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怡，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基因提取视角下的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路径研究”（21BH144）阶段成果。
【摘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作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基于共同体意识和自主性的统一构建出系统化的“反凝视”文化传播矩阵，从节庆、表演、民俗、影像四个维度呈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民族节庆仪式体现了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独立，自觉输出民族价值观和人生观；民族文艺表演通过沉浸式的感染与阐释，积极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民族民俗传习彰显了对民族文化景观的坚守与扩散，坚定维护民族文化特殊性；民族影像纪录呈现跨越时空的异域文化之旅，系统推进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符号。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反凝视传播；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民族地区拥有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地域文化，沿袭至今已积淀丰富且深厚的异域传统文化底蕴及生活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也需要兼具物质和精神力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则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双重维度上积极推动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共增。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已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在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历程中，凸显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基于共同体意识和自主性的统一构建出系统化的“反凝视”文化传播矩阵，以循序渐进的文化适应、平衡跨越“被凝视”的局促，从而进行“突围”和自我重塑。所谓文化适应，即相异的文化群体在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或两个群体的原始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一概念曾被用来解释少数群体在移民过程中对主流文化的融入与适应。阿德勒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文化冲击，他指出在“转型冲击”的背景下，个体将经历“深刻学习、自我理解和改变”的过程，他认为在“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中，文化适应过程经历“接触-崩溃-重整-自治-独立”阶段。阿德勒的这一模型总结了文化的适应过程，据此能够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中文化传播的独立意识。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经济兴起初期成为地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接触阶段”，难以避免产生文化的冲突与不适，但同一民族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在文化大融合和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洪流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势必探寻“适应”和“平衡”的新路径以消除不适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坚定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自觉，实现在整体格局中的新型“自治” 以及融入共同体之后的“独立”，避免地域文化源泉的“崩溃”与“消散”。英国社会学家厄里的旅游凝视理论，作为研究旅游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的重要工具，这一理论认为旅游中的“凝视”具“反向的生活性、变化性、符号性、支配性、社会性以及不平等性等性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旅游基于凝视理论观察，是外来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殊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游客的凝视在文化旅游实践过程中是旅游感知的中心，而外来游客与少数民族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实际上隐含着“支配性”“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包含着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比如旅游者的摄影行为和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视觉表征规定了凝视的对象，以及旅游期刊书籍、旅游传播媒体等经济组织通常也对现代旅游凝视进行支配。根据厄里的阐述，“旅游最基本的前提是‘寻常或日常’和‘非比寻常’的二元区分”，凝视的对象指向“有个独一无二的目标物可供观看”，在主流文化及全球文化的比照之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无处遁形，所谓“独一无二”的目标物正是“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因而成为旅游凝视的焦点。