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连杰，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双困老年人长期照护的救助费用测算与兜底性保障政策研究”（20CSH060）阶段成果。
【摘要】全面“三孩”背景下，中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必将成为更加普遍的社会现象。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使用OLS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系统探讨了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研究表明：（1）隔代照料有利于提高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并降低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在控制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照料强度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关系，伴随照料强度的增加，中老年人陷入抑郁情绪的风险逐渐提高；（3）隔代照料对女性、中年（45～60岁）及农村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4）隔代照料通过增加代际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及扩大社会交往提升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基于此，应该建立社会化、市场化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延迟退休、优化生育及女职工就业保护政策之间匹配度与衔接性，并实施面向家庭的婴幼儿照料支持政策。
【关键词】隔代照料；健康老龄化；生理健康；心理健康
一、引言
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再加上托育机制不健全，越来越多的中年及老年人成为祖父母，并承担着隔代照料孙子女的职责。在欧美发达国家，当孩子父母存在服刑、吸毒、家庭暴力、滥用药物、身心失常或死亡等情形时，通常由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请保姆照料孩子的情况正在减少，超过40％五岁以下的儿童由祖父母提供照料。在中国，老年人似乎更愿意提供隔代照料。自古以来，“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是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隔代照料孙子女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Ko＆Hank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的比例高达58％，同样受儒家家庭文化的影响，这一数据是韩国的近10倍。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在原有全面“二孩”基础上，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在此背景下，更多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提升必将进一步增加中老年人隔代照料现象，亟待引起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关注。从原因上看，隔代照料在不同文化情景下有着不同的理论解读。第一，家庭责任论。从这个理论看，中老年人隔代照料源于中国传统的血脉传承和家族延续的伦理思想，因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具有一种自然、特殊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中老年人对孙子女的责任观念浓厚，隔代照料孙子女成为中老年人理所应当的家庭义务。第二，代际互惠论。这种观点认为，隔代照料源于代际之间资源交换和相互扶持的责任，是一种双向交流、均衡互惠的“反馈模式”，中老年人通过提供隔代照料换取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晚年照料，属于代际之间的“契约关系”。第三，利他主义论。该理论认为，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出发点是基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动机，家庭内部只有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家庭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现阶段，在中国老年人劳动供给、社会化参与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下的隔代照料能够缓解中老年人退休之后的孤独感，成为中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体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指标。健康长寿是每个老年人对于生命状态的美好愿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及《“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均提出“健康老龄化”战略，期望通过建立完善的健康预防保健体系，切实提高老年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持续增加的隔代照料必然对中老年人产生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健康维度。角色负担理论认为，多角色扮演往往面临一系列冲突，隔代照料可能因为中老年人体力和精神不足而无法兼顾，进而产生挫败或抑郁情绪，增加身心健康风险。然而，角色优化理论指出，多样化角色有利于中老年人更好的社会融入，抵消多重角色冲突引发的角色紧张及社会隔离带来的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与健康相关的情感满足。那么，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何种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探寻二者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对于实现 “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学者关于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存在显著差异性。美国学者研究表明，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人表现为更为糟糕的生理健康状况。例如：隔代照料挤占了老年人进行身体锻炼与医疗就诊的机会，减少了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患冠心病、高血压、胆固醇或身体疼痛的概率更高。然而，Gessa基于欧洲十国研究指出，隔代照料带来照料者的健康优势，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人在自评健康和躯体健康方面优于没有提供照料的老年人，这一现象在中国农村地区尤为明显。然而，另外一份研究发现，在非裔美国人中，提供与不提供隔代照料者在自我报告的生理健康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性。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隔代照料强度有关。适度劳动理论指出，当老年人隔代照料强度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有利于身体机能表现为最佳状态；当隔代照料负担过重时，超过身体承受范围，随着时间累积对老年人身体健康造成伤害。也就是说，隔代照料强度是影响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过度参与”隔代照料可能造成中老年人身体疲惫，增加患病风险。例如：与每周提供隔代照料时间为8小时及以下老年人相比，每周隔代照料时间超过30小时的老年人陷入日常活动能力障碍的概率显著提高。基于此，本文认为，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与不同文化情景有关，在中国语境下，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受到研究文化背景、隔代照料划分依据及数据方法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关于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未达成研究共识。第一类学者认为，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关系。隔代照料造成了中老年人的精力损耗，加重了家庭劳动强度，表现出更加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可能增加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从社会参与维度看，隔代照料同样降低了老年人日常社交频率，使他们承担较大的心理负担，从而降低了精神满足度，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作用。然而，第二类学者认为，从代际关系视角看，老年人为孙子女提供隔代照料有利于维持其与子代之间的代际关系，降低老年人的心理负担，进而增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Goodfellow＆Laveerty研究同样表明，老年人照料孙子女能够充实其晚年生活，通过与孙辈之间的亲密互动能够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此外，从认知功能与“用进废退”机制看，认知功能对老年人精神健康、自评健康甚至死亡率均产生影响。积极的角色扮演与社会参与能够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进程，降低老年人陷入认知障碍或情绪抑郁的风险。