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晓东，安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南大学中原武术研究院外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舞历史文化流变及其启示研究”（15CTY020）阶段成果。
【摘要】中国武侠电影中的武舞意象，来自中国武术和电影艺术的有机建构，融合了武术内在特质和舞蹈外在形态，形成了银幕上独特的“武术之舞”。从影视人类学研究视角出发，电影武舞意象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尚武而尊礼身体文化记忆的艺术化叙事。其文化表征载录了大量中华传统武术的动作信息和技术元素，并以武舞意象的审美思维解析武术文化内涵。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武侠电影的武舞意象在内容与形式的选择上，应以本体表达承担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以本位视角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以武术本质引领全民健康生活。
【关键词】影视人类学；武侠电影；武舞；武术
电影是人类创造出的一种视觉艺术表达形式，诞生一百多年以来，电影已然发展成为类型繁多、内涵丰富的文化集合，在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学科，对电影这一文化产物的关注由来已久，在电影与人类学结合中形成了一门电影本体论学科——影视人类学，这门学科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它拓展了通过镜头观察文化的新视角，开辟了一条研究与理解文化、社会、身份与历史的新途径。当然，就影视人类学关于音像民族志的严格界定而言，人类学影片与艺术影片并不等同。但是，从“电影本体论”的文化表达出发，虚构的艺术电影与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在本体上并无本质差异。因为，作为文化产物的电影作品往往折射出相应文化群体的审美需求，因而人类学研究常通过流行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寻求有价值的文化研究结论或为田野调查提供更多依据。据此可见，透过电影艺术可视文化的本体表达，解析拍摄镜头叙事语言的本真意义，具有人类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价值。在众多影片类型中，中国武侠电影是以中华武术技术与文化作为重要手段，来丰富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进而表现中华武术魅力的电影类型片种。正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叙事范式和审美风格，中国武侠电影业已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颇具民族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影片类型之一。中国武侠电影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充分汲取了武术内在的特质和舞蹈的外在形态，形成“武舞同台”独特银幕美学表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中国武侠电影的“武舞”意象成型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议题。事实上，通过非民族志音像的艺术影片以发现主题和模式的人类学研究有例可循。1944年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国民性时，日本电影便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上世纪70年代，约翰·威克兰德通过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制作的影片与中国大陆影片相对照，以此探究中国家庭关系的研究范式。在中国武侠电影“武舞”的研究方面，研究者有从宏观层面对电影武舞意象生成进行解释和分析，研究视角涵盖了文化学、历史学、美学等。在中观层面有学者关注到电影武舞具体形式的展现和内容的表达，试图以现象学、人类学等理论来加以阐释。在微观层面，相关研究从具体的影片切入，探讨电影武舞唯美、经典、舞蹈化动作的文化根源，讨论武舞形式与电影叙事之间的内在关系等等。总体而言，学界现有研究已经就武侠电影中“武舞”意象的外在形式和内在价值等进行了多维度的阐述。但作为一种文化的表达，这一意象形成的原因及意义显然是深层次的，仍有拓展探究空间。基于上述原因，运用影视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历时透视并阐释中国武侠电影武舞意象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度考察身体文化、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为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本体传承和传播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向度。电影本身是文化的产物，因而电影艺术作品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应的文化事实。人类学家卡尔·海德也强调：“所有的影片都是具有民族学性，因为这些影片都是描写人的。”