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青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044）阶段成果。
【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重大命题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重要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是近代中华民族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逐渐建构起来的，先后经历了早期萌芽、转型发展、转化重构、革新升华、成熟定型和继续发展等历史演化阶段，建构了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建设”“民族梦想”等为核心意涵的中国共产党 “民族复兴”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意涵在传承与发展中不断向前演进，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系统梳理和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生成和意涵演变，可以拓宽中国民族理论研究视角，实现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发展，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意涵演化
习近平在2021年的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牺牲和创造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话语，与国家现代化互为嵌入，融合为一个整体性话语概念，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意涵的时代化转换。话语是“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历史造就话语意涵。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生成和发展，其意涵在传承与发展中不断向前演进，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节点，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进行历史性和时代性阐释，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实现。当前，学界对于“民族复兴”话语已有一定研究，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学者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阐释。依据中国知网（截止2023年3月20日）检索数据显示，以“民族复兴”为主题进行检索有1.04万篇期刊论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进行二次检索有202篇期刊论文，再以“话语”为主题进行二次检索只有90篇期刊论文。如果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为篇名检索只有9篇期刊论文。梳理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研究发现，主要聚焦于三方面：一是关于“民族复兴”观念史的研究。有学者提出民族复兴观念的最早萌芽可以追溯到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而作为正式话语并大量出现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复兴观念的演进轨迹可分为近代和现当代两个阶段，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以李大钊“民族复活”口号为标志，而真正成为强势话语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复兴观念经历了从“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二是关于“民族复兴”概念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民族复兴的概念，分别从国际地位、历史发展、历史主体、民族精神、汉语词义等角度阐释了民族复兴的概念内涵。三是关于“民族复兴”话语的研究。从历史进程着眼点来看，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梳理了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话语历程，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复兴”话语演进，重点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认为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的两大历时性叙事。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时段看，学界对“民族复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时代时期，研究的连续性和深入性还显不足，关于全过程“民族复兴”话语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从研究视角看，主要侧重在观念变迁的视角，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还有不足，且鲜有学者从政治话语的角度切入；从概念内涵看，学界对“民族复兴”概念所提出的见解争论较大。造成争论的原因主要是民族复兴的内涵是广泛的，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维度，且“民族复兴”的内涵是动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处在历时性的动态演变之中，任何片面化、简单化的界定都是不科学的。概念的差异无疑会“传染”到话语，对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构成一定的张力。因此，仍需学界对“民族复兴”话语的生成和意涵演变作出科学的阐释，形成完整的概念链条和逻辑进路，为建构中华特色民族话语体系提供学理依据。自1840年西方殖民者以舰炮叩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华民族开始面临频频而至的民族危亡。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强烈的民族危机和民族忧患意识迫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起而自救。在“冲击-反应”过程中沿着“科技-制度-思想”的认识自觉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真理。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民族复兴思想逐渐萌发。思想孕育话语，话语召唤思想。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延续与升华前人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复兴思想，在肩负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上开始建构“民族复兴”话语，以实现中华民族从百年沉沦走向伟大复兴的浴火重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主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觉醒运动，给西方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世界民族主义崛起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逐渐升温，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慕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世界格局，深刻反思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复兴之路。学界普遍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阐发“民族复兴”思想的第一人，但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早提出的可能是陈独秀。1905年，陈独秀提出“尽人力振作自强则兴旺”的图强之道，随后接续“兴旺”话语提出“文化之兴盛”的文学复兴图景，显露出“民族复兴”意蕴。李大钊系统阐述了“民族复兴”思想，他沿袭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把中华民族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民族有着盛衰起伏的变化发展规律，如同人一样有“青春白首”的成长过程。现在的中国是“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正处于“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的关键阶段。