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隔代照料提升了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这一研究结论在农村流动老年人、城市老年人中同样适用。基于此，基于角色优化理论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目前来看，学者关于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理论脉络：代际交换理论及社交强化理论。不同理论从不同维度阐释了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代际交换理论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化、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以子女、亲属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主要养老模式。伴随劳动能力的下降及收入水平的降低，老年人只能通过隔代照料的方式承担家务活动，进而降低子代照料子女的机会成本，实现家庭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换回子女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慰藉。尤其是在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生活成本提高及女性就业机会增加背景下，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城市双职工家庭数量逐渐增加，年轻父母普遍缺乏照料子女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目前市场化幼儿托育机制的不健全，服务可及性及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由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成为很多家庭的无奈之举。而老年人一旦不愿意提供隔代照料，可能会造成子女在养老方面出现“报复”行为。社交强化理论认为，伴随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社会交往频率不断下降，社交网络不断萎缩，进而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剥夺感，降低生活满意度。通过提供隔代照料，有利于增加了老年人的角色扮演，提高和扩大老年人的社会融入与社交范围，并提升自我价值认同感，进而有利于增加身心健康。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四：隔代照料通过提升中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作用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通过文献梳理不难看出，现阶段，学者关于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多数学者关注到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及认知功能的影响，鲜有学者关注到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文化情景下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2）关于隔代照料强度与健康之间深层次关系的研究不足，在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及家庭责任分担背景下，隔代照料强度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论证。（3）学者虽然基于不同视角对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路径进行了理论阐释，但缺乏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使用OLS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以期为全面“三孩”背景下了解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理，构建“健康老龄化”战略下的家庭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执行。基线调查始于2011年，经历了2013、2015及2018年三次追踪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150个县级单位约2万受访者，具有广泛地域代表性与大样本性质，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权威数据支撑。本文使用CHARLS数据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数据涉及中老年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及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医疗保险、养老金、收入、消费与社区信息等内容，为研究老年人健康问题提供了高质量微观数据支持；二是CHARLS数据中有涉及中老年人隔代照料、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等相关变量，与本文研究主题相符合。考虑到有很多未满60岁的中年人提供了隔代照料，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剔除数据中异常值、缺失值和无法作答的样本，数据处理与分析全部用STATA16完成。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从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进行考察。生理健康。采用老年人躯体活动能力（ADL）和器具性活动能力（IADL）作为反映生理健康的主要指标，根据国际通用KATZ量表，观察老年人在吃饭、洗澡、穿衣、起床、上厕所、控制大小便等六项ADL指标及做家务、做饭、买东西、管钱及吃药五项IADL指标是否需要帮助，判断老年人是否处于生理健康状态。与以往研究将生理健康界定为“健康”与“不健康”二元选择变量不同，本文认为，生理健康应该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健康受损同样是一个持续性过程。因此，采取评价得分方式，将11项ADL和IADL指标回答中“没有困难”“有困难但仍可以完成”“有困难，需要帮助”“无法完成”分别赋值为4、3、2、1分，得到取值范围为11～44分的生理健康变量。得分越高，说明生理健康状态越好。心理健康。CHARLS中具有国际流行病研究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是测量心理健康状态的常用量表。参考王亚迪等学者研究，将CES-D量表十个问题回答“很少或根本没有（＜1天）”“不太多（1～2天）”“有时或者有一半时间（3～4天）”和“大多数时间（5～7）天”分别赋值为1、2、3、4分，并对“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我很愉快”两个正向问题进行反向得分操作，最终得分在10～40赋值区间。分值越大，表明抑郁程度越高，即心理健康状态越差。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为隔代照料，主要指中老年人对于孙子女的照料情况。为了提高解释力，本文参照Reinkowski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隔代照料，反映中老年人是否进行了隔代照料。根据“过去一年，您或您配偶是否照看了您的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照料强度，反映中老年人在隔代照料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根据“过去一年，您和您的配偶大约花几周，每周花多少时间来照看这个孩子？”，用“每年花多少周照料这个孩子”乘以“每周花多少小时照看”得到全年小时数，然后用全年照料小时数除以52周，最终得到每周平均照料小时数。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研究偏误，参考韩保庆，王胜今等学者研究，选取中老年人社会人口学及生活方式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户籍变量，城市赋值为1，农村赋值为0；婚姻状况变量，有配偶赋值为1，没有配偶赋值为0；受教育年限为不同文化程度所对应的受教育年数；生活方式变量包括过去一个月是否抽烟、是否喝酒及居住类型；抽烟赋值为1，不抽烟赋值为0；喝酒赋值为1，不喝酒赋值为0；居住类型中，与家人同住赋值为1，养老院赋值为2，医院赋值为3，其他赋值为4。基于文献述评，本文研究的影响机制变量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情感慰藉及社会交往三类。代际经济支持根据“您或您配偶从子女中获取多少经济支持？”，将所有子女的经济支持加总后取对数。代际情感慰藉根据“您与您的孩子多长时间见面一次？”，根据回答得到赋值为1～9连续性变量，数值越高，表明情感慰藉越频繁；社会交往根据“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参加11项中任何一项赋值为1，一项也没参加赋值为0。（三）模型方法
（1）基准模型
