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2021年度科研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研究”（XTSZX-30）阶段成果。
【摘要】准确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多元一体结构，共同性与差异性生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结构之内，两者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在共生融合中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功能则要在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中，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论是增进共同性还是尊重和包容差异性，都旨在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共同性；差异性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体”与“多元”并存是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基本面向。共同性与差异性始终存在于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几千年来，各民族的碰撞融合交融从未中断，既增进共同性，又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汇聚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孕育共同性，多元伴生差异性，因而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演进、维系进程中恒久不变的核心主题，也必然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以命运共同体的形态延绵至今，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结构既追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共同性，又做到海纳百川各民族的差异性，共同性切合了统一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差异性回应了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两个核心构成要素，在结构本体中探讨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议题。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却少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出发来展开探讨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成果。基于上述研究范式缺憾，本文尝试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本体，对共同性与差异性进行审视探赜，希冀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建设。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其内在结构由共同性与差异性两个要素结合而成。作为结构要素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彼此之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相互嵌构、相互融合的紧密关系。这种同与异的共生并存不仅是长期的历史现象，也是时下的现实景象，在多元一体的结构内，有同无异没必要强调共同体，有异无同则形成不了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体”与56个家庭成员的“多元”有机辩证统一，只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而忽视各民族自身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或只强调各民族的多元，而忽视中华民族的共同身份、共同体意识和整体利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换言之，共同性与差异性生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结构之内，二者同为其不可分割的构成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内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两者共同构成关联性与共生性的结合形式，与现实中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融合情境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并不表现出相互孤立的界线关系，相反呈现出互嵌统一的融合关系，即中华民族是内含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但中华民族这一总称并不是把56个民族简单相加，而是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都不是简单追求以共同性取代差异性，共同体意识并不否认或排斥族际差异的客观存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处理好群体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重点要制造整体性的“群体突显”（group salience）社会氛围，即为了减少偏见和冲突，初始就应当将群体差异控制在合适范围内，然后承认这种差异，最终跨越这种差异。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不是人为固化民族意识或制造民族差异，而是希望在一体的范畴内，引导各民族将自身差异性置入整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之中，在全社会营造差异性统归于共同性、共同性照顾好差异性的融洽氛围。我们通常在整体性-多样性的框架之下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试图维护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然而多样性极易衍生差异性，而作为整体性支撑的共同性则不会自然而然生成。国内有学者指出，基于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不会一蹴而就达成，“积淀和增进共同性需要长期的努力，因为共同性的培塑需要妥善处理来自文化形式、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性、差别性的挑战。”共同性是需要一个挖掘整理提炼的过程，是一个历史长时段的建设过程，只有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才能有效维护整体性。在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问题上，尤其应注意避免将共同性与差异性进行孤立区分的做法，须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要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整体性视角正确看待本民族个体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多元”与“一体”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关系，其结构呈现出多层次分布的特征：其一，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处于高层，56个民族处于基层；其二，各民族一律平等，56个民族同属于一个层级，没有主次高低之分；其三，各民族自身存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在结构内形成了差异的一致。人类的社会本性存有共同性与差异性两个观念，这两个观念共同选择在社会联合中结合为共同体，证明共同性与差异性完全可以相互并存，共同体的成员们都能在承认彼此的共同性中自由地保有自身的差异性，这样人人才能充分享有共同体的福利总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分布在辽阔疆域上的中华各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种不同类型生存环境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为了保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个最高的“善”，必须清晰指明共同性与差异性可以并行不悖，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族群矛盾或冲突是出于对相互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不信任感”造成的，而不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本身”，如在共同体结构内显现出认识上的刻板印象、态度上的偏见或行为上的歧视等，只有确保共同性与差异性如何能够“和谐共存”，才能最大限度地消弭族际间的隔阂和分歧。现阶段在实践中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时，应尽量避免出现以下3种错误做法：一是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抹杀了各民族的差异性，因此要设限共同性；二是认为各民族差异性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因此要消除差异性；三是认为共同性与差异性是平行并列关系，看不到共同性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共同性不寻求取代或排斥差异性，相反共同性与差异性两个要素可以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例，各民族共同创造、传承和弘扬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建筑工程，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风俗习惯，都是各民族文化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鉴融通中形成的。如维吾尔语和蒙古语中分别有3000多个、1600多个汉语借词，同样汉语中也有相当多的词汇从维吾尔语和蒙古语借词而来，如胡同、把式等词汇。各民族在多元一体的交融汇聚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包含国家认同、民族精神、大一统传统等内容的共性部分，又保留了各自的语言文字、地域文化、民族意识等特性部分，共性部分与特性部分交相辉映，合力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的不绝源泉。谈及族际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亨廷顿认为其存有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所以两者只能是单选题——“要么同化，要么敌对”，即“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中国国内民族关系与上述观点下的族际关系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无论历史传统还是现实情境，各民族都不寻求因差异性就放弃追求共同性，而是在相互承认适应差异性的基础上，在高层次团结促成高度认同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并在中华民族这一载体之内融合发展了各自原有的民族特性。当然，不可否认民族领域依然存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等风险隐患，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以及国外敌对势力会利用所谓本民族“族属界线”的方式渗透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结合。