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贵平，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法治体系研究”（20&ZD17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2022-SKY-600400-0007）阶段成果。
【摘要】中印两国携手共建共享中印安全共同体，对于缓和两国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乃至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生思想、中印文明互鉴的价值基础及互惠互利的现实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等，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可行条件。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并从海陆双向对中国采取了诸多制衡举措，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现实挑战。未来，中印两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以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制度规范制订优化框架设计，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内容，才能为增进中印关系和破解中印安全困境、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中印关系；安全冲突；安全共同体；和合共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始终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历史上，中印两国都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目前，中印两国不仅都是正在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而且也是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中印两国睦邻友好、共同合作，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对维护区域安全、提升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西南邻国和南亚地区的大国，印度不仅是影响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中国治理西部周边安全问题可以团结、倚重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由于印度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信任和认同，印度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威胁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安全，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制衡中国，单方面从陆海双向对中国展开政治博弈，不利于区域安全稳定和中印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随着全球性与区域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印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生态环境等安全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未来，中印两国立足于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基础和国际共生理论思想，确立和合共建的价值范式，加强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与范围，推进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是改善和增进中印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的应然选择。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相对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际行为体的平行结构使它们难以准确判断彼此的意图，对他者行为的恐惧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使它们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尽管安全困境是国家间政治的固有特征。但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行为体在互动中既可以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互信和认同将推动国际行为体运用和平的方式追求利益，这不但意味着没有战争，而且意味着没有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因而，建构安全共同体可以成为改善和增进中印关系、破解安全困境的一种方式。20世纪50年代，理查德·瓦根伦（Richard W. Van Wagenen）首次提出“安全共同体”概念，20世纪50-70年代正值美苏冷战、东西方阵营对抗之际，传统安全主导着国际安全议程。卡尔·多伊奇等人以北大西洋地区的欧美国家为例，基于一体化理论、沟通理论和博弈理论探讨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分类及其重要特征。他们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集团，集团内部成员彼此不以武力相侵害，而是以其他方式解决争端；建设安全共同体的两个前提条件是主要价值观的一致和共同的反应，可靠路径是建立共同的沟通与交流渠道。此外，卡尔·多伊奇等人将“安全共同体”划分为“多元”和“合并”两种类型。其中，“多元型安全共同体”是指各个政府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合并型安全共同体”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原来独立的单元合并为一个更大的独立单元，合并后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政府。卡尔·多伊奇等人所倡导的安全共同体主要目的是期望成员国之间避免战争，换言之，维护政治和军事安全是建立安全共同体的主要动力和根本目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伊曼纽尔·阿德勒等在卡尔·多伊奇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多元安全共同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和实现条件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阶段论”和“梯级论”，从而使该安全共同体理论更具代表性和解释力。阿德勒和巴涅特（Michael Barnett）认为，跨国性区域“多元安全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它具有以下特征：“其成员拥有共同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其成员之间存在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其本身所展现出的相互作用代表着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在他们看来，消除军事冲突和增强彼此间认同仍是安全共同体建立的重要目标和根本途径，军事和政治安全仍是主权国家采取妥协政策还是合作态度的重要变量。