Grossman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健康需求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健康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根据健康人力资本模型，人们健康需求基于两点：第一，健康是一种“消费品”，通过直接影响消费效应提升消费者心理满足感，或者反之，不健康就会产生负的消费效用。第二，健康是一种“投资品”，通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决定消费者从事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进而增进人们的效用水平。因此，研究隔代照料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实现中老年人效用最大化，促进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及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路径。参考健康人力资本模型，以身心健康为因变量，以隔代照料为自变量，加入社会人口学及生活方式变量，分析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隔代照料影响身心健康的OLS基准模型，如式（1）所示：本文旨在探讨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一般而言，是否进行隔代照料是中老年人自我选择的结果，并不是随机生成。事实上，进行隔代照料的决策与中老年人代际观念、收入水平、工作职业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研究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进而产生内生性，直接进行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能不具备参考性。基于此，为消除自选择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 “反事实估计”对老年人是否提供隔代照料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进行干预分析。根据倾向得分匹配原理，将样本分为处理组与控制组两类，并保留共同取值范围。当个体i处于处理组时，通过限定协变量，进而在对照组中找到与i相似的个体j，进而考察中老年人在“提供”和“不提供”隔代照料下身心健康的差异性。本文采用Logit模型估计个体在不同选择情况下进入处理组的概率，如式（2）所示：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在模型中依次加入隔代照料、照料强度及控制变量，考察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程度的变化情况，具体如表2所示。模型（1）~（3）结果显示，隔代照料有利于提高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在加入全部变量后依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一成立。这充分说明，隔代照料有助于扩大中老年人的活动范围，降低中老年人陷入“久坐”“久睡”等不良生活方式，优化了健康生活状态。Baydar＆Brooks同样研究发现，相较于不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定期提供照料的祖父母倾向于报告更好的日常活动能力及自评健康状况。模型（4）~（6）结果显示，隔代照料显著降低了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且在三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三成立。这充分说明，隔代照料能够显著增加中老年人与孙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流，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进而有利于降低中老年人陷入抑郁状态的风险，这与前文Bowers＆Myers、Goodfellow＆Laveerty等学者研究相一致。从照料强度上看，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但与老年人抑郁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二不成立。伴随老年人隔代照料强度的增加，老年人陷入抑郁状态的概率显著提高。建立面向家庭的幼儿照料支持政策，防止中老年人陷入“过度照料”状态是确保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的重要举措。控制变量方面，在社会人口学变量中，伴随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生理健康逐年下降，但心理健康状况逐渐提升；男性老年人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普遍低于女性老年人；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老年人拥有更好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因此，关注女性和农村老年人健康风险，逐渐消除健康不平等是“健康中国”战略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问题。与没有配偶的中老年人相比，有配偶的中老年人表现出更好的身心健康；受教育年限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呈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在生活方式方面，相较于不抽烟的中老年人，抽烟提高了陷入抑郁状态的概率；喝酒显著提升了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这可能与喝酒的社交功能有关。除此之外，居住类型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前文研究表明，隔代照料有助于提升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但身心健康的中老年人同样更愿意提供隔代照料。因此，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只是对二者相关关系的估计，无法理清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因双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假设前提：（1）相关性，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2）外生性，即工具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与被解释变量高度外生。根据工具变量选取条件，参考Ku等学者研究，选择“家庭是否有小于16岁孙子女”作为本文研究的工具变量。是否有小于16岁孙子女与中老年人隔代照料高度相关，但与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并无明显相关性。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进行分析，并报告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具体如表3所示。首先，我们分析了是否有小于16岁孙子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在第一阶段中，是否有16岁以下孙子女与隔代照料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说明，有16岁以下孙子女显著提高了中老年人隔代照料可能性，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在第二阶段中，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仍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产生显著性影响，处理内生性之后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除此之外，两个模型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的P值均为0，拒绝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外生性的假设，认同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两个模型F统计量的值分别为107.96和176.44，均大于10，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前文回归结果显示，隔代照料可以显著提升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然而，除了互为因果关系产生内生性问题之外，是否提供隔代照料的样本选择过程同样不是随机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为了解决自选择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三种方法，进一步分析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的净效应。为了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质量，考察匹配结果是否很好的平衡了数据，本文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图1和图2报告了隔代照料对生理健康影响的样本匹配前后偏差绝对值和共同取值范围（心理健康类同）。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匹配之后均缩小到10％以内，大多数观察值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on support）内，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仅损失少量样本（不足1％）。由此可见，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基本消除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可观测变量偏差，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表4报告了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ATT处理结果。生理健康方面，经过核匹配、半径匹配及最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均在5％及以上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无论基准回归，或倾向得分匹配，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提升效应成立。与基准回归相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处理之后的观察系数明显偏小，这说明未处理内生性的基准回归未考虑选择性偏差，明显高估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提升效应，最高高估10.8％；心理健康方面，三种匹配的估计结果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处理选择性偏差之后，隔代照料有助于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的结论成立。