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盲道上为什么看不见盲人 | 故事重播
爱哲按:
我喜欢通过走路增加一点运动量,平时上班也会选择先走一站地再坐车。但人行道上一溜黄色的凸起竖纹地砖,走上去非常不舒服、硌脚。不过想到它们是盲道,可以方便盲人出行,这么点不舒服我还是能接受的。
但唯一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在盲道上看见过盲人。为什么?
■ 山西太原恒山路十里铺路段盲道,百米的距离就有 35 处 Z 字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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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一次在盲道上看见盲人是什么时候?
是的,城市里的盲道遍地都是,但至少我已经完全没印象,上一次在盲道上看见盲人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没有盲人在用盲道,我通过朋友介绍,去拜访了一位盲人,她叫郑婷。她是先天白内障和小眼球发育不良,所以完全看不见。我去拜访她的时候,她在一家叫做一加一残障人集团的公益机构做接线员。每天自己去上班,途中包括步行和公交。
我那天陪着婷婷上班,并用声音记录下了她通勤的全部过程,具体详见音频 1’25” - 4’
不是所有路都有盲道或者无障碍设施,而且人行道上杂物很多,我有时候都不愿意走人行道,喜欢在下面溜边走。只要不跟车抢都没事,但是小磕小碰是难免的。
有盲道的路对我帮助也不会特别大,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终点在哪儿。
对于这个问题,蔡聪也许能帮我们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他是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视力一级残障,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视力不到 0.01 。
蔡聪:
为什么要修盲道呢?最简单的想法就是,盲人就应该走在盲道上。但是大家仔细观察,盲道它通向何方, 没人知道。
试想一下我们大街上没有任何的路牌标识, 这马路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啊?现在盲道倒是修得也挺好,你要顺着盲道走呢,你总归能走到一个地方,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走到什么地方。
走在路上我最重要的是获取信息,我要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盲道是 1965 年在日本发明的。
而中国的盲道修建热潮始于 2005 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全国文明城市」这个称号开始评选。在评选的项目中,盲道的覆盖率是城市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所以,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以极高的热情来修建盲道。
现在,中国有了全球长度最长、分布最广的盲道。但是,这种盲道对盲人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并且智能手机和导航软件的出现已经基本解决了盲人走在路上基础的信息需求。
如果你打开地图 App ,除了开车的人常用的行车导航,还有一个步行导航。这个导航功能对盲人来说特别实用。
同时,盲人的手机里都装有读屏软件,我们能用的他们都能用。
我陪婷婷上班的那天,她给我现场演示了一段使用读屏软件发信息的过程,这个我用文字真的表现不出来了,有兴趣你可以点开音频感受一下。6’57” - 7’40”
在智能手机和电脑时代之前,盲人可以阅读的东西非常少。出版盲文书需要特殊的纸张和印刷工序,所以盲文书的成本特别高。这就导致全国只有一家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盲人书籍。但出版的书籍种类少得可怜,很多农村地区的盲人,一辈子都没见过一本盲文书。
所以读屏软件的出现对于盲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标志着信息获取上的障碍正在不断被技术的发展所跨越。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盲人群体距离完全信息无障碍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
蔡聪:
刚开始用读屏软件的时候,我记得 QQ 、微信、微博、滴滴,这些 App 都不支持读屏软件,那就只能干瞪眼。
那会儿支持读屏软件的 App 包括 Skype ,Kindle 和 MSN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程序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上过残障的通识课程,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用户里面有这样一批人,需要照顾到他们的使用习惯,进而在软件设计的时候,他们有无障碍的操作规范。
Kindle 从第一版开始就是百分百支持 IOS 的屏幕朗读软件,所以我经常在亚马逊上买电子书,但是国内的比如说当当,京东读书,你能花钱买书,但是买回来的书屏幕朗读软件读不了。
总有一些服务开发商把无障碍支持当成是一个负担、一个需要额外去做的工作,而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市场、一个契机。
好比手机,现在残障人凡是经济条件允许的,都尽量买 iPhone 。因为 iPhone 的无障碍支持可以称之为全方位无死角。无论视障、听障还是肢残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
■ 以iOS为例,打开设置/通用/辅助功能/Voice Over。你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下这个新的世界。
其实很多无障碍的设计,健全人也能受益。比较典型的就是短信,它最初是为听障人群发明的,结果后来在普通人中流行了。
不仅如此,我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
在预期寿命超过 70 岁的国家里,平均每人有 8 年的生命是在残障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小的时候,个子矮,很多东西,比如柜台,够不着;女性怀孕的时候,挺着肚子行动不便;年老的时候,眼花耳聋、腿脚不便。
我们处于这些人生阶段的时候,同样需要无障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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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隔离的 8500 万人
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你上学的时候,班里有多少残障人?——中国有 8500 万残障人。假设你们班有 50 人,那平均应该有 3 个残障的同学。
为什么没有?