区域内国家渴望建立安全共同体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共同的安全威胁。他们从建构主义视角，强调国家间观念和认同对于安全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是对卡尔·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思想的超越。由此可见，安全共同体在不同安全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传统安全领域，安全反映的是一种以国家军事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对峙文化，国家秉持“他国采取措施维护安全将使本国不安全”的思维不断地建构敌人，朋友的角色只在军事集团内部出现。在这一领域，安全研究的重点是战争问题，建立安全共同体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领土和主权安全。这时的安全共同体是成员基于危态对抗的思维构建的，其伦理向度是国家中心主义。此类安全共同体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会明确划分你、我、他的安全界线，并采取自助、威慑、结盟等方式维护安全；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结盟关系，它所追求的只是局部的、内部的安全，所体现的也只是一段时期内某些区域、某些国家的安全需求。因而，此类安全共同体维护安全的模式是“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新的战争”，它非但不能真正地消解安全困境，而且还会加剧本已紧张的态势，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的对峙便是例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反映的是一种以国家共生、共治、共享为基础的“和”的文化。面对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一国只能广交朋友，不能随意建构敌人；一国采取措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但不会让他国产生敌意假想，而且可以为他国带来“搭便车”的机会。在这一领域，安全研究的重点不是战争问题，而是以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为价值基点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里的安全共同体是成员基于优态共存的思维构建的，其伦理向度是全球中心主义。与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相比，它的内涵更加宽泛：一是它将安全维护的范围扩大至军事、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二是它具有关联性、依赖性、渗透性的特点，主要采取他助、合作、对话等方式维护安全，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结伴关系；三是它以人类社会的持续和平与良性发展为出发点，采用“发展-和谐-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安全维护模式，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全人类的安全。传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和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形势下的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需要与时俱进，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思想进行扬弃性借鉴，抛弃其安全对抗思维，秉承其安全合作内容，同时充分吸纳和弘扬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内容。上海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各行为体间克服相互否定、相互排斥后所达到的一种异质性“共存”，它强调行为体间的联系性和互利性，各行为体相互包容、相互忍让、彼此关切、顾全大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生具有共存与发展两层含义，它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身处共生关系中的国际行为体不仅要共同抵御风险，还要着眼于未来的共同发展。国际共生体系下各个行为体间是结伴而非结盟关系，因为结盟关系意味着结盟行为体与外界的某种力量存在对抗，而结伴关系意味着结伴行为体与外界力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国际共生体系下的各行为体可以通过共生的方式实现和平，根据共生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和”的秩序。传统安全观往往会区分“自我”与“他者”，并将两者相对立，提倡通过自助的方式维护安全，关注的是“点安全”或“局部安全”，凸显的是危态对抗状态。而共生安全观则强调多元行为体的自处、共处和共进，不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区别与对立，倡导相生相长和通过合作的方式共同抵御风险，关注的是“全部安全”或“整体安全”，表现出的是优态共存模式。共生安全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目标，主张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局高度看自己、看世界；它强调安全的关联性和渗透性，关注共生体系下各行为体的和睦相处与协调发展；“共存”是共生安全的底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生安全的最终目标，协同合作是共生体系下各行为体保障安全的主要方式。这就意味着共生系统中的各行为体不能只强调自我安全，而是要将自我放在整个共生体系之下强调全部安全；同时，不能以自利为目的、以自治为手段维护自我安全，而是要以互利为导向、以和合共治的方式维护整体安全。“‘共生安全’可以突破传统安全困境的束缚，以共生发展的逻辑思维来改善安全关系、变革安全秩序、优化安全结构”。国际共生理论为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新视角。目前，中印两国面临着诸多如水资源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共同的安全威胁。中印两国应对共同的威胁、维护共同的安全，就需要秉持共生安全理念，积极参与区域安全治理、国际安全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并推动不同层次的安全共同体建设。中国和印度都是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应对不同文明的挑战中传承发展至今。华夏文明的“中庸包容”与印度文明的“仁爱非暴力”思想一直有着友好交往和相互传习交融的历程。历史上，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多位中印文化使者（如中国的法显、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印度的天文、历算、歌舞、文学、制糖技术、建筑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造纸术等传入印度，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互联互通和互学互鉴。