但对于同一目标物，投射而来的目光则迥然相异。在“凝视”的过程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使用由阶层、教育、民族、年龄和性别等个体背景所形塑的观念、期待滤镜。最初直面“凝视”时，旅游目的地难以避免地要顺应文化经济的需求，往往倾向于顺从、迎合或被支配。但是当一种传统文化在迎合新文化的“被支配”状态下，所经历的冲击将激励和创新旧有的传统，进而对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形态、传播方式进行反复调制。设计心理学研究者将设计分为本能、行为、反思等三个层次，本能层次设计是自然的法则，行为层次设计则指向功能的实现，最高层次是反思设计，则涉及用途的前景和文化内涵。民族文化旅游即需要从自然的法则、功能的实现上升到反思层面。自然法则关注的是生理目光所及的表层文化形态；功能则涉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反思层面就指向文化的内涵及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安身立命之特质。适应性发展是应对变化的文化自觉，它能通过改变社会系统的某些部分来使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功能以一个更为健康的方式运作，从而对生态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适应性发展建立了人类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弹性，提供了一种方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了应对严重问题的能力。突破“被凝视”的局限，有助于为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更大的张力与弹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能量。文化作为被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创造的成果，与民族密不可分。“反凝视”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延续，也能够从整体上维护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比如纳西族文化旅游场域中的民歌文化在各种话语力量的“协商”下进行重构，是处在地方与他者双重视域下的博弈，体现出既“去差异”又“强化差异”的行为特点。因此，如何维护自身的独立，在多元的文化空间中保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生命力延续的重要议题。在旅游凝视物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呈现出多元的触点（见图1）。其中，文化节庆作为一种集体性活动，游客以“动观”的凝视方式参与感受；文艺表演则以个体在场下“静观”的方式进行凝望；民俗传习作为群体性实践的呈现，游客以沉浸融入的方式进行“近观”，领略微观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容；影像纪录以立体的形式进行自我呈现，使旅游者能够跨越时空实现“远观”凝视。本研究从民族节庆仪式、文艺表演、民俗传习、影像纪录等四个层面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反凝视”传播进行讨论和分析，探索少数民族在传统文化旅游中如何主动维护文化自信与自觉，尝试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一种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明晰自身定位，与他者文化之间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及和谐相处的共生关系。庆典仪式是一种隐藏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活动中的意义共享体系，也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传统的少数民族节庆，多与宗教信仰或者社会生产活动相关，展示的内容朴素而韵味深长。基于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庆聚焦呈现文化的差异化与多元化，而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文化调适的内在依据。在文化融合的语境中重构节日文化，主动进行文化调适成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庆典仪式变迁的驱动力。在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传统节日往往都具有特定的目的，或是祭天、祭祖、神灵；或是祈求农业丰收；或是男女交游等。作为单一的节日庆典，最初局限于聚居区范围的庆祝，类似于“私”空间的文化行为，注重的是“传承”；当传统节庆形成规模化，就将更多综合性能的功能融入其中，类似于将“私”空间拓展到更宏大的“公共”空间，其中考虑注入“传播”“对话”的要素。在文化适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节庆逐渐向综合性能的恢弘盛宴演变，“作为历史，艺术的巨大发展常常明显地与宗教动机和实践相分离。”一些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拉祜族的月亮节、苗族的花山节等都经历了由形式功能单一的民族民间节日向场面恢弘的综合性新型文化节日庆典变迁的适应历程。如彝族火把节原本在民族神灵信仰体系下形成的“火把照田烧蝗虫”祭火习俗，在民族文化的演化中逐渐从村寨迁移至城市；与此同时，节日庆典逐渐从“宗教祭祀”的范畴向“文化娱乐”演变，在综合性能的民族节庆中，融入花鼓、彩灯、唢呐、舞龙狮、武术、歌舞等多元的民间艺术形式。节庆通过比平时更隆重和盛大的姿态，在社会舞台上集中呈现了极具典型意义的民俗仪式和文化活动。从单一场景到恢弘场景的呈现，是少数民族凸显自身文化吸引力方式的升级。气势恢弘的文化节庆的场景，主动呈现更加鲜明和炫目的民族视觉符号，不仅产生强烈的关注度和吸引力，更加实现“传播”“对话”的效果，其中不仅有“展示”，而且有“倾听”和“反馈”，即文化的“你来我往”。“恢弘的盛宴”自信彰显民族传统文化的声音和符号，有助于实现强有力地渲染、传播东道主的文化价值和民族形象。