李大钊将“奄奄就木”的中华民族比作“白首之中华”，“呱呱坠地”的中华民族比作“青春之中华”，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白首之死去意味着青春之再生，鼓励青年“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使命”，肯定青年在再造中华中的核心地位。1917年，李大钊在“青春中华之创造”观点上提出“新中华民族”思想，主张“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第一次将中华民族与复活联系起来，且明确了复活的主体是中华民族。虽然“复活”与“复兴”语义差别较大，但也具有很强的“复兴”思想。其后，李大钊站在东西文明比对视角提出民族复活之路“即竭力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并将俄国十月革命作为融合中外文明的典范，主张“创造—兼并东西文明特质”的“新文明”。李大钊把民族视为有生命的主体，有衰落毁灭的时候，也有再生再造的能力，中华民族唯有凤凰涅槃才能获得浴火重生，“中华再生”“民族复活”等话语，成为李大钊表达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性符号。虽然有多位学者认为此时李大钊提出的“复活”与“复兴”意思并无大的差别，但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时代背景及李大钊思想立场看，此时的“复活”与“复兴”还是有些许差别，且此时的“复兴”与后续的“复兴”也存在内涵上的变化。综合李大钊早期的几篇文献可以看出他曾经的激进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在德国、俄罗斯等国民族主义鼓动下，激烈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呼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表达出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和压迫深恶痛绝，对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深深渴望。他把中国遭受的苦难和当前的困境归于“寿之至也”和“诛夷入侵”，面对外来压迫，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行将就木”，而唯一出路是“旧民族复活”，而非“新民族崛起”，是要先恢复其昔日的强大和自信心。此时，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还处在结束民族苦难和挫折阶段，还在怀念“青春时期”的锦绣山河。民族复活在于“白首民族”重回“青春民族”，获得复苏和新生，而复活的力量在于青年“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再造中华、再生中国是其复兴思想的核心表达。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样关注民族复兴之路。陈独秀发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的警世疾呼，把青年看作社会的希望所在。恽代英主张“中国返老还童”“创造少年中国”“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瞿秋白探寻“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少年中国”“青年如春”与“中华再生”“民族复活”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最早溯源和滥觞所出。十月革命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融汇成一股新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深刻地震撼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与借鉴域外元素的步伐加快，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国内国际民族问题。俄国、德国、土耳其等民族复兴成为唤醒民族精神的自觉观照。互为“病夫”的近东土耳其和远东中国，有着一样的帝国辉煌和民族危机。然而“近东病夫”的土耳其革命成功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了，贫穷落后的俄国翻身了，域外民族复兴创举进一步刺激和鼓舞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1923年，恽代英在《土耳其复兴》一文中正式使用“复兴”一词，把土耳其民族复兴归功于土耳其青年党；在 《革命与党》一文中率先使用“中国复兴”，强调“中国复兴，必须要有党”；并在1024年提出“中国有复兴之望”。同年，蔡和森在《德国中等社会总理之最后一人》一文中提到“复兴德国的经济计划”。邓恩铭在《今日的感想》一文中强调“俄国是无产阶级打出来的，土耳其是人民打出来的”。高君宇称赞土耳其革命“开被压迫民族世界的一个新局面”。李大钊也开始将“复活”与“复兴”并列使用，在《人种问题》写道：“中华民族……不能重振复兴吗？不，我们已经感觉到民族复活的动机了。”李大钊对民族复活（复兴）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封建军阀、资产阶级既无“政党精神”，也无“团体精神”，难以形成组织力量。唯有“庶民”“工人”等无产阶级才有团结力量，只有先进的政党才能联合劳工阶级。陈独秀把俄国十月革命定性为“工农解放”的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且“后者更胜过前者”。可见，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自觉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频繁发出“民族复兴”话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灵魂和力量。中共二大正式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个民族纲领”，“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概念，“民族独立”的话语意涵开始呈现，并成为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民族复兴”话语的中心内容。《中共二大宣言》强调“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为复兴之路的革命对象，建构起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相融合的“双元革命”话语，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的“民族复兴”话语意涵。由于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封建军阀的腐朽，改良的道路已经证明行不通，唯有“暴力革命”才能救中国，“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衍生内涵之一，复兴话语的革命属性和进步意义显现出来。从革命的性质来讲，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的革命之路是以阶级为边界的，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以统一国家为基础的。革命是民族独立的必然路径，而革命的先锋队亦只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新制度新理想”，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必经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民族复兴”话语的认知起点。自19世纪末民族复兴思想萌发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索复兴之路，形成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折中道路。话语赋予权力，权力产生话语，并规制话语。围绕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国共两党基于立党之本进行不同阐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将民族与阶级融合起来，用“民族解放”话语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国民党则直接使用“民族复兴”话语阐释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由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和国共话语权的政治斗争，国民党逐渐取得了“民族复兴”话语的绝对主导权，而共产党逐渐走向“民族复兴”话语的对立面，开始使用“民族解放”话语。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中国共产党才有限度的使用“民族复兴”话语。尽管“民族复兴”思潮萌发于清季民初，但作为一种话语潮流则是在国民党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其中知识界和政党对话语的推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是外在直接刺激。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推动“民族复兴”成为时代思潮，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则利用国家机器将其纳入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国共政治斗争原因，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则逐渐淡出该话语系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人借助空前的民族危机，激发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将“民族复兴”推动为强势的官方话语，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范畴。