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唐山 70 后眼中的死亡、摇滚与青春 | 故事FM
今天的讲述者王鑫，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在他刚刚满一周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里的第一次地震。而他的未来，还要经历好几次残酷的人生震荡。
出生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王鑫这一代人的荣耀与迷失，注定都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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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
1976 年 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 53 秒，唐山发生了里氏 7.8 级地震。
■ 唐山大地震 图/来自网络
地震发生时，我刚满一周岁。
我家当时住在唐山市为数不多的一栋叫「大破楼」的楼房里，你可以想像它的建筑质量。正因为它的质量不太好，楼塌下来的时候，我父亲才有能力顶住天花板，给我和母亲创造了逃生的机会。
我母亲当年才 24 岁，在现在的我看来，还是个孩子。她说她当时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就做了一个选择：把我从三楼抛了下来。
她说宁愿我摔死，也不希望我被砸成肉酱。
奇迹的是，我毫发无伤。但我父亲的颈椎被砸断了，头一直耷拉着抬不起来，我母亲的头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我一生见过许多独立坚强的女性，但我母亲是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作为一个 24 岁的孩子，她在当天同时失去了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地震后，一切化为废墟，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连个去参拜、去哭的地方都没有。
我听我母亲说，其实在地震中，真正被重物砸死的人只占逝者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人都是被埋在地底下。你耳朵里听到的全是来自地下几米喊救命的声音，不绝于耳。好多解放军把手指磨烂了、磨掉了，还是救不完。
只能听着呼救的声音越来越弱。
震后，好几任国家领导人都去唐山亲自慰问过，在那个物质和科技都特别匮乏的 70 年代，鼓励唐山人重新站起来，赶快恢复建设。
我印象里，那几年没什么人流眼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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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校里的童年
我父亲当年是河北省著名的戏曲演员。
他是武生出身，后来赶上了那个年代，又去修了芭蕾，出演了很多经典样板戏，像《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之类的。
他脾气不好，小时候和我接触也不太多，但每逢演出，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外地，他都会带着我。久而久之我都看会了，还会在台下演，给他们团长气坏了，和我爸说，「别让你儿子在下面演了，哪还有观众看台上啊，都看他了。」
因为从小生长在戏曲的环境里，也确实喜欢，过了三四年我就去戏校学京剧了。
学京剧是一个漫长且特别折磨人的过程。70 年代末那会儿的戏班基本上秉承了文革前期的那些老戏班的传统，他们还是认为戏曲行业必须靠打，打得越狠孩子才能越成才。
那时候苦啊，数九寒天的时候，几个几岁大的孩子住在一间宿舍里，没有暖气。下大雪的时候，每个人裹着一床薄薄的被子，轮流去烧煤生炉子。
小孩子睡觉习惯踢被子，很容易发烧感冒。最后我们几个孩子研究出一个方法，大家把被子裹在身上，然后在脚边系上一条绳子，相当于把被子绑在身上，这样你即使翻来覆去也不会提开被子了。
我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几乎都是在那个时候被创立出来的。
现在回忆起那个年代，总感觉整个世界特别灰，没有夏天，没有蝉鸣和阳光，只有漫长的冬天和秋天。
到后来我就很叛逆了，能混则混，成了学生里的油子。老师看我是真心不想干这行了，也就没管我。
我在戏校一共待了两年半，但我学戏学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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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轨的青年
1983 年，我上了小学。父母确实忙得不着家，根本没有时间管我，我基本属于放养的状态了。
可能因为有在戏校的那段经历，我感觉和同学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们说的话，玩儿的东西在我看来都特别幼稚，所以我都和比我大好几岁的人一起玩儿。
那时候住在奶奶家，斜对面有个邻居叫小松， 21 岁左右。
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挣到钱的人，靠养花。他在家建了一个暖棚，到处都是菊花，和人间仙境一样。而且他本人还是个特别帅气积极健康的小伙子，留着齐秦的发型，小脸特别白，手伸出来和女人的手一样。
因为养花儿挣了好多钱，他成了我们那儿第一个骑上嘉陵摩托车的人。那个年代买嘉陵摩托可不亚于今天买什么宝马和奔驰。
■ 80 年代骑摩托车的老照片 图/来自网络
他挺喜欢我的，每次看到我都会先摸摸我的头，然后丢给我一个 5 分钱的大硬币，和我说，「来，小鑫，上摩托车，我带你去玩儿。」这是很多小孩可望不可及的。
就是这么一个健康会挣钱的小伙子，不知道怎么的，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没两个月，就把整个家搬空了。
然后他就开始显出一副不那么帅，甚至很颓废的样子了。见到我，也不再给我 5 分钱了。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很多人往我家旁边的一条铁路那儿跑，说去看热闹。我也跟过去，刚到那儿，就发现他母亲还有他怀孕的妻子，每个人背着个竹筐站在铁轨旁。
我才知道，小松刚刚卧轨了。
80 年代初期，法律工作者的流程可能没现在那么严谨，他们把稍微完整一些的遗体给拉走了，但那些被火车碾过带出去很远的人体组织，就这样散落在铁轨旁。