“传播”本身即双向流动的过程，在被外来游客观赏和凝视的同时，少数民族旅游东道主也在反凝视来自全球国家和地区的他者文化，在文化冲击中重新审视和认知古老节庆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进而产生使民族文化作为脱贫致富工具的意愿，并基于旅游者的“目光”或“观念”而自觉进行调适。向神灵祈祷、庆祝丰收、寻求内心慰藉、情绪的释放、满足共同狂欢的娱乐需求等是以往少数民族传统节庆的主要目的。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节庆更多是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活动，规模局限于零散的村落或聚居区，以民间自主参与为主要形式，具有随意性、松散性、狂欢性和传承性，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村寨、乡镇的群众，呈现为自发组织和自愿参加。当民族文化节庆仪式被调适成为“旅游工程”的载体，作为工程出现的仪式，形成组织化和程式化运作的项目，成为工业化社会形态的折射。作为项目的呈现形式，遂逐渐形成“届”的概念，而传统节庆的“时间”计算并不是参与者思考的重点，对于少数民族群众而言，传统文化节庆可能从自己出生就有参与，因此对于举办“时间”的感受呈现为“亘古”；但对于程式化组织运作而言，则有 “工作时间”的积累，从项目主持者到策划者、实施者、参与者，以及庆典规模、主题都必须按照项目的计划和规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加上参与群体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共同构建现代节庆，参与者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样转由工业化主导的民族节庆仪式，即可成为具有“工作效率”的产业项目。目前部分少数民族文化节庆采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模式，也有更倾向于产业化发展的区域已接纳或主动探寻资本运作、公司经营的模式。在程式化的节庆仪式中，有祈福、宗教信仰、英雄崇拜和狂欢娱乐等传统文化的民族元素符号存在的同时，直接或衍生的经济效益皆被纳入评估体系。新的传统文化旅游形式遵循政府与市场的理性引导，以主动的姿态既保持和保护原生态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又借鉴主流文化要素。根据心理学家John Berry提出的“跨文化适应模型”，非主流文化能够采取“整合”等一系列文化调适策略，在与主流文化共存的文明生态中维持地域独特性，争取通过蕴含文化等要素的旅游吸引力推动地区文化经济发展。（三）呈现独特的民族文化理解，传递民族价值观和人生观 民族节庆仪式形式的变迁，并不意味着民族话语的退让与弱化，而是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式的阐释，传递民族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构建旅游文化产品时，将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进行“物化”和“外显”是一种有效的重要方式。如果节庆仪式中思想和理念层面的民族元素被消解，则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无疑大于形式层面的“协商”。作为吸引外地游客异乡体验的关键性符号，民族文化的真实存在指向独特的文化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理解与民族意识相连，指向“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价值观和人生观输出的价值在于，少数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形成更深层面的交往，不仅自身加入主流文化的共同体，也使自身文化得到更多认同。从原始社会经历农业社会至今，无论是耕种还是放牧的少数民族与天地自然之间有着相对于工业社会人群更加亲近的关系。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工厂、车间、办公楼，交往通常发生在人际之间或者人机之间，缺少的是对自然的亲密接触。所以，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和自然的直接体验，这对生命的理解是一种朴素的情怀，所依托的民族乡愁和家园情怀对内地城市人群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藏族雪顿节源于佛教宗教仪式，由于教义强调杀戒，春夏天气变暖万物复苏，逐渐形成喇嘛们避免踩死虫类一直到六月十三日方可出门的传统，民众受其感动，将酸奶子施舍于喇嘛。久而久之，六月十三日逐渐被确立为雪顿节，时至今日雪顿节的庆典仪式内容已经非常丰富，而这种节庆的存在就代表了一种生命观的倾诉。摩梭人的转湖节同样源自传统宗教，把泸沽湖作为母亲之神进行崇拜，表达了摩梭人崇尚自然和感恩自然的一面，也是人类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映照，是一种发自内在的对生态文明的热爱。文化活动作为仪式识别的事件基础，关键性指标之一即标杆性节庆。少数民族文化节庆仪式对民族文化符号主动进行强化，节庆的意义、内容和主题通常呈现为民族文化的独特形象，这种仪式传播试图在恢弘场面、显著符号的多维度冲击下完成具有强烈情感的文化阐释，对受众形成感官和思想的双重冲击。少数民族节庆天然具备独特的民族文化理解，因此能够在艺术加持的状态下主动输出民族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大多数根源于传统宗教的观念通常指向敬畏自然与生命，与当代可持续发展观相契合，因此具有受众普遍性的潜质。现代化是涉及从思想到行为的多层面立体式变革进程，少数民族在文化节庆中的“反凝视”传播正是从形式跨越到观念。相对于宏大叙事的文化节庆，文艺表演则以受众个体在场中或场下“静观”的方式进行。“被凝视”的文艺表演内容较为纯粹地保留了本身原有的式样，而这种选择自己特有技术内容的景观形式，同时也成为“交际”的手段。“乐器、歌唱、咏诵、舞蹈，对人类和灵魂有着积极的效果。在礼仪和仪式中，音乐起着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在“反凝视”文化传播中，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实践沉浸式的文化感染与阐释。