中国所奉行的“天下一家”“和而不同”“中庸礼让”“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与印度所奉行的“内省超脱”“仁爱和平”“非暴力”“以善为贵”的价值观念较为通融契合，这使得中印之间的文化认同呈现出价值同构性。建构主义理论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设定了国家间的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根据这三种文化可以建构起三种关系：敌对关系、竞争关系、朋友关系。其实，中印之间还有基于第四种文化——“拟兄弟”文化，即非血缘关系所建构的“兄弟”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印之间曾基于“拟兄弟”文化建构了“兄弟”（Hindi Chini bhai bhai）关系。尽管目前中印存在竞争，且双方可能会因利益冲突、认知偏差、战略误判而陷入对立对抗的状态，但两国并非势不两立的“敌人”或“对手”。历史上文明互鉴的传统是中印两国跨越认知误区、增进好感和认同的价值基础。中国是印度重要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不可或缺的贸易市场。21世纪以来，两国的贸易规模逐步扩大。2001-2021年中印海关进出口贸易额度曲线图（见图1）及相关数据显示：21年来，中国对印出口额远大于自印进口额，中印进出口总额和中国对印出口额整体都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在曲线的低端（2001年），中印进出口总额约为35.96亿美元，而在曲线的高点（2021年），这一额度约为1256.53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约35倍。多年来，印度对华进口依赖度较高，中国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20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试图设法遏制中印贸易往来、抵制中国产品，但成效不佳，印度的政治基调并未真正左右中印贸易的发展，印度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结构性依赖，印度依赖中国进口的现状并未改变（见图2）。根据中国海关总署2023年1月13日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对印度出口额达到1185.02亿美元，较2021年的975.0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5％；中国从印度进口额从2021年的281.46亿美元下降到2022年的174.83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100亿美元。由于中国对印出口和进口分别有了大幅的升降，致使印度对华贸易逆差2022年达到1010.2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另外，中国对印度也存在一定依赖，但相对于印度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中国对印度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市场上。由此可见，中国是印度重要的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不可或缺的贸易市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经济安全、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跨界资源开发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难民问题、流行性疾病、生态安全、海洋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普遍性、渗透性、非军事性、不对称性、复合性等特征，是包括中印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忧患。“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内传和外溢的状态，会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加强而扩大影响范围，使安全问题不再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是表现为从边缘到中心、从一国到另一国流动的发展趋势。”而当前国际社会安全公共产品存在严重缺口，国际社会对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国际政治博弈的加剧使部分现有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沦为发达国家或霸权国家的“私物”，国际安全秩序的公平性、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难以有效应对日渐激增的全球性公共安全危机，包括中印在内的发展中大国亟需通过建制、改制、创制的方式为全球治理体系填补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方面的空缺，以更新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合理制度和规范，改变其中不合理的国际安全旧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印度时曾强调：“在近代，中印两国推动了亚洲的觉醒；在现代，中印两国是拉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有生力量；在未来，中印两国要做走在一起、共同发声的发展伙伴、合作伙伴与全球伙伴”。中国的“向西”开放与印度的“东向”政策有着很大的交融性与可对接性。“只有中印都发展起来了，才有真正的‘亚洲世纪’”。目前，中印都为地区性大国，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有成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梦”，印度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印度梦”，“中印用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国能量”与“印度智慧”的巧妙结合有着释放巨大潜能的现实可能性，这些均可为中印跨越现有障碍、推进“龙象并肩”或“龙象共舞”式的合作共赢创造更多的机会。中印两国的“强国梦”需要以“安全梦”为前提和保障，中印两国利益互嵌、安全互保、命运共同。中印只有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两国的共同威胁，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才能为中印两国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奠定基础。中印两国在反恐、水资源开发与保护、解决阿富汗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曾经开展过良好的合作。如：2006年，中印签署《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后，两国曾举行多次联合反恐军演。