我印象很清楚，那是个春天的傍晚，迎着夕阳还有火烧云，那个云彩红得像烧透了的炭一样，通红的。
他的妈妈和妻子，沿着铁路一直往前走，走几步路就用长长的夹子夹起一块肉来放在背后。她们的身影越走越远，影子越拉越长，云彩也越来越红。
这幅画面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停留了好久，我当时还没有感受到死亡带来的沉重感。等我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幅「画」里既有爱，还有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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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要干摇滚乐
1983 年，我父亲出了一个很严重的工伤，就从戏曲行业退出来，开始涉足到改革开放经商的大潮中。
那个时候因为逐渐开放，人们从压抑的社会环境里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文艺的黄金年代。我也跟着我妈，读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正好我爸从广州带回来一台录音机，还有好多唐山没有的流行歌曲的磁带，什么邓丽君、刘文正等等。我一听就懵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好听的东西。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这辈子要干这个。
那时候真的很疯狂，抱着录音机在被窝里成宿成宿地听，听烂了就让我父亲再去买。
■ 当时流行的各种音乐磁带 图/《昨天》剧照
80 年代可以说是群雄四起的年代。所有的才华，不管是文学、艺术、音乐全在那个年代迸现。人们压抑的时间太长了，一旦遇到新的文化，真的可以用疯狂汲取来形容。
到了十几岁，因为受不了学校的管束，我连转了三所中学都被开除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创作的欲望了，但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过关，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自费去天津音乐学院当旁听生。
1995 年，我回到了唐山，想组建我的第一支乐队。
回来以后我到各处去打听，唐山有没有弹吉他特别厉害的人。别人说有个孩子特别棒，我就去歌舞厅找他，然后遇到了我第一个音乐上的战友，也是后来唐朝乐队的吉他手——陈磊。
他那个时候才十六七岁，已经长发披肩了。我们两个一见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一沟通就知道他是我要找的人。
后来又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的贝斯手。
贝斯手老邢是一个精神气质和涅槃乐队的主唱科特·柯本很像的人，他是那种走到哪儿都像一只刺猬一样，往那儿一攒，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特别颓的人。
但他人特好，总是笑笑的，特别清秀，也很有才，弹了十几年的钢琴。
我们三个还有其他一些乐手就组成了一支乐队，我担任主唱和创作。
那个时候黑豹不是特别火嘛，我们就起了一个很傻的名字，叫「黑鹰」，既然你在地上跑，那我们就在天上飞。
■ 1995 年的黑鹰乐队，左数第一位就是贝斯手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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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时代
1994 年 1995 年那会儿接触不到任何的摇滚资讯。我们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摇滚流派，就是重金属。
当时做摇滚乐的确是一种理想化、乌托邦式的想法，大家吃住都在一起，创作也在一起，没日没夜地拼命练琴，生活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们了。
我们很幸运，乐队很快就走起来了，在唐山当地成了明星级乐队，能自己开三四千人的演唱会，这在 90 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机会把我们的摇滚偶像，像张楚、何勇、唐朝、轮回等等乐队邀请到唐山和我们一起合作演出，这对我们的水平是极大的认可。
也有很多人劝我们别在唐山待了，还是来北京吧，你们能做得更好。
随着乐队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贝斯手的个性和乐队的发展产生矛盾了。他是一个特别慵懒，对人生没有啥大追求的人。
他曾经和我说过一句特别真实的话，「我从干摇滚的那天起，就没想过要当一个摇滚明星，我就是想在这个圈子里混，因为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1997 年我们乐队获了几个奖，作品也出来了，1998 年我们准备去北京发展的时候，他就提出换人。他说，「你们换一个素质更高的贝斯手，我要回秦皇岛接父亲的班了。」他就这样离队了。
在那个转折点，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其实在 90 年代的中国摇滚圈，酗酒和毒品的问题泛滥，在圈子里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也深受困扰。
这个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到和我孤僻的性格有关，想要逃避现实，除去内心里这些黑暗的东西。有的时候觉得脑子里装的东西已经不够我创作了，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急切地想要寻找出口。
开始是接触酒精，可以整日整夜不停地喝，早晨一睁眼先来一罐啤酒。
说实话，那个时候作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受西方摇滚乐文化冲击太大了，有一种模仿心理。为什么人家能创作出这么牛逼的作品，是不是和他放荡不羁的性格、狂野的生活方式有关呢？
我会有这种幻想，然后也过着这样的生活，期待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到今天我明白了，这都是扯淡，是对人生的不负责任和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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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手之死