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演艺中有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它不同于普通的演艺舞台形式，也区别于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即兴表演。作为少数民族旅游东道主在进行民族文艺商演中，雇佣本地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半职业演员，再现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场景，吸引或邀请游客参与文艺演出过程，通过参演活动体验旅游地所属民族文化主体的风情、艺术和传统民俗。这种旅游演出模式，打破传统舞台的固定场所和清晰边界，游客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从“场下”转移到“场中”，但又不同于文化节庆的“整体沉浸”，而是在“场下”和“场中”灵活转移。它依托少数民族村寨等社区空间，作为民族文化深度传播和扩散的方式之一，能够兼具经济效益与传播价值。在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体验作为一种时尚和前卫的生活方式，成为民族旅游的重要手段。现代新型游客更加关注消费过程中的感受，随着消费能力的升级和旅游经验的积淀，传统的观光模式和程式化服务已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提供表演空间的村寨或社区，表演场地边界模糊，更容易和旅游者之间形成亲近关系，拥有可进可退的弹性空间优势。对于东道主而言，参与性表演较之于传统舞台艺术能够更加展示出主体能动性。单纯的舞台演出对于游客观众而言存在严格的距离感和界限感，而在村寨的社区参与式表演中，表演专业化程度已然不是主要因素，其更需演出内容契合民俗风情和民族艺术，原生态的呈现则是游客愈加关注的焦点。游客所关注和追求的“乡土性”，多指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其旅游环境也多属于田园牧歌式，旅游者获得的感受指向“朴实”和“自然”，与城市生活形成反差。作为游客陪衬的半职业演员多数为本地居民，他们在文艺表演中展示的内容通常是日常生活文化的“搬演”，所以他们在参与表演的过程中更加放松、自然，从而避免矜持和严肃的舞台表演感。民族文化旅游中的大型实景表演通常以自然山水为依托，融入民族风俗景观，虚拟历史情境，重现历史场景，以传说或史诗等形式讲述民族故事，以恢弘大气的舞台给予游客强烈的感官冲击和艺术体验，以激情磅礴的演出风格还原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艺表演形式力图通过“故事”呈现民族文化精粹，关注故事的呈现和叙述方式。故事的重要性体现在不仅能够刺激受众的感官，并能够激发其产生共同的情感与认知。作为在民族政治经济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群体意识的产物，大型实景表演是极具表现张力的艺术形式，充溢着当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风情，演绎的民族故事能够传递和表达独特文化的内在情绪，形成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通过娱乐功能实现文化共情，在文化交流中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中认可度较高的大型实景演出在艺术表达层面尽可能体现对文化本质的尊重，以民族服饰、舞蹈、音乐和仪式的凝聚为载体，呈现经典民族文化故事，蕴藏丰富的文化内容，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为游客展现历史和现实交替的生动场景，比如丽江的《印象·丽江》，通过大马帮男人的马鞍舞、纳西族妇女的筐舞、纳西族快板、对酒雪山、打跳组歌、鼓舞祭天和祈福仪式，以及民族服饰等立体展示独特的纳西族文化。另一方面在挖掘共通情感层面，尽可能通过故事搭建互通的桥梁。艺术的创造，正是强烈的情感经验的文化活动。拉萨的《文成公主》实景演出以拉萨自然山川为舞台背景，以星空为天幕，通过再现文成公主不畏艰难跨越千山万水进藏和亲的历史场景，回望汉藏民族文化大融合历程，歌唱和舞蹈审美经验的交流促使游客感受到强烈的地域文化情感，以及藏族文化的魅力与底蕴，使游客仿佛穿梭时空亲历盛唐时期的藏地文明。（三）彰显民族文化形象的审美艺术，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现实中的文化传播话语权获取并不是对峙和对立的“争夺”，而是通过对话互动实现“共识”的过程。民族地区通过文艺演出强化民族文化形象的审美艺术，尤其是对受众的感染与沉浸式传播，有助于丰富民族文化内涵，从艺术认同层面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度。例如藏族民间舞蹈融合了农牧文化与宗教文化，但西藏自治区土地辽阔，在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等不同地区，相同的主题也会展现不同的形式与内涵，如“孔雀吃水”这一舞蹈形式，在半农半牧区中甸“锅庄”的表演，体现出较重的牧区色彩；农区四川巴塘的“弦子”表演，则展现出浓郁的农耕生活的气息。与藏舞类似，大部分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是民族区域文明的呈现，是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在艺术中的再现。又如，侗族的节奏艺术主要以敲击节奏的表现形式为主，对自然界的泉涌松涛、燕语莺声，劳动中的柴刀、枪担的声响，进行模仿加工用以表达情感。在敲击节奏中，源于古代播种前祈求丰收、收获后感恩神灵赐予和祭祀祖先的仪式性舞蹈侗族芦笙舞，强烈显示出侗族热诚而欢快的气氛。可见，艺术始终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与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密切相关，艺术表演正是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在文化中的映射。在文化传播领域，传播主体能够通过话语权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吸引力。话语权涉及言说的内容、主体、方式，以及时间等要素，少数民族能够通过文化形象审美艺术的强势“占位”，在当下和未来创造的文艺形式和内容中设置本民族更倾向于接纳的主题，使之掌舵有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而达到传播塑造民族文化形象的目的。