国民党借助“民族复兴”话语强力打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并以此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统一的“赤匪”，民族复兴的“窒碍”，宣称“剿匪胜利，是中国民族复兴的起点”。“话语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是主导了意识形态，“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为了有效动员民众参与革命以及与竞争者展开话语权的争夺中赢得主动，中国共产党转而使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等话语，并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话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以“民族解放”为核心的政治话语。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就提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之一是争取民族解放”。1934年中共中央“训令”中提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揭露国民党 “民族复兴”背后的独裁本质。1934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议》要求“经常的具体的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蒂的利用‘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揭露其“民族复兴”是“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同年，《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揭露“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就是出卖中国，背叛民族，屠杀民众，剥削工农，毁灭中国”。同时，极力辨别“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内涵区别，阐述“民族解放”的科学性、合理性。1936年《省常期刊》发表《辩“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一文，指出“‘民族复兴’是迷恋光荣历史，一种怀旧情绪，有‘开倒车’的意味”“‘民族解放’是结束一切束缚压迫，有完全进步的意思”。《北大旬刊》发表《“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一文，提出“‘民族复兴’是‘民族复古’的滑稽口号，完全是一种幻想、一种欺骗，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是‘民族解放’”。萨义德认为，对观念话语的理解和研究需要同时研究贯穿其间的力量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关系对比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模式。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独占国家权力中心，而共产党是弱小的非法政治组织，两党之间的政治敌对、意识形态分歧水火不容。结合当时政治局势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话语不可否认具有采取权宜之计的话语策略的一面，但肯定也有真实表达和客观表述的一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对内话语霸权、对外绥靖妥协以及独裁专制的客观事实的揭露是客观的，矛头集中在国民党借“民族复兴”为借口实施独裁专制统治，全力“剿共”和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同时，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紧要迫切任务是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民族复兴相对来说是远景目标。且“民族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话语，对具有“阶级”属性的年轻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根正苗红”，“民族解放”自然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威性。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复兴本身并无异议，且始终有着系统而长远的思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并进行了持久卓绝的努力和斗争。“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国家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东北的彻底沦陷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也唤醒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意志，民族团结意识日益增强，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党派、将领抗日意愿持续高涨。能否清醒地认识矛盾的转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救国方略关系到各政治势力话语影响力和主动权的获取。此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阶级的关系认识还不够成熟，更多注重阶级身份，甚至提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受到“反民族、无国家”的质疑。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如何从理论上和话语上协调阶级与国家的矛盾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935年，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以“光复旧物”话语表达了“民族复兴”的意涵。陈云则是直接使用了“复兴”一词，提出“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瓦窑堡会议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纳入党的基本任务，把各民族的解放斗争融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策的改变“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敌对态度发生了改变，开始在官方文献中有限度地使用“民族复兴”话语。1937年2月10日，《新中华报》社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举国一致同抗暴日，我们必须有如此的让步和妥协”，“复兴”话语开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语境下与“解放”话语并用。5月1日，张闻天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提到“御侮救亡，复兴中国”“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具体内容是，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民族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少见的阐释民族复兴的概念内涵。6月27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写道“使中国复兴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将“民族复兴”界定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1938年 7月，延安各界集会宣称民族团结“是一个复兴的关键”，民族团结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意涵之一。即使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仍持续关注“民族复兴”话语，并进一步扩大了复兴话语领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中国兴盛”“经济复兴”话语；同年又提出“文化复兴”话语，“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些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提供了话语资源。话语依赖于当下环境，受制于话语主体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主导的“民族复兴”话语始终保持谨慎原则，有限使用多围绕抗日统一战线范围。