我们必须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引导各族群众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非同质性的结构性质，决定了共同性与差异性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两者能够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动力：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交融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形成和发展于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及共同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差异性亦不断得到尊重和包容，两者共同为各民族交往共生、经济互助合作、文化交流互鉴供给了不竭动力，从而奠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体结构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与各民族几千年来从未中断的相互碰撞融合过程密不可分，由此塑造了其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共同体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共生共存关系，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步的基础动力。（一）共同性与差异性融合中形塑了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内部各民族在世系相承、守望相助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形塑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虽然中华民族的概念出现于晚近时期，但中华民族的实体却早已存在，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回望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融合都为之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自在的民族实体阶段，中华大地上很早就出现了华夏、蛮夷狄戎等民族集团，这些相对分散的民族集团虽然分布的地域不同，各自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但都寻求向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华夏民族聚集的中原地区靠拢，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凝聚核心、若干民族联合共生的交融格局。随着秦汉时期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中华民族这一自在的民族实体有了国家政治穹顶的坚强保障，各民族在加速频繁深度的碰撞交流、竞争合作中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的实体基础更加稳固，为“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萌芽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素养。在自觉的民族实体阶段，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各民族主动担负起救国图存的历史责任，从国界边陲到中原大地，从汉族到少数民族，各民族不分你我共御外辱、共赴国难，在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命运共同体结构更加凸显，为“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深厚的民心基础和时空场域。在自为的民族实体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持续确立、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也呈现出更多的统一性、一致性，进一步演化为凝聚程度更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团结保障和发展动力。（二）共同性与差异性融合中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单元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在漫长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共同孕育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历史基因中，诞孕于各民族捍卫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伟大斗争中，成熟于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存在特征，也会在意识层面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两种意识，前者呈现出一体的共同性，而后者则呈现出多元的差异性。由于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需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各民族之间的客观差异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因此这两种意识将长期并存并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各民族都能够自觉超越本民族意识，始终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中华民族命运紧密联结，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视为最高利益。当然，各民族意识在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各民族可以保持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同步照顾好各民族意识，允许各民族保留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发展要素。在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融合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意识辩证统一，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还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力。民族共同体实存于国家范畴之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能够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支撑性力量。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共同”清楚阐释了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普遍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国族建（nation building），另一个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二者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不论是国族建设还是国家建构，核心都在于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以此强化各族人民的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就国族建设而言，中国当前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既然中华民族的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因而“同”与“异”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国族建设的价值底蕴。国族建设旨在形塑全体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松散的民族联合体，而是一个具有政治凝聚力的国民共同体。事实上，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坚定五个认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等系列表述，无疑赋予了中华民族更加强烈的国族属性。国族建设首先要求构成民族具有统一性，包括提高国族成员对国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及国族成员的相互认同，这是国族建设的主导方向、前提和根本。其次，由于组成国族的各个民族也要求自身的文化、权益等得到保护和传承，所以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还必须照顾各民族的多样性，这是国族建设的基础、要素和动力。国族建设必须要从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差异性两个方面共同发力，不论是忽视共同性还是轻视差异性，都将导致国族认同意识的衰减。国族建设在同与异的融合中有效解决了民族国家中的国族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把各族人民顺利整合到国民共同体的序列之中，还促使各民族在国族建设过程中趋向更加紧密、更加包容的命运共同体结构，为国家共同体的稳固成长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就国家建构而言，通过权威控制整合疆域、行政和社会等的边界一致性，从而创造出维持现代国家建构所必要的法律制度、政治组织等一体化的秩序基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如何将多元的民族整合于一体的国家政治体系之内的问题，在这一现实条件下，国家建构“必须运用国家权力将多个民族维系于统一的国家框架之中”。林尚立指出，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性，其主体是构成国家的全体人民，而其族群结构可以是多个族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本身就是共同性与差异性共生共存的产物，在强调共同性、整体性的同时，也注重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多样性，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高度吻合，因而能够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结构性基础。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实现了一体与多元的融合，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政治体系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稳定运行，诸如制度政策层面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心理层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都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功能：增进共同性与包容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亟需按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政策要求，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首要功能指向，共同性旨在建立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互永不分离的联系纽带，使得各民族始终保持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结合形态。