正如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传习是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积淀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习惯和习俗。通常文化活动有明确的流程，每个个体的位置和分工、每个环节有具体的要求，以人自身的需求为核心，以个体社会关系为纽带，以对民俗信仰的敬畏为依托。日常传习是一种“后台”区域的展示，如果“前台”区域是指敞开式的旅游接待地，游客和当地居民在这里有频繁的接触，与之相对的“后台”区域是保留给当地居民的，保留着非旅游地的当地社区功能。寻找真实体验的旅游者更关注“后台”区域，他们希望从中能找到当地居民真实的日常生活体验。任何民族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只是变迁的历史时间节点选择、时间跨度以及变迁方式各有所异。如果把现实文化实践的大多数产物当作民族文化归属感的固定符号来看，极易对外来文化产生抗拒心理，从而安于现状导致文化凝固与僵硬，最终侵蚀民族文化的活力，面临文化生命枯萎的困境。在新的利益格局中，新的伦理和哲学会逐渐基于人类逐利的社会活动而发生相互作用，并形成新的共存关系，由此促生新的稳定的民族文化。近三十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理念逐渐发生转变，从封闭到开放，从对抗到融合，从政治经济至社会文化心理，少数民族文化的民俗传习也在不断变迁，而民族传统文化旅游正是在这种文化开放和融合的潮流中持续发展。由于游客对不同旅游地的想象和再想象直接促生现实中的旅游行为，民族文化旅游即需要建构出具有想象空间的独特文化气质和地域形象，进而使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形成协同互动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位居核心层次，民俗传习则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外在呈现。这种特殊性在长久以来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正是体现出文化个性的优势，否则在以往的竞争中更加可能被融合消解。日常传习基于民俗的原版性，在外地游客的“凝视”中属于最能够激发兴致的模式之一。纵观中华民族民俗传习，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始终备受关注并得到政策的保护，外在环境及内在自身的态度共同作用并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形成“文化自觉”，做到有意识的文化自塑。传播和发扬民族文化特殊性内涵，以开放的姿态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不仅有助于巩固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适合在哪里”的问题，而且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我认同，避免在文化融合的潮流中迷失方向。（二）融入遗产型旅游资源，跨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限制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交流频繁，进一步推动国际标准化普及，全球旅游业蓬勃发展，以及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增加，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均形成巨大的挑战。中国对世界遗产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成绩斐然，民族地区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自然风貌到历史文化，每一项民族地区的遗产型旅游资源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是民族珍贵的财富，是一个民族的天然符号。文化遗产积淀了深厚的民族历史，兼具艺术和科学价值，例如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罗布林卡作为典型的藏式风格园林，寺内反映藏族民俗传习的壁画不仅是西藏绘画艺术的集锦，而且是呈现藏族历史和藏汉关系发展的重要史料。自然遗产虽然是自然界的天然景观，但同样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与民俗传习相连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象，进而提升审美价值。从文化产业发展层面而言，作为符号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自然遗产皆为具有潜在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能够跨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地域性局限，成为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民族文化形象符号。遗产型旅游资源具有历史的厚重和悠远感，如果一旦形成文化品牌，即天然地拥有“时间的积淀”，使游客产生“敬畏”“信赖”等情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古老的民族技艺作为曾经民俗传习的一部分，现今已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展现出一个民族特殊的生存智慧和思维方式，标志着文化价值与发展的顶尖状态。基于遗产型旅游资源建构文化品牌，一方面能够使民俗传习赋予品牌以更具象的实质性内容，另一方面依托文化品牌的虹吸效应打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新业态，推动民俗传习文化衍生产品的市场化，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延伸核心文化产业链，形成拉动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进而提升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这也是民族文化自主的基础。