一方面是基于国共合作背景和“统战目的”，给予执政党的善意回应，巩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将“民族复兴”作为各方话语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是调和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张力，把中国共产党确认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将民族与阶级有效衔接起来，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从中国共产党使用“民族复兴”的语义分析，爱国主义精神浸润于阶级、国民、民族和国家之中，调和了不同民族、阶级、阶层的张力，特别是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决定了“民族复兴”与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概念相互融合在一起。民族独立、民族自由、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等词汇既彰显了“民族复兴”话语的时代内涵，又保障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解放”话语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从中国共产党使用“民族复兴”的任务分析，当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或复兴，或灭亡”，除此无其他之路；“不沦亡即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内涵，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成为“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不再受各种内外陈旧势力的宰割屈辱，实现了自立自强。民族复兴从不可能变为可能，使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变得更有信心更有动力。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具体化行动，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开始转化重构。如果说中华民族“站起来”前，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意涵在于解决当前民族危机，建构民族国家的现实目标。那么中华民族“站起来”后的复兴话语意涵就在于巩固强国基础，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国家建设的中期目标，以及深化民族复兴远景目标的认识，多维建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四分五裂的国家实现统一，一盘散沙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企图扼杀中国新生政权。在国内，国家尚未完全解放，社会政治秩序不稳定，经济千疮百孔，民生凋零。巩固新生政权、夯实国家物质基础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紧迫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起点。基于意识形态和建设任务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初期甚少使用“民族复兴”话语，基本用国家概念替代中华民族概念，但是却一直在探索和践行复兴之路，提出了“完全统一祖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等具有“民族复兴”意涵的历史任务，规划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民族复兴路径，建构了“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1950年7月1日，《人民日报》提出“使共和国经济财政状况基本好转”“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而解放台湾和中国的一切领土”，国民经济的恢复好转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中心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阶段性要素表达。随后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奠基之路。195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现代化”概念，并逐步完善为现代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认识和初步构想。1957年，“科学文化”首次成为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民族复兴道路由物质文明扩展到精神文明，进一步丰富了复兴目标的内涵和指向。1963年，科学完整的“四个现代化”理论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探索取得重大理论突破，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转化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遵循。话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建立在直接的现实基础之上。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国家现状是建国初期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现实诉求推动“民族复兴”话语意涵的转化演进。基于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和世界局势，“民族复兴”话语逐步从民族国家建构转换为国家经济建设，“民族复兴”话语意涵主要指向“复兴”物质基础，“巩固政权”“赶超西方”“国家现代化”几乎是此时“复兴”的主要内容。“民族复兴”话语也基本向“国家富强”话语转换，很多场合下几乎把“国家”和“中华民族”在语义上等同使用，国家富强就是民族复兴。据目前史料研究，建国初期，毛泽东没有正面使用过“民族复兴”话语，其他主要领导人及官方文献也很少使用。“民族”话语更多的是指少数民族，而“民族复兴”话语基本都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话语上，党的八大把“国家富强”话语写入党章肯定了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一致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谋划复兴之路提供了重要依据。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民族复兴”话语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民族概念从国家概念中分离出来，建构国家与民族两套独立的话语系统。改革开放、民族振兴成为这一时期的高频政治词汇。1979年，邓小平在分析当前主要任务时就提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将国家和民族作为并列概念使用，以民族话语来凝聚国家建设力量。1981年，叶剑英在谈到国共关系时希望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首次将振兴与民族统一起来使用，以期用“振兴中华”话语感召海内外华人华侨。同年，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又提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政治口号，“振兴中华”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要素，并以大众化话语在海内外广为传播。1984年，“振兴中华”与“现代化建设”产生话语耦合，将“四个现代化”作为“振兴中华”的必要路径，建构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话语。1985年，邓小平开始使用“振兴中华民族”话语，并在之后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要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将振兴中华民族与四个现代化、国际地位联系起来，完整地表达了“振兴中华”话语的意涵。其后，中国共产党在多份官方文献中进一步提升了“振兴中华”话语的高度，将“振兴中华”话语内化为一种革命精神，“一切有利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党的十五大最终将“振兴中华”话语推向高潮，反复多次使用“民族振兴”和“振兴中华”话语，以历史话语形式深化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阶段性意涵。话语都是一定主体在特定时间的思想表达，本质在于对国家和民族现实的客观反映，规约于整体发展位势的限度。随着改革开放成绩的不断显现，“民族复兴”话语意涵的物质基础指向也逐渐向精神文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全方位拓展，越来越展现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话语意蕴多维特征。