为做好水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工作，2013年，中印签署《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2014年9月，习近平访问印度期间，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商讨了很多多边问题，签订了20项双向协议，包括能源安全、铁路、太空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文化、教育与旅游的交换项目等。为帮助阿富汗恢复和平，2018-2019年，中印两国曾启动联合培训阿富汗外交官项目。中印在公共卫生领域也有较大合作空间，如：2020-2021年，中联部曾举办中印医护人员抗疫经验视频交流会，中国向印度提供了抗疫援助。近年来，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及战略误判，特别是印度国内一些人士对历史上中印边界战争的失败难以释怀、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印度印人党视中国为印度实现大国梦的障碍、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心存疑虑并企图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制衡中国，印度单方面从陆海双向对华展开政治博弈，给中印双边关系带来不利影响，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现实挑战。（1）继续蚕食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表现出对华的挑衅性。虽然中印围绕边界问题的谈判一直未曾间断，双方也签订了一系列文件，但印度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步伐却一直未停止。2019年，印度又故伎重演。8月，修改宪法废除查谟-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并抛出查谟-克什米尔重组议案；10月，宣布实施《查谟-克什米尔重组法》，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和“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并将部分中国领土划入其行政管辖范围。2020年，印度颁布查谟-克什米尔地区新土地法，废除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居民对当地土地的专属权，进而为外地人购买该地区的土地铺平了道路。截至2021年12月，非当地居民已购买这一地区的7块土地。印度这种通过修改土地法更改印控克什米尔土地所有权的行为给其他地区的印度人定居该地区提供了机会，这一措施将改变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人口结构，为印度进一步坐实对于争议地区的主权奠定基础。（2）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呈现出对华的对抗性。2020年，在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启用东、西部司令部，其中西部司令部负责印度在拉达克、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的边境安全，东部司令部负责包括阿鲁纳恰尔邦、锡金邦在内的印度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安全；印度将戈格拉、空喀山口及班公湖南北两岸列为“摩擦点”，并在这些地区部署军队。同年，印度印藏边境警察部队在边境地区新建47个哨所，其中34个在阿鲁纳恰尔邦，5个位于西部战区；印藏边境警察计划在边境地区建设12个营地，以为在喜马拉雅边境巡逻的士兵提供后勤补给服务。2020-2021年，印度组建了一个航空旅对中印边境加强侦察监视，并在边境地区广泛部署监控摄像头、传感器、雷达等；同时，印度向边境地区增派M777超轻型火炮，并将米格-29战斗机、苏-30战斗机、AH-64武装直升机等部署到靠近边境的前沿机场。2021年6月，印度向边境地区增兵约5万。截至目前，印度在其北部边境已部署兵力20万，比2020年增加40％。（3）支持巴基斯坦恐怖势力袭击中巴经济走廊，凸显出对华的破坏性。印度学者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曾表示，南亚地区是印度的“后院”，中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并深化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将对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地位构成挑战。为此，印度不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9次会议上提出中巴经济走廊破坏了印度的领土完整，而且支持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如2019年的瓜达尔港珍珠洲际酒店恐袭事件、2020年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国持股40％）恐袭事件背后均有印度的身影。（4）强化边境地区的建设与管理，展现出对华的竞争性。为赶超、应对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加紧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进行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边境地区军民两用桥梁和道路建设。印度制定了边境道路五年（2018-19至2022-23）滚动工作计划。印度计划在边境地区建设和改善272条道路（14545公里），其中61条（3323.57公里）位于中印、印巴边境地区的公路被确定为战略道路。截至2019年7月，61条战略道路接近70％（2304.65公里）的工程已完工。2021年6月，印度又在中印边境地区建成12条道路，其中10条位于阿鲁纳恰尔邦，1条位于拉达克，1条位于查谟-克什米尔。另外，印度也在不断扩大中印边境地区的桥梁建设。如：2021年7月，印度在边境地区建成63座桥梁，其中61座位于中印边境地带（阿鲁纳恰尔邦29座、拉达克11座、锡金邦8座、北阿坎德邦6座、查谟-克什米尔5座、喜马偕尔邦3座），2座位于靠近中印边境地区（那加兰邦和曼尼普尔邦各1座）。二是推进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边境地区的发展水平。2021年，印度与迪拜签署一项发展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基础设施的协议，协议内容涉及建设工业园区、IT塔、多功能塔、物流中心、医学院和专科医院等；同时，印度与日本联合推动印度东北各邦的基础设施建设，双方计划成立一个负责印度东北各邦战略基础设施项目的“印日东北部发展合作论坛”；2020财年，印度拨付5337亿卢比资金用于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2020-2021年，印度对东北发展部（the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ern Region）的预算拨款已由2018-2019年的262.9亿卢比增至304.9亿卢比。三是加强边境地区水利工程建设，企图与我争夺雅鲁藏布江水资源。印度一直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对中国心存戒备，因而高度重视各邦（尤其是东北各邦）的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工作。2021年，10个参与国政府代表、世界银行与印度政府、中央水务委员会共同签署一个价值2.5亿美元的项目，以支持印度政府长期的大坝安全计划，改善印度各邦现有大坝的安全和性能。为对冲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大坝项目对印度的影响，印度考虑在阿鲁纳恰尔邦建造一个10吉瓦的水电项目，企图利用领土法中的“实际控制”加强对我国藏南地区的侵控，并以中国不得损害印方“既有使用者权利”和破坏下游生态环境为由，对我国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形成一定的战略制约。