实际上，无论是生理健康，或是心理健康，控制选择性偏差及内生性问题之后，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的提升效应均更弱。根据前文分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老年人似乎更愿意提供隔代照料。那么，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异质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性别、年龄和户籍三个方面进行分样本估计，具体如表5所示。从性别特征看，隔代照料对女性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对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众所周知，女性是家庭劳务的主要承担者，隔代照料孙子女更多是祖母的责任，祖父一般不承担或在照料孙子女过程中承担着辅助功能。从年龄上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将中老年人分为中年（45～60岁）和老年（60岁及以上）两类，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中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老年人，这说明，伴随年龄的增加，隔代照料的身心健康促进效应逐渐降低，这同样与何庆红等、Baydar＆Brooks的研究相一致。从户籍上看，隔代照料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但对城市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养儿防老”“含饴弄孙”的传统观念更为浓厚，中老年人承担了隔代照料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伴随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流，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缺乏基础性文化娱乐项目，孙子女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进而丰富了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培养了健康作息习惯。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基准回归仅控制了年龄的线性影响，由于隔代照料与年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参考孙鹃娟和张航空的研究，在模型中加入年龄二次方、三次方变量，消除年龄可能带来的非线性估计偏差。表6回归结果表明，在逐步加入年龄的平方和三次方后，隔代照料仍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二，采用替换变量方法，使用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分别作为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替代变量，重新加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自评健康采用“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回答“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和很好”分别赋值为1～5分；生活满意度采用“您对自己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回答“一点也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分别赋值为1～5分。赋值越高表明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状况越好。由于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均为赋值为1～5的有序分类变量，本文分别采用OLS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7结果表明，两种模型结果下，自评健康及生活满意度均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显著性影响，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了3个可能的影响机制假设，即根据代际交换理论及社交强化理论，隔代照料可能通过影响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精神慰藉及社会交往作用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基于此，本文对3种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验证。表8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量及生活方式变量后，隔代照料与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精神慰藉及社会交往呈正相关关系，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没有提供隔代照料的中老年人相比，隔代照料分别提升了38.5％、5.2％和3.7％的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经济慰藉与社会交往概率。陆杰华等研究同样表明，中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有利于提升子女的代际反哺，扩大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进而改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表9是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精神慰藉与社会交往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子女的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与社会交往显著增加了老年人的生理健康，降低了老年人陷入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因此，综合表8与表9回归结果，不难看出，隔代照料通过提升代际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与社会交往频率，间接提升了中老年人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代际交换理论和社交强化理论得到验证，研究假设四成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人口结构变迁，尤其是全面“三孩”背景下，中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必将成为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基于2018年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探讨了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分样本估计与影响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隔代照料有助于提升中老年人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在控制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2）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关系，伴随照料强度的增加，中老年人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逐渐提高；（3）分样本估计结果显示，隔代照料对女性、中年（45～60岁）及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4）除直接影响外，隔代照料通过提升中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精神慰藉与社会交往间接影响身心健康。基于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蕴意：第一，加快发展托幼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建立社会化、市场化的托幼服务体系，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的方向发展，既能提高婴幼儿照料专业化，同时有利于降低中老年人隔代照料强度。第二，充分关注女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隔代照料危机，建立面向农村家庭的婴幼儿照料支持政策。除此之外，还应该通过扩宽转移就业渠道、鼓励返乡创业、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及扩大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式实现农村青年劳动力就近就业，缓解隔代照料负担。第三，充分考虑到延迟退休政策与积极生育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延迟退休虽然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降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风险，但可能会因为挤出老年人隔代照料进而增加了家庭婴幼儿照料成本。因此，应该将延迟退休、优化生育及女职工就业保护政策综合考虑，提高政策之间匹配度与衔接性。第四，基层政府和社区应积极搭建功能齐全、环境适宜的活动场所，满足老年人隔代照料的社会交往需求，有利于实现隔代照料、基层治理及邻居互助帮扶等多赢结果。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