基于这一“大影视人类学”的论断，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特色的电影类型，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武舞意象作为中国武侠电影中突出的文化元素，虽然因电影艺术表现的需要进行相应创编，但是文化创造离不开其根植的土壤与携带的基因，其背后是可以被解读的具有人类学研究意义的诸多中华传统文化表征。据汉字训诂考据，舞、武与巫三字为同源分化而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舞为巫祝祭祀的重要活动，武则与军事征伐关系密切。先秦“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的诗歌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卜辞等，表明中国刚健有为基本文化精神中并不缺乏尚武精神。然而，中华传统文化并不崇尚“穷兵黩武”，“文教”“礼化”之下，“舞”成为尚武意志之艺术表现，由是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武舞意象。周代已见的“成童舞象”“执干戚舞”，唐代的剑器舞，宋代“勾栏瓦舍”中的“打套子”，明清之际“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武术器械与徒手套路等等，实际都是历史不同时期武舞的表现形式。宴席上的武舞之仪，寻常的舞台武戏，日常的街头艺术展演……武舞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诸多场合都有呈现。近代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让武术与舞蹈在电影幕布上寻得了完美展露和融合的平台。1905年，谭鑫培先生主演的中国电影《定军山》，以“请缨、舞刀、交锋”等舞台武打动作引得“万人空巷”。1928年《火烧红莲寺》横空出世，借助各类视觉特效及威亚等专业特技，电影将逼真流畅的舞蹈化武术技法推向了新的高度。自此，武侠电影很快取代当时流行的古装影片成为主打类型。此后贯穿百年时间，历经多代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武术之舞”借助电影银幕大放异彩。其间，电影的镜头影像夸张且唯美地摄录了中国传统武术的身体动作神韵。无论是早期带有北派风采的戏曲舞台效果的武打设计，还是随后占据银幕主流的以南派硬桥硬马为特征的功夫形象，尽管影片的“武术之舞”多为艺术化的处理，但武侠电影既有“逼真的夸张”，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套路、格斗、功夫等进行了相应的记录。借助电影中武舞意象的视觉呈现，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咏春、洪拳、蔡李佛拳等，不同拳种门派的拳术、器械之风格流韵以及包含其中的历史文化记忆，影视作品中身怀绝技且武德高尚者行侠仗义、扶弱济困的形象塑造，显示出正能量传递。民族文化发展演变中，身体运动形式是承担特别意义和观念的象征符号。格尔兹认为：“舞蹈可看作是通过人们的身体动作与行为方式的‘具体化实践’和族群文化特征与精神的投射。”在人学视野下，舞蹈“以身体为媒介，通过特定情景下的身体实践，传达族群共享的文化意义。”《汉书·刑法志》记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可见，早在战国时期，武舞意象以“舞”的形态展现“武”的内涵，体现出中华民族以“讲武之礼”行“用相夸视”的身体文化表达方式。而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类型影片的优势正是其立足于“文化记忆”与“民族表达”。纵览电影发展历史，不论在港台还是在内地，武舞意象均为武侠电影集体自觉创作的焦点，其中渗透着的恰是电影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情感认同和身体文化表达。质言之，武侠电影武舞意象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延续中，通过电影语言对中华文化中“舞武共生”的身体文化记忆实现的艺术化叙事。武侠电影类型的基础是武与侠，侠义是武侠电影的立身之本，武是武侠电影的行道之术。武舞意象是武侠电影展现侠义精神和传播伦理观念的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武侠形象形成的深厚历史基础。韩非子在《五蠹》中以一句“侠以武犯禁”将“侠”与“武”之间的关系紧密关联。侠出于士，“士”本指武士，战国时文武分殊，“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春秋以降养士之风兴盛，百家争鸣中墨家社团影响深远，武侠群体得以出现。侠的形象和气质在不同社会背景中虽不尽相同，但中国人对于侠的理解大体不会超脱武艺超群、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等伦理框架。伦理认同是文化认同构成的重要元素。对于武侠及侠义的崇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侠义伦理认同的突出体现。在电影出现之前，小说家的笔端、说书人的口头、表演者的剧场是展现武侠武艺与精神的主要舞台。由于武艺是武侠身份的逻辑起点，因而小说、曲艺、戏剧等都极力夸大武侠武艺的实战效果，并以此衬托出侠者除暴安良、保家卫国等行侠壮举。电影的出现将动作、声音、景象进行随意选择、精心组合、魔幻调配，既可用镜头作拟真呈现，又能以技艺行虚化处理。这给崇侠尚义者提供了一种试图接近现实中无法实现，却又于想象间无比渴求成真的侠义江湖的可能。而电影武舞意象恰到好处地用电影的技术在虚拟的江湖空间中，艺术化地展示武侠卓然超群的武艺，同时传递行侠仗义之品格。