（1）在印度洋事务上，突出对华的对冲性。印度一贯将印度洋看作是印度的海洋，不允许别国挑战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印度洋周边国家经贸往来日渐频繁，中国在印度洋及其周边的经略以及与印度洋国家交好令印度感到担忧，印度认为中国的这些行动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为对冲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提高自身在印度洋安全事务上的主导能力，印度开始采取措施提升与塞舌尔、斯里兰卡、毛里求斯、马尔代夫等印度洋岛国的关系。2020年，印度向马尔代夫提供2.5亿美元抗疫援助；2021年，印马两国签署多项协议（涉及开发海军港口等），同时印度决定向马提供数千万美元的信贷。印度还成立海洋事务局，在外交部下成立印度洋地区司，加强政府对印度洋事务的管理，以提高自身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印度通过“向东看政策”改善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中国东南邻国的关系；通过高层互访、海上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供巨额赠款和信贷等方式改善与缅甸、孟加拉国的关系，以消解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在伊朗开发查巴哈港，对抗中国的瓜达尔港建设。印度一向质疑和担忧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因而对其一直持消极态度，并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建设。（2）在南海问题上，凸显对华立场的偏向性。印度既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也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因而长期以来其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一直较为谨慎。但近年来，印度对南海问题的态度明显转变。一是强调南海航行自由，并与美国及其盟友加强在南海周边的海上安全合作。特别是莫迪执政后，印度放弃了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态度。其在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面时均强调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此外，印度还与美国及其盟友建立海上安全对话机制，共同在南海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如2019年，印度与美、日、菲一同在南海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演；2021年，印度与美、日、澳一同在菲律宾海举行“马拉巴尔-21”第一阶段的联合军演。二是与东盟多个国家加强防务合作，且在南海问题上“拉偏架”。2017年，越南副总理范平明（Pham Binh Minh）访印时，印越共同表态支持“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结果；同年，印度与越南续签在南海争议地区的石油勘探合同，变相支持越南在南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2018年，印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就海洋领域问题举行海上安全对话，同时鼓励彼此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船只停靠在对方的港口。2021年8-11月，印度与菲律宾、越南的联合军演均在南海周边举行。在国际关系领域，信任是行为体间交往与合作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走向理想秩序的前提。信任缺失与边界争议、海洋博弈、水资源争端等问题是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主要障碍。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认同缺乏往往预示着安全威胁开始产生。虽然中印在历史上同为文明古国，在现实中也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但这种同质性并不能掩盖两国在文化传统、发展历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异质性差别。这种异质性会使中印缺乏价值共识，特别是印度将中国视为“他者”，且在政治决策方面与中国缺乏相容性。中国以巴基斯坦为友和印度与巴基斯坦交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度的“季风计划”、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和印度的“印度洋大国”战略、中国与日本及越南等国的摩擦和印度与越南及日本等国针对中国的勾连、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与印度的介入南中国海举措等，都是双方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的重要表现。2.印度国内一些民众对历史上中印边界战争的失败难以释怀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对印度影响较大。印度前外交部长苏杰生曾将印度在战争中的战败描述为印度的黑暗时刻。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称，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耻辱性失败”，教训了整整一代印度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认为，这场带有创伤性和耻辱性的战争是印度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失误，给印度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为让后人吸取教训，国民志愿服务团还推动政府将这次战争纳入历史教材。对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印度主流舆论认为，中国是出于削弱印度、教训达赖喇嘛、推销中国制度等动机才发动了这场“侵略印度”的战争，战争之过在中国。基于这种错误认知，印度媒体、学术界时常把中国塑造为“侵略者”，战略界往往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民众时常在战争的阴影中审视中国。3.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印度印人党视中国为印度实现大国梦的障碍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及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关系的加深，军事威胁论、水威胁论、“珍珠链”威胁论等多种“中国威胁论”在印度颇有市场。在印度看来，目前中国成为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如中国在印度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供应集团问题上开放且谨慎的态度，一直被印度看作是中国阻碍其成为世界性领导力量的措施。