（三）照应中国传统文化中采风问俗的游历情结，促成文化认同从中国历史上看，民俗传习与旅游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旅游资源虽然需要依赖“先天”或社会的 积淀，但诸多景点是通过诗、画或散文、游记的描绘和渲染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景以文名，文以景生”。中国文化中自古即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在游历中探访风土人情，了解各地尤其是汉族聚居地以外的自然环境、风俗、礼仪和生活习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广西任职期间，采风问俗，写下《桂海虞衡志》，记录岭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情况。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历经34年旅行所著《徐霞客游记》，记录下丰富的山水名胜、奇观异景以及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清代学者洪亮吉在遍游贵州之后，写下《贵州水道考》和大量诗歌，其中《贵阳元夕灯词》和《黔中乐府十二首》描绘贵州芦笋、跳月和婚礼等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采风问俗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文化旅游。首先，能够满足旅游者追求新奇和异趣的心理，少数民族风俗为外来者带来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验，促使游客在凝视的同时，进行自我比较，体验未经历过的社会生态；其次，能够满足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需求，少数民族风俗传习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代表一种文化世界，文化与自然之间呈现一种新的关系，对于生命、自然、人际都有不同于外界民族的理解方式，具有文化吸引力和召唤力，开启旅游者的求知欲，传递文明的感染力，促使外来观察者在潜意识中形成文化认同。从照相术到影视的发展与普及，再到VR、AR及元宇宙，媒介技术将视觉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影像纪录是经由视听媒介传播而形成的媒介文化，具有真实性、生动性和纪实性特征。影像能够跨越时空讲述民族文化故事，在受众的身体延伸端传递民族文化意义和价值观。（一）少数民族旅游宣传片：构筑地域意象及游客的想象需求旅游宣传片不同于一般的影视作品，是东道主为了推动自身旅游业发展，而拍摄制作的形象宣传片。少数民族旅游宣传片以民族地区的代表性人文或自然景观的主题元素为基点，结合声光影调的影视艺术，对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和地域特征进行凝练表达。通过民族地区行云流水的光影图像构筑个性化的视觉识别系统，少数民族旅游宣传片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代表性图示。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视觉化艺术创作，这种传统文化资源的模式化传播试图尽可能展示文化形象最具吸引力之处，构建一种极具个性化特征的标识，使潜在游客产生认同与共鸣的情感，进而影响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现实决策。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宣传片的拍摄和传播，直接映射出形象自塑的景观。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化的进程中，民族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调整和塑造，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比如民族地区旅游宣传片渲染和凸显本地区与都市生活的迥异，让游客认为能够在旅游中体验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奇异生活体验和内心触动。宣传片是文化旅游传播载体，现实中所拍摄的内容通常是旅游地的精修版，不仅在客观上具有观赏和参照价值，能够成为地域文化形象的现实纪录；同时也代表着东道主对自身所提供文化旅游产品的标准，为现实提供了发展的风向和标杆，比如美好的景观、神秘的生态、缤纷的风情。每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都难以避免地利用人类的需求和相应的具有满足功能的物质技术手段及文化特质。宣传片呈现的不仅是一种理想境界，而且包括对自我需求的想象和塑造，形成潜在旅游需求的自我暗示。在当代少数民族的影视剧文本中，话语叙事呈现出较为敏感的反凝视特征，这种蕴含审视目光的叙事表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数民族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保护心理，而且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叙事乃认知建构，具有不变的意义核心。”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多元文化理论，认为少数民族存有“对于承认的需要”。“电影游”成为旅游潮流中的一支，所谓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说以影视剧中出现的标志性景观和地区为旅游目的地。电影《转山》取景于丽江、滇藏线，通过讲述骑行滇藏线而表达对生命和自由灵魂的赞叹。少数民族影视剧，在取景维度撷取民族地区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和风土人情，比如云南民族电影自然景观中的傣族地区的榕树、棕榈树、香蕉林、茶花等，人文景观中的竹楼、寺庙、笋塔等都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觉识别符号。在人物塑造中，主要体现出少数民族朴素的气质和爽朗的性格，以及独特的民族服饰。此外，少数民族影视作品中通常都会出现民族音乐、舞蹈、民俗等传统文化表征，更加渲染出浓烈的民族风情，如《阿诗玛》中就有彝族撒尼人弹奏民族乐器大三弦，以及“斗牛”“摔跤”等民俗场面。《芦笙恋歌》中呈现出拉祜族传统乐器芦笙、小三弦，还有“芦笙舞”，以及“抢花头巾”等民俗。