毕竟，在“非艺术亦艺术”的文化语境中，武侠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形象塑造，其行侠的武艺必须高强，却又不可以残忍。因而，中国武侠电影创作选择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审美趣向的表达路径。它以旋律优美的武术之舞呈现武术的舞蹈化，观众既观赏到技艺精湛的搏击，又品鉴了“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旋律优美的武舞表演。武侠电影的“武术之舞”呈现鲜明的节奏感，比如剑是武侠电影中常见武器，武侠电影中剑与舞蹈有机结合，使观众在观赏武打动作的同时也能看到剑舞的表演。由此可见武舞意象的文化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美学等文化土壤所形成的写意化、艺术化的中国审美思维。概言之，影视人类学视野下的功夫电影意象，是利用镜头语言对身体进行的主体化的审美文化生产和民族精神传达，创作中融入了中国人关于崇侠尚义精神的认知及身体艺术审美的编码，并且通过镜头与银幕实现了主体文化表征的文化性表达及社会性传递。从影视人类学的视角来看，电影镜头所记录的文化可以传承文化及促进交流，具备研究价值和教育意义，能够用来提升受众的审美高度。因此，武舞意象作为中国武侠电影创作中常见且擅长的文化元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不应局限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因循重复，而需要站在中华文化本位和文化自信的高度，以“武术之舞”弘扬武术文化，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传播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武侠电影是“以武侠为题材、以社会心理为依托、以大众为消费者、以文艺想象为动力，对武术实现了符号化转换”的文化现象，是武术生产的“新文本”之一。但就其规模和影响力而言，已经领先此前的评书、戏曲和小说等文本形式，武术与电影媒体的关系早已由技术结合升华为文化共生。可是，文化传承决不能以“存在就是合理”的哲学命题来简单判定，毕竟传统文化有精粹也有糟粕。当代中国，不能任由武侠电影无序恣意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站在本体表达的位置重新审视武侠电影“武术之舞”的时代价值和发展方向。长久以来，舞、武的文化渊源和中国传统审美心理，使得武术沿着“舞”的路径长期潜行。因之，中国武侠电影作品中的武术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艺术化的舞蹈元素，并且因为出自对商业利润的追求和“他者”观剧效果的需求，存在放大“舞”的效果和异化 “武”的原旨的现象，而这与中国武术的主体本旨有所违背。不能否认，从起始的摸索到最终成为“具有文化与历史特殊性的身体类型片”，“武”绝对是武侠电影的核心元素。因而，在电影以“舞”演“武”的内容选择和形式表达上，应当做到顺应时代潮流的取舍。“武术之舞”可以舞的艺术、舞的漂亮，但影视之武不能背离武术技击的本质和武侠伸张正义的价值内涵。武之美感不能弱化武术技击的真实，武之奇妙不能玄化导致武术文化的失真。戏剧武打加魔术效果曾经开创出了开放的、拟真的“武、巫”合流的武舞表演，而当前应对异化之武舞裹胁武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所警觉。电影需要票房，同时更要体现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从武术演进来说，“武术文化是将暴力行为文明化后以其伦理化，而肩负起武术人的社会管理职责，推进了武术技术‘由制人到制己’的转型。”从电影与武术文化的联姻积极影响来说，在武侠电影中，观众首先被文质彬彬的武术礼仪所吸引，其次他们从中看到了武德的行为规范和武术的精神追求，读解了武术人的人格特征，最后在智识上将武术定位于培养君子的独特文化潜质。由此推断，武舞意象必须通过本体表达，体现武术文化的本真才可能真正赢得“他者”的尊重和认可。这其中包括武术的核心——技击能力以及习武者追求的“高尚精神境界”的武德。因此，武侠电影及其武舞意象的社会教化功用不容忽略。观众对于李小龙的功夫实战之舞、成龙的灵动喜剧之舞、李连杰的华美技巧之舞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武侠偶像能深入人心的深层原因，既在于他们的银幕“武术之舞”有着厚实的武术根基，能将武术的核心内质演绎真切分明，更在于他们成功塑造了英雄人物的经典形象，将中国传统武侠文化所要彰显的身怀绝技、尚德礼让、自强不息、临危不惧、舍身忘我的侠义精神诠释淋漓尽致，传递出时代所需的正能量。中国武侠影片之所以能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引来万众瞩目，文化因素至关重要，国外观众所以欣赏中国武侠电影中的“武术之舞”，当与其中蕴含东方独有的美学形态和美学理念不无相关。近年来，华语电影北美票房靠前的中国影片以功夫武侠为主体，声名远播者有《卧虎藏龙》《英雄》《霍元甲》《十面埋伏》《黄金甲》等，究其成功之处皆在于电影以中国审美叙事本位，将东方秀丽的山水美景、深刻的人文伦理、精妙的生活哲学，会同优雅的武术动作身形，推送于对东方文化充满好奇和渴望的西方观众面前。2008年，以商业触觉敏感闻名的好莱坞梦工厂，耗费巨资制作出了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影片迎合了西方观众习惯于从功夫武侠解读中国武术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一经推出蜚声海内、大获全胜，之后又屡出续集、名利双收。