很简单,因为他们被隔离起来了。
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然后又看不见吧,家里多少会有些怠慢。会觉得说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婷婷父母这样的想法非常普遍,觉得残障的孩子是负担,也没必要去读书。中国残障人文盲率高达 43.29%(2006 )。
除了家里不让读书的,剩下就基本上是被送去特殊学校的了。可能有人觉得:去特殊学校不是挺好的么?专门针对残疾人因材施教。
这一点蔡聪很有发言权,不过需要先说一下,蔡聪是后天因为药物导致失明,在完全看不见之前,他还是在普通学校读到了高中,之后才会每周去特殊学校几天,学习盲文。
我当年那所特殊学校是一个盲人,聋人和心智障碍人混合的学校, 里面盲人特别少,就6个。
盲文挺简单的,就是一套用摸的拼音编码表, 6 个点不断的排列组合,我很快就学会了,都不用再去了。但是我还是会每周坚持去两天,因为同学们跟我说,希望我多来跟他们一起玩,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寄宿,学校也不让他们出去。
学校怕学生出去以后出事,他要担责任,家长也是一样——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放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没事了,恨不得连暑假都学校帮忙托管, 跟逃避瘟疫一样。
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在上学的阶段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能看见,也得以留在普通学校里,没有与社会隔离,留在了正常发展的轨迹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对残障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概念,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残疾人。
我一直就管我自己叫「戴眼镜不好使的高度近视」。无非就是近视眼嘛!我好多普通高中里的同学眼镜摘下来跟我都差不多,动不动就 1000 多度,我感觉跟我没有什么区别。
蔡聪学盲文学得很快,同时也非常适应普通学校的教育,他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各种表彰奖状拿到手软。刚刚完全失明的时候,他本能地觉得自己完蛋了。但由于成绩优异,又长期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他从来没因为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而感到自卑,他很快就从低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也重新建立起了信心。
蔡聪是幸运的,同时也是融合教育的典型案例。能有机会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残障人,相对会更有机会建立信心,同时健全人也会更了解残障人的需要。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学校拒收残障学生,借口这方面的教学经验不够,硬件设施不足等等。
其实恰恰相反,环境硬件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前提,但我们往往把它当成一个前提了。
很多人会问我说,你看不见黑板,怎么学习成绩这么好?我会跟他说,其实看不见黑板并没有关系,因为看不见黑板,恰恰让我更加专注于跟老师的语言互动。
那样我会更加容易跟上老师的节奏,对知识的掌握也会更好,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像我在普通高中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会注意很多,黑板上写的东西都尽量把它讲出来, 比如像数学画图什么的,老师会根据我的反应去描述这个图。
例如这是一个三角形 ABC ,他会说,我念 ABC 的时候, A 是在最上面,以逆时针的方式排列 B 和 C ,这时候我脑袋里面就能想象出来三角形 ABC ,A 在哪,B 在哪,C 在哪。这些事情它需要专业的知识吗?需要专业硬件的支持吗?