这一方面是基于党的领导人对当前国内外局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未来发展的准确预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为“振兴中华民族”提供了现实可能，标志着“民族复兴”话语的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是重新建构了“民族复兴”理论体系，以承袭孙中山“振兴中华”口号的“振兴中华民族”话语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一国两制”构想为核心的“统一祖国大业”方针进一步凝聚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以“三步走”战略描绘“民族复兴”的路线蓝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质的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百年来的永恒话语，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走向成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把“民族复兴”与民族愿景紧密联系起来。此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始在政治界、学术界、舆论界频繁出现，并逐渐成为官方政治话语体系，“民族复兴”话语开始演进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阶段。党十五大报告提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十六大报告9次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十七大报告5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十八大报告7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99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后在新年贺词中重申“实现伟大的复兴”，开启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复兴”话语的创新性发展维度。2003年，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时提出“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至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政界主流话语和社会各界基本共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话语意涵的深化、丰富和发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任务对“民族复兴”话语的策略性使用。复兴话语表达形式的变化与复兴任务目标的调整同频共振，“民族复兴”话语的意涵也在与时俱进中得到不断地细化和深化，促进了“民族复兴”话语定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意涵博大精深且在不断演化发展。江泽民在1997年新年茶话会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功”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主要标志”，“国家统一”一如既往是“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意涵，而国家建设意涵却越来越丰富，“富强民主文明”的要素更加清晰。胡锦涛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现代化意涵，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与“三步走”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了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的逻辑递进关系，建构了“民族复兴”话语的体系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局势出现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织影响不断加深，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代性是话语的生命力所在，世界性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下，话语建构需要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蕴含不同的意涵。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向中外记者宣告要“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将中华民族与全人类共同发展关联起来，展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格局。随后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大命题，整合百年来数代中国人民的复兴夙愿，融合“两个百年目标”的时代要求，重新建构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从情感维度和时间维度进行意涵表达，将“中国梦”定义为民族复兴的目标话语。“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用“中国梦”连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价值契合点，实现单一的民族的复兴话语向多维的立体的复兴话语转变。“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勾勒出民族复兴的世界意义，实现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发展，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是“民族复兴”话语的继续发展，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目标、千年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用27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阐释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和光辉前景，党的二十大报告用15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进一步科学具体谋划了民族复兴的发展方略和时间刻表。两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驱动了“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建构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三重意涵。如何界定“民族复兴”话语的主体范畴，是建构话语的逻辑前提。话语属于具体的主体，体现主体的自觉意向和意识。“民族复兴”话语的出场语境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催生了“民族复兴”话语，中华民族顺其自然也理所当然成为复兴话语主体，“民族复兴”是其意识自觉。中国共产党人自萌发“民族复兴”思想起就以复合性中华民族为根本，寻求整体性民族复兴。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认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以整体性认同建构国家民族，提出“民族复兴”话语的主体范畴包含全体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就国籍来说，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从民族和国民双重视角论证中华民族的复合性，并提出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整体自决理论，实现了“民族自决”与“民族复兴”话语主体的一体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重新定义中华民族，指出“民族复兴”话语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只有为人民谋幸福才能获得“民族复兴”的话语权。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承袭历史内涵之上进一步拓展“民族复兴”话语的主体意涵，衍生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主体，范畴不仅包括国内56个民族，还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华人华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共同努力。当然，无论话语主体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本体属性无疑都是人民。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本质特征，始终将其贯穿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绾结点，回答了“依靠谁”“为了谁”的旨归问题，这既是话语自觉，也是价值体认。