有学者认为 《功夫熊猫》系列影片“借中国风外衣以凸显西方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西方电影界对中国武术、哲学、音乐、美术等中国元素选用和阐释，说明武侠影片是能够吸引西方观众的文化符号，武侠影片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载体，但是这一载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程度，还取决于中国影视界、武术界、文化界等群体对自我文化的理解深度、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从影视人类学理论视角来看，中国文化需要发掘电影媒体的强大能量，以武侠电影为载体的文化符号呈现，为中国武术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努力。不过，此举前提在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主体需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本位视角以自我文化本位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亟需尽快完成跨文化传播由偶然自发到文化自觉的转变。落实到武侠电影武舞意象的创编，让武术“舞”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最关键。这美一定不是将影视武侠与暴力搏斗视为对等，因为中国文化精神“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这美也一定不是武术表现形式充斥随意妄为的怪诞臆想和随心所欲的绵软舞蹈，因为那并非真正的武术动作之美。武侠电影应当以优美的武术技击为形式，融入武术的情节、特色、规范和内涵，做到“打出艺术，打出文化”。将飘逸的武术身姿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表现艺术融汇一体，紧扣民族特色的审美观，继而让银幕的“武术之舞”与国家形象构建做到相互依托，在武侠电影中实现“武术—国家—武术形象”的共动传播模式。让影视武舞不仅仅是灼灼其华的靓丽外衣，更是成为可以打动国外受众的绝美名片，将武术与中国哲学、美学、文学、伦理等传统文化共同借助影视传承下去和传播开来。从原始时期的巫舞开始，身体运动便表达着相应的健康价值诉求。而武的本意也决定了其与身体健壮和精神健旺间存在着紧密关联。武术的本质在于技击强身，作为一项广为人知的中华民族传统竞技体育运动，其在增强民众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功用，在国民身体与精神健康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武侠电影发展进程中，尽管武打技击有被演绎的成分，但从武侠形象塑造的实质来说，对健康勇武、身手敏捷、技艺卓绝、忠肝义胆之英雄人物的塑造一如既往。因此，在不同年代的武侠电影中，英雄造型和武侠情节总是与强身健体、救亡图存、民族觉醒、国家崛起等时代使命及背景相伴而生。在新时代，中国武侠电影亟待踏出以舞为武的狭小窠臼，需要用崭新的武侠人物形象和故事叙事，引领国人关注身体强健并塑造优秀品质，这样既是在回归“武”的本源，同时也是为健康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积聚正能量。上世纪80年代电影《少林寺》及大批武侠电影的热播，曾在当时国内掀起过习武强身和任侠尚武的社会热潮。这股浪潮未能持久并且也未见对国人健康产生切实的推动，不过从中仍可窥见功夫武侠影片在武术及体育精神的实践与传承方面具有的可观动能。如今，面对构建全民健康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武侠电影应当义无反顾地将潜在动能转变为实际行动，远离过分虚夸的“舞”化，以“舞”扬“武”，以武侠电影武舞意象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引领更多的爱好者走近武术本质并寻求身心武勇的本真。将中国人对武术的情结转化成对武术技能的修炼与掌握，对武德精神的体悟与尊崇，对武侠道义的认知与践行，以中华武术强健身心，在成就自我健康的同时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中国武侠电影是电影艺术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生成的文化产物，是极富中国特色且扬名世界的影片类型。诚然，武侠电影并非民族影像志，但作为一种烙有中华文化标记的电影类型，其中积聚着大量可供解读的中华文化编码。武侠电影中的武舞意象，来自中国武术和电影艺术有机结合过程中建构的文化表现形式。从文化根源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舞、武同源而共生，虽分流殊途，却若即若离；武术在中国社会的文化沃土上吸纳了舞蹈的外部形态，经历史传承深化为态势多样的武舞形式。电影艺术的舶来提供了中国武舞展演舞台，一方面，武侠电影以“武术之舞”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尚武而尊礼身体文化记忆的艺术化叙事，另一方面又借助武舞意象体现出中华民族崇尚侠义精神的审美。新时代，中国武侠电影应当珍重业已形成的文化影响力，担负起应有的媒介职责，在内容与形式的选择上去糟粕、扬精华，远离舞蹈泛化和失真夸张，做好本体表达以承担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内涵，并且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文化符号。”立足本位视角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恪守武术本质以引领全民健康生活。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