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11月24日，王恩茂随红二、红六军团又攻克湖南省西北部的大庸县城永定镇。至此，红二、红六军团已经先后占领永顺、桑植、大庸三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任弼时在后坪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继续配合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转移。

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在大庸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省军区。湘鄂川黔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军事委员会主席，王震任湘鄂川黔省军区代司令员，张子意为省委副书记，夏曦任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张子意等为委员。27日，王恩茂到湘鄂川黔省委工作，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下旬，参加对蒋介石的反围剿斗争和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组织地方革命武装，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北部的遵义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集中讨论和纠正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严厉地批判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总结红二、红六军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时，红二、红六军团也基本建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电：“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5-166页。]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红二、红六军团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确定了总方针。随后，以贺龙为主席，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正式组成。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原中央根据地），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的大意。遵义会议精神的下达，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起到了及时的指导作用。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鉴于形势严峻，中革军委电示：“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关向应传》穆欣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21页。]

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发展壮大，使蒋介石异常惊慌，为保障其追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解除红二、红六军团对湘鄂等省的威胁，立即调集两湖军阀部队40多个团约10万人的兵力，在1935年春季组成六个纵队，向湘鄂川黔边苏区发动猛攻，“企图迅速分进到适当位置，然后包围我主力在狭小地区以内进行合击，并以飞机轰炸来消灭我们”， [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4页。]妄图把红二、红六军团消灭在大庸、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年轻的湘鄂川黔苏区，面临着湘鄂两省国民党军滚滚而来的烽火。

4月12日，王恩茂随部队迅速撤离塔卧，向北转移，经过龙家寨、陈家河等地，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陈家河战斗遗址

8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在驻茨岩塘期间，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联络的电报密码被随左路军行动的红军总司令部带走。从此，红二、红六军团便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失去联系。

这时，留在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的主要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只有湘鄂川黔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蒋介石一面将重兵摆在草地北面和东面防堵红一、红四方面军，一面调集更多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东南有陈耀汉、郭汝栋、陶广、李觉，西北有徐源泉、樊松蒲、孙连仲，共合100个团以上的兵力，直扑湘鄂川黔根据地而来，企图尽快消灭红二、红六军团和东南部的人民革命武装，以巩固其中心区域和战略后方。

自8月20日到27日，红二、红六军团以锐不可挡之势粉碎蒋介石六个纵队的“围剿”，迅速占领石门、临澧、津市、澧洲、沙市等地，使何键异常恐慌，担心红二、红六军团进攻长沙和常德。

由于湘鄂川黔蒋介石军队纷纷向红二、红六军团发动新的攻势，同时中央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尾追的国民党军也向红二、红六军团扑来，王恩茂便随部队返回湘鄂川黔苏区。这次红二、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第二次东征，不仅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而且为自己筹集到大量的军用物资，还为革命撒播了火种。

由于群众工作的迅速展开，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遍及各个村庄。地方政权以及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广大的贫苦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纷纷将自己的子弟送入红军队伍。新的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红军各部，队伍逐步得到发展、壮大。

同时，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王恩茂参加中革军委分会于9月29日在石门县的磨冈隘[今湖北省磨市。]举行的红二、红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作《关于冲破国民党军“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动员粉碎蒋介石军的新“围剿”。就在这时，忽然接到周恩来从甘南发来的明码电报，询问红二、红六军团情况。王恩茂和军团领导及广大指战员都非常兴奋。

刘家坪

1935年9月，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四川省的西北地区后，红二、红六军团和不断发展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就成为长江以南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实行“堡垒主义”，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且集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妄想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11月4日，鉴于局势严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采用声东击西之策，从江河障碍虽多但敌防御较弱的东南方向突围，将主力撤离根据地，向贵州的石阡、江口、镇远、黄平地区实行战略转移，争取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