印度学者拉杰什·拉贾戈帕兰认为，“中国边境地区利于作战的地形和优越的基础设施、先进且多于印度的军事装备、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海军进军印度洋的行为直接对印度构成了军事威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机构中的权力有时是印度推行外交政策的障碍；中国在南亚扮演对抗印度外部平衡者角色的意愿，对于印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能将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对印度也不利”。4.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心存疑虑，企图借助印太战略制衡中国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走进印度洋和南亚地区，印度对中国在边境地区、南亚地区、印度洋地区的各种项目工程建设和经贸活动一直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印度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介入印巴争端、提升自身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工具，担忧“一带一路”建设冲击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和南亚次大陆的主导权及影响力。正如印度学者拉杰什·拉贾戈帕兰所言，中国的影响力已打破亚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且将会继续增长，这会损害印度的利益；印度须在不结盟、对冲、建立本土军事力量、建立地区伙伴关系、与中国结盟、与美国结盟这六大战略举措中作出选择；鉴于美印在平衡中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与美国更紧密地结盟是印度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方法。2022年11月15日-12月2日，印度与美国在中印边境实控线附近地区开展针对中国意图明显的联合军事演习，进一步凸显了印度欲借助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区域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它建立在共同的特性、共同的政治意识和共同的理解之上，拥有强烈的集体认同、完善的制度框架、长期的共同利益、善意的相互帮助和持久的相互信任，并因能得到其内部和外部成员的广泛承认而具有合法性”。中印安全共同体建构，价值认可是核心，全面发展是关键，文化交流是基础，认同建构是路径，战略互信是前提，共赢互利是保障。（一）推动合作共建，进一步确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范式伊曼纽尔·阿德勒、迈克尔·巴涅特曾把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分为初始、上升、成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初始阶段是安全共同体从无到有的形成阶段。而在这一形成阶段，伊曼纽尔·阿德勒又假定了三个层级：“在第一层级，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外部威胁产生、对社会现实出现新的解释；在第二层级，推动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形成的因素出现；在第三层级，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形成”。当前，中印面临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存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存在建立安全共同体的驱动因素，已经符合中印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初始阶段条件。未来，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需要以“和平共处、和合共生、优态共存、安全共治、合作共赢、安全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和合共治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范式为指导，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思想进行扬弃性借鉴，抛弃其危态对抗思维，不搞阵营对抗，不以武力相侵害；秉承其安全合作思想内容，建立共同的沟通与交流渠道，加强“共商、共建、共创、共赢、共享”的安全协同共治机制建设（见图3）。同时，吸纳和秉持共生安全思想，将自我放在整个共生体系之下统筹自者安全和他者安全，强调整体安全，积极参与区域安全治理、国际安全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应对共同威胁，维护共同安全。（二）加强文化交流，进一步凝聚和夯实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共识“一定程度的共识，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价值共识正是立足于全球化时代价值观念多元多样的客观现实，目的是在降低价值观念分歧分化的基础上达成价值统一，改变无序、失衡及失范的状态。”中印两国需要在传统文明互鉴的基础上，超越异质文明与文化冲突窠臼、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纷争及思维定式认知。就我国而言，应以蕴含中华优秀文化的整体观、包容观、开放观、共存观、大同观等思想为指引，重新审视和调整以往对印文化交流政策，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官方与民间社会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汇聚和增进“共有知识”，整合各方文化，融通不同价值，形成价值共识，以弥合分歧、化解矛盾。（三）深化战略互信，进一步增强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身份认同在国际政治中，“信任是国家间交往与合作的‘稳定剂’，也是国际社会走向理想秩序的‘钥匙’”。“决定国家间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的首要因素是信任能否建立，且信任程度与合作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建构安全共同体需要不同行为体对和平行动拥有共同的理解，而这种共同理解往往就建立在互信和认同的基础上。中印官方和民间需要开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对话的模式以建构各利益相关方的国际共识与信任。一是可以利用金砖国家等既有对话平台，倡导亚洲价值观和共生安全观，以培育两国的集体认同感和共同命运感；二是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搁置争议，和平解决争端；三是通过举行国家领导人互访、互派留学生、开展民间交流等方式扩大沟通渠道，以加强情感，减少彼此间的文化隔阂；四是妥善积极引导大众舆论，以改变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刻板印象，并通过经常性开展双边和多边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沟通、协商与谈判，跨越认知误区，增进双方的认同、好感与战略互信，探寻中印间彼此身份的契合点、共通处、一致性，建构和强化中印“合作方、互惠者、自己人、共同体”等共同身份与合作伙伴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我们感”，以增强中印间安全共治、风险共担、安全共享的认同感与响应度。