1999 年 4 月的清明时节，我正在和朋友吃饭，突然接到了来自秦皇岛的一通电话，是贝斯手的发小打来的。
他迟疑了很久才说出口，「老邢没了。」
我当时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失去了支撑。打车赶到医院的时候，人早就没了。
然后他们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他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前一晚几个哥们儿一起喝点酒小聚一下。
4 月份下了点儿雨，回家路上有辆松花江小面包车开得特别快，把马路边的水溅了他们几个人一身。年轻人火气大，嚷嚷了两嗓子，没想到车停了，走下来 5 个人，每个人都拿着半米长的日式弯刀。
老邢的朋友瞬间跑了，只留下他一个人。
他脾气上来的时候很拧，没跑，和这几个人发生了打斗，寡不敌众，被他们扎死在了墙角。
我去出事现场看了看，案发的时候路上没有什么人，地上遗留着一条 50 米长的鲜血爬行的痕迹。他的求生欲望很强，但因为肺部中刀，根本喊不出声音。
他老婆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处于半休克状态了，但还能说话，他一直说，「老婆你救救我，我喘不上气了，我喘不上气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老婆也是刚刚怀孕没多久。
21 年了，这 5 个杀人犯至今没有被抓到。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记住他，让他永远不要从我的脑子里消失。
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我和他的一个发小，在法医解剖尸体的时候，坚持留在了现场。
人是不能亲眼看到自己最亲密的人在你面前被那样对待的，法医把他身上的每一处刀伤都贴了一个表示长度的胶条，我数了数一共 24 处刀伤。
又打开了他的胸腔，确认肺部的刀伤是致命伤。
匆匆缝上之后，下一步是火化。一张铁制的担架床推出来以后，他的骨头有些没烧碎，老师傅还递给我一把木锤，说，「别累着我们老哥俩，你也帮帮忙。」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离崩溃真的一线之隔。
半个月后，我能感觉到自己生病了。九几年的时候，你还不能确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每天晚上我都在做同一个梦。我梦见我和他躺在同一个棺材里，棺材的盖子慢慢地合上，外面的阳光越来越窄，最后变成一条线，然后「咣当」一声，盖子合上了。
我每天闭上眼睛几乎都是这个场景，根本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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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那个时候乐队成员们各自发展，陈磊来了北京，加入了唐朝乐队。
我觉得我得离开这里，去外面看看，于是从 1999 年到 2011 年，这 12 年我一直全国各地流浪，用摇滚乐的话说，「一直在路上」。
■ 流浪时期的王鑫
老邢去世之后，因为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挫折，我开始接触毒品。大概有 7 年的时间，一直沉浸于此，人变得越来越自闭，越来越不想和人沟通。
我尝试过很多次自我了断。有一次在厦门，当时住在 29 楼，我整个人已经从栏杆翻过去了，可脑子出现了幻觉，觉得地面离我特别近。千钧一发之际，被我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现在的老婆给拉了回来。
我后来在北京确诊，有重度的忧郁症和焦虑症。当时挺巧的，还见到演员贾宏声了。
2007 年，在东北，我下定决心要戒掉毒品。结果在服用隔断性药物的过程中，不小心中毒了。昏迷中，我感觉我的魂还在，但是人已经死了。
脑海中开始回顾过往的这几十年， 我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我不想做一个 25 岁死了，75 岁才埋的人。
这几十年，围绕在我身边的所有人没有因为我的堕落而抛弃我，没有一丝的埋怨、指责和伤害，他们给我的全都是爱。我不能再做一个让他们伤心的人了。
于是那天抢救完以后，我的命运好像在那灵光一瞬间改变了。我特别斩钉截铁地戒掉了不良嗜好，成了一个重新活的人。
之后，我来到北京，加入了陈磊组建的乐队「八只手」，延续自己戛然而止的音乐梦。
2011 年，彻底从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后，我回到了唐山，回到了父母身边，给自己漂泊不定的前半生一个归宿。
■ 2007 年左右，王鑫在「八只手」时期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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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如果总结我的人生的话，我认为是「黑」和「白」两个极端。
36 岁以前是寒冬凛冽的，36 岁以后是阳光明媚的。
我现在各方面都很幸福，父母双全，我一度以为自己因为服用药物的原因要不了孩子，结果今年女儿已经 8 岁了，非常健康聪明。
我觉得这是老天爷在给我一条生路，他放过我了。
■ 电影《昨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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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为了向自己憧憬的美国摇滚乐队「枪炮与玫瑰」致敬，王鑫曾在左手的小臂上文了几朵带刺的玫瑰。现如今他的工作正式又严谨，有的时候还要见客户。王鑫曾想过把文身洗掉会方便一些，但人家告诉他，洗不掉了，当年的技术太粗糙，扎得太深了。
王鑫觉得这个文身就像是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个缩影，它涵盖了一切残酷的、无法磨灭的往事，刻在他的小臂上，也刻进他的骨血里。
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都会提醒着他，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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