歌舞片在传统歌舞和电影媒介艺术融合而生的多重叙事空间中有机交错，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表达可能性。即使影片中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未对情节产生实质的影响，但有助于满足其他民族作为潜在游客身份的观众对民族原生态文化生活的探知需求，成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形象传播的推动力。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带来传播生态和媒体运行逻辑的深刻改变，维持对受众长时间的吸引力成为新媒介的追求。受众看待媒介的视野通常基于由判断和期待共同构成的框架，在此框架中受众对媒介赋予的愉悦感进行衡量，并对媒介的一系列特征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进行评估。在网络和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像传播中不断打破时空的界限。在存储层面，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技术能够对民族文化遗产通过数字转换、再现，复原为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进行存储、展示，完成跨文化、跨地区的传播和交流。在渠道层面，少数民族文化影像呈现多元化趋势，微电影、短视频、直播等各种流行的数字化形式都能够成为影像传播的载体，新媒体媒介不仅包括官方旅游网站、APP，也频繁出现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中，并被游客们以实时定位的方式带起“打卡”热潮。人与万物链接产生的应用模式，也让传播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再局限于一般用户，而是演变成新时代的“沉浸人”。新媒介渠道为游客在跨越时空的维度无限接近旅游目的地提供了可能。在直观层面，新媒介能够提供专业化的旅游景点介绍。其形式包括官方旅游平台、商业化旅游平台、非营利性自助游平台等，从APP到公众号通常都能够提供旅游地的详细信息，以及产业链式的服务，如交通出行、住宿、出游等都有在线影像资料提供参考。在感受层面，人工智能已融入文化旅游传播工具，从传统的影像观看转向融合沉浸式的体验。AR技术能够通过高清建模和全景视频将遥远的少数民族旅游地进行还原，带来身临其境之感，此外，AR技术甚至能够重现以往的人文历史景观，给予游客沉浸式体验。新兴的元宇宙在未来可能给民众带来更多沉浸式无延迟的社交体验，如此则能够跨越物理空间局限以多元的方式参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灵活交流，在高频对话和虚实交融的碰撞中实现文化交往的满足感，让后疫情时代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中探寻自身的文化价值，实现独立自塑。在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化旅游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随着元宇宙等概念的提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将可能拥有新的打开方式。“反凝视”传播的宗旨不是“抵抗”和“自赏”，而是通过“自信”和“自觉”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效应”。每一种文化本质上都是一个宏大的IP，以系统化和整体化视角进行自我凝视，关注自身“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因为“吸引力是魅力，创造力是动力，竞争力是实力”。而如何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实现可持续提升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则需要传播者主体接纳并使用合适的表达内容与方式。在传播内容层面，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地文化传播的“自信”首先需要讲好民族故事，形成民族文化传播的“故事观”。故事是一种极具潜力的传播形式，能够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故事被认为适合人类的心智和接受偏爱，而合适的故事传播能够在现实中具备改变人类认知的力量，进而推动建立人类认同和敬畏的信仰。少数民族故事能够融入节庆、表演、习俗和影像等文化传播形态，亦能够从民居、宗教建筑、当地景观、旅游纪念物等文化载体活化少数民族文化，承载旅游地东道主的文化与精神，将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旅游文化具象化，并赋予其强大的形象彰显力。在传播方式层面，数字技术为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超越“被凝视”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维度和可能性。新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的关系更多地集中于受众体验的重构，受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更加丰富与多元。从民族文化宣传片到影视作品，再到虚拟现实体验，新媒介技术的功能从实用主义到更加关注文化与人之间的关联及情感，并更加注重数字技术调节所带来的审美体验。新媒介作为身体的延伸，不仅重塑文化传播的社会生态、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创造出新型的文化感知和体验。在元宇宙概念被追逐的背景下，未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将赋予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新的契机，“临场感”“沉浸体验”“新时空”将构筑受众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新型感知方式。虽需谨慎地审视技术，但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新媒介传播方式有助于通过技术与文化的交互，塑造更美好的文化感知与体验，沟通地域与外界的关系，构建更为和谐的未来。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