（四）促进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中印安全共同构建的共建共享“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利益矛盾的普遍存在是导致价值冲突的根本缘由，价值层面的彼此否定或竞争，以及由分歧和矛盾导致的相互排斥与摩擦，本质上反映的是处在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利益不同”。在相对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大多“只按照自身的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印两国只有求同存异，以包容互促融通战略竞合，以经贸互利促进经济互惠，以利益互嵌推进共建共享，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中印两国应坚持务实导向，共同探讨建立可行有效的利益诉求与利益纷争协调机制，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经济合作架构，寻觅能促进中印共同发展、维护中印共同利益的生成点和增长点，如可尝试性探索促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印度的“香料之路”和“季风计划”的有效协调乃至充分对接与深度融合，促进中印的同向发展与互利共赢。（五）制订制度规范，进一步强化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自我约束中印的共同利益可以推动中印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而中印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和维护则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和规范去自我约束。首先，制度是保证合作的有效机制，它具有权威性、制约性、关联性的特点，能够界定行为规范、制约中印双方的活动、帮助行为体的期望值趋同；规范是界定行为体权力和义务的标准，它具有规定和限定行动的功能，有助于推动中印协调各自的利益期望、减少不确定性。其次，制度和规范能够界定、建构集体认同和共同利益，促进彼此信任的形成，并激发彼此对共同命运的信仰，有助于中印两国间形成安全共同体意识，也可以为中印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提供有益的框架。最后，制度和规范是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两大核心要素，其中规范是中印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决定因素和行动纲领，制度是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往往标志着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和维护需要建立在中印两国按照相关规范和制度约束自身行为的基础上。未来，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需要中印双方政府、智库、媒体、民间组织、学术团体等借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多边国际论坛等平台，通过定期会晤、协商与谈判等方式，制订开放性、包容性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和规范，完善和优化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框架设计，以制度和规范推进中印的同向行动，保障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分阶段推进和有序运行。（六）深化非传统安全合作，进一步拓展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领域范围功能主义学派和新功能主义学派认为，国家间避免战争的良方是进行功能性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功能性合作从社会、经济等“低政治”领域开始，政治争议性较小，且较易成功；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会逐步向政治领域蔓延，进而为政治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边界和领土主权争端等“高政治”传统安全领域是中印关系紧张和冲突的源头，而“低政治”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却可以成为缓解两国关系的突破口。目前，虽然中印关系因边界争端而走低，但是两国面临共同的新冠疫情传播扩散、跨境水资源问题、恐怖主义、跨境生态环境保护、海上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为两国增加互动、开展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印不得不因利益互嵌而选择安全共生。未来，我国可在“低政治”非传统安全领域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继续深化与印度开展合作，推动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国际新秩序，进而为进一步拓展包括传统安全在内的更广领域和更大范围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在深度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利益互嵌、安全互保、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国已经成为经济紧密相连、文化相互通融、价值观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2023年2月21日，我国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各国面临史所罕见的多种安全风险挑战。人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多重安全困境，人类需要通过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来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处理周边安全问题的重要路径。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是历史赋予中印两国的共同课题，需要两国携手共进和协力共建。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来缓解和破解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虽然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在不断探索之中，但任何现实的演进都是理念先行。未来，中印两国还应在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东盟“10+3”、澜湄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的实践经验，推动南亚安全共同体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的安全共同体建设，为区域安全、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和实践方案。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