当然了,也许如果有这些,我可能学习起来会更加轻松,效果更好。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说拒绝我进入学校的理由,因为只要他愿意关注你,从态度上接纳你,总能找到方法。
在蔡聪上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融合教育的概念,硬件条件更是和今天没法比。今天只要拿个平板电脑,盲人就可以听课本、练习题了。而那时候的老师也没有什么针对残障人的教学经验,无非就是多用了点心,给蔡聪描述一下黑板上画了什么。这么小的代价,换来的是蔡聪融入社会,和大家一起成长的机会。
虽然蔡聪念的是普通小学、中学,但是到考大学的时候,他还是没逃过被隔离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有体检要求,残障人属于体检不合格。
他们要考大学需要单考单招,只能去指定的几所特殊学校。蔡聪去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这个学院被称作是盲人的清华北大。但是蔡聪进去之后发现,这座盲人的清华北大基本上就是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有两个选择:按摩和钢琴调音。
1985 年,为了解决盲人就业问题,残联的前身——盲人聋哑人协会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盲人按摩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正式把盲人按摩当作一个事业来开展,而且这次会议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可和支持。经过几十年的政府力推,现在超过九成的盲人从事按摩推拿的工作。
婷婷就干了 12 年的按摩。她说这份工作很不好干:工作时间不规律,手指扭曲变形……而这些还不是最难接受的。
所以有梦想的残障人,都想找机会做点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政府的确也有政策扶持。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残障人就业,就是两种渠道:反歧视就业制度,和按比例就业制度。
美国就是实施的反歧视就业制度,很简单,它没有给残障人任何照顾。但如果企业被发现区别对待残障者,相同工作能力的情况下,只招健全人,那就法庭见。
咱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还有待提高,所以我们的政府很明智地采取了按比例就业制度。强制要求单位招聘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就业。比例不太一样,有的省 1.5% ,有的 2% 。而且政府还配了一套叫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就是说如果你招不够这个比例的残障人就业,就要交这个保障金,类似于罚款。
看起来非常好的制度吧。
但是,这个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按照整个社会的年平均工资计算的。所以对发达地区的企业来说,这点钱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雇残障人就业。
幸好我们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从 2006 年开始,改成按照企业的平均工资来计算了。
■ 图 / 网络
因为特殊学校学不到东西,普通学校又不愿意招残障人,所以导致就业的时候残障人的文化程度达不到企业的要求。像蔡聪说的,这还真心不能怪企业。
所以包括蔡聪在内的很多残障人士就去向教育部门反映,但教育部门总是把皮球提给残联。
说到残联就更有意思了。
残联的设置本意是很好的,代表残疾人,帮助残疾人。但是它的设置却让其他政府部门有了逃避责任的理由。很多官员还是用隔离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他们觉得凡是涉及到残障人的问题,就应该归残联管。好像残障人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
而且蔡聪觉得,残联的代表性也有点问题,它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健全人。因为,残联的招聘要参照公务员招录体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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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隔离了我们?
蔡聪的太太也是盲人, 2016 年,两个人喜得千金。在太太怀孕期间,很多人劝他们去做个检查,看看孩子有没有毛病,会不会视力也有问题。
■ 蔡聪一家人。
蔡聪觉得这事儿不能等了,他得和这个世界谈谈。
于是 2017 年的除夕夜,蔡聪登上了网络热播节目《奇葩大会》。
这期奇葩大会播出之后,很多网友的评论是「很感动,蔡聪很了不起,但他只能代表少数人,那种能勇敢走出来的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能力。」
很巧,我陪着婷婷坐公交车的时候,也和她聊过相似的问题。她告诉我,她也经常被这么捧杀。这一段对话在音频里听着特别直达内心,我建议你去听一下。音频 26’36” - 27’
残障人既不想要人们的同情,也不需要被捧杀。他们只希望被当做一个人,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和婷婷一样,可以有机会去上下班,拿着工资,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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