“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贯穿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全过程、全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最根本的核心价值。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价值表达。一方面，“中国梦”具有“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积淀和时代色彩，不仅回应了“历史选择”，也观照了“人民选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成为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全新价值意涵，融合国家、民族和人民三个层面为一体的话语体系全面系统诠释了“梦想”话语与“复兴”话语的互嵌，从而赋予话语新的特色和新的意涵。“国家富强”是“民族复兴”话语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强国”为惟日求索目标，新时代以“强国”为叙事的“体育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标识性话语成为“民族复兴”话语的价值表征，从不同维度论证了“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话语的“据”与“理”。“民族振兴”就是民族学视域中的“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民族复兴”话语的根本立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国家富强的力量所在、各族人民的生命所在，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密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蒂。“人民幸福”是“民族复兴”话语的价值归宿，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据相关数据统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族复兴”话语的频次居于前列，“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复兴话语体系当中非常稳定地列第6、第5、第3的名次”。正是在人民幸福的价值创造和追求过程中，“民族复兴”话语才展示出价值意涵的特殊光辉。另一方面，以“中国梦”为价值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是“民族梦想”价值意涵在时间维度上的目标表达。中国共产党历经“四个历史时期”的百年实践，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每个时期都是“中国梦”在时间坐标上的有序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首要梦想就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是“民族复兴”话语建构无法逾越的前提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民族复兴”话语的新形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民族复兴”话语建构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的夯实阶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出场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心理期许。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面貌的历史性转变，“民族复兴”话语有了自信之底气、实现之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确立，将“民族复兴”话语融入强国目标话语系统，沿袭了“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逻辑，又将历史与未来贯通起来，实现了“政治话语”“民族话语”“人民话语”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从“动员话语”到写入党章、载入宪法再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向“制度话语”的转变，其“梦想”价值意涵得到不断丰富、巩固和抵近，并朝着有历史传承、有价值彰显、有理论创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演进。杜赞奇指出：“民族的成长、强大不仅需要回溯历史还需要全球化体系所产生的一系列话语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必然与西方民族话语产生交流与碰撞，在“他者”与“我者”互动维度中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梦想是相融相通的，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以“中国梦”为核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重新解读和整合了“复兴”与“梦想”，将“民族复兴”话语嵌入世界体系，有效勾连了“我者”与“他者”、中国与世界的话语立场，使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更具有包容性、共同性和国际性。习近平指出，“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孤立的自我崛起，内蕴着与世界的联动，承载文明的责任和“道义”的力量。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有义务作出与自身能力相符的贡献，与世界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两个大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在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的良性互动基础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递出追求共存的价值观念，是“民族复兴”的理论旨归，也是一种超越了种族、国别的价值指向，向世界人民传递出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美好夙愿。话语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的集中体现，没有话语的崛起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民族复兴”话语的天下胸怀和全球视野，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建构维度，世界意涵更加凸显。中华民族倡导建构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核的平等国际关系，积极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力摒弃了“文明冲突”“普世价值”等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内蕴的“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己及人”的和善价值理念，将“共商、共建、共享”的相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话语是思想与语词的融合体，其流变形式反映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深度融合。“民族复兴”话语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政治话语主题，其建构和演进历程承载着中华儿女特有的历史情感，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从建党前后“民族复活”话语的萌芽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继续发展，话语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蕴含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基本涵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内涵，经历了意涵指向不断深化、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为唤醒中华民族意识、建构民族国家和凝聚国家建设力量提供了重要载体。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两个大局”的历史关口，民族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崛起与建构成为复兴实践的强力支撑，如何进一步阐释“民族复兴”话语建构的理论意涵和时代意义，增强当代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将是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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