增进共同性明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还深刻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局推进问题，即共同性是共同体的命脉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背景和初衷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问题息息相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为了回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和构建问题。”共同性是共同体的建设基础，没有共同性就没有共同体。共同体为差异的个体成员供给了安全感、信任感、归属感等温暖港湾，然而现实中的共同体与理想中的共同体不同，现实中的共同体并不会浑然天成，共同体难以要求共同体成员无条件地保持忠诚，而共同体的成员也不能无条件地享有共同体的庇护。鲍曼就共同体的两个本质内涵提出：第一，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它是一种我们将热切期望并渴望拥有的世界，即理想中的共同体往往远在彼岸，需要人人为之共同奋斗才能达成；第二，如果人们想要让自己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那么实体的共同体要求人们必须坚定地服从于它，以此换取共同体提供的种种福祉，即期望共同体的稳定，就必须要服从于共同体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作为实体的共同体，其与现实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要求还有所差距，国内外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利用所谓“边疆民族问题” 对我国实施分化分裂、颠覆破坏的活动，需要增进共同性来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共同体也被称为“差异的统一体”，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融合是共同体的天然底色和必要条件，共同体失去共同性将无法形成，而共同体排斥差异性亦将不复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共同性的一面，如具有共通的利益、情感、文化等；也具有差异性的一面，如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存有历史延续的次国家民族意识等。对于共同性的一面，可以用文化建构、利益建构、情感建构等方式来强化民族共同性的维系纽带；而对于差异性的一面，则“共同体”意识才是根本上消解族际张力的药方，增进共同性的同时保有差异性，目的是为了建构更加团结的中华民族。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定位，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同”具有主导性，“异”具有从属性。差异性的特征来源于或依赖于共同体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6个民族社会关系的总和，差异性没有独立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特征。共同体之中的成员（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内部关系，“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相互关系的性质都是由他们在这个总体内的地位决定的。”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只有承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性，差异性才能受到大家庭的尊重和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物质的生产活动，由此逐渐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社会存在的实体，数千年各民族经历了分布上交错融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过程，以共同体的形态自愿结合而非其他，本质上是各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王柯认为，中国最初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文明共同体意识，其形成基础是各民族共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历史上处在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边疆民族，出于对更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追求，在历史不同阶段以各种不同形式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荣耀感。正是各民族主动将本民族的差异性统归于共同性之中，才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繁荣的祥和景象。施米特将共同体与社会截然分开，认为政治属性是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实体，而社会则只是一种经济联合，社会缺乏政治意志的凝聚力导致其结构是松散的，而共同体作为政治单位才拥有对多样化个体的决定性整合能力。当前，要按照建设统一多民族现代化国家的任务要求，明确哪些方面必须“同”，哪些方面可以“异”。例如，在增强各民族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等公共领域，必须“同”；在保护各民族风俗习惯、建筑风格、文化艺术等私人领域，则可以“异”。务必要认识到，将差异性特征纳入共同性之中，完全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未来必须坚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进一步推动各民族更好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共同体通过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尽可能地减少民族成员之间因差异性带来的摩擦和分裂，进而巩固共同体的共同性；同理，民族成员在共同体之内保有差异性，获得了“我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的身份认同，继而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共同性。因此，共同体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终极归宿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求和保持共同体的共同性，塑造出人人为了共同体的稳定、稳定的共同体为人人的共生局面。除此之外，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与差异性归宿的一致性，还体现于建设过程的一致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能简单归结为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是真实反映了各民族共同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存在，即各民族在几千年共同奋斗、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中共同缔造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身就形成于各成员在差异性中以关联性、依存性寻求共同性的团结过程。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其实质是要在共同性中凝聚共同性、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最终都指向了如何增进共同性。中西方共同体理论对共同体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认知是相似的，即共同性非一化的同质性，差异性也非离心的多样性，它们都寻求“共同拥有的一致性”。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自觉到自为的过程，共同性的主线贯穿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始终。实际上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归宿一致性，绝非刚性强制糅合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源自各民族在相互的碰撞交融、竞争合作中，通过移民、屯田、和亲、通商等多种形式结社的过程。这种对共同性的追求不仅表现于物质层面，更表现于意识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各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通过塑造相同的价值、情感、利益等共同目标，促使共同体成员和各民族之间产生相互的认同、亲和、吸引的心理状态，使国家统一具有坚不可摧的思想根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推进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显著特征。基于“两个大局”的现实背景来考量，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客观上还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其中一个极为重要也较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失衡问题，这就为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提出了理论与实践双重建设的迫切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共同性的前提下，是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多元一体结构。共同性与差异性生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结构之内，两者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在共生融合中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功能则要在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中，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简单追求以共同性取代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否认或排斥族际差异的客观存在，同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是自由放任差异性危害共同性，各民族要朝着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正向建设。评判是否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能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衡量和检验的根本标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结构提出了主次分明的层级要求，即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存在不是并列对等的或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界民族问题发展形势趋向严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发生变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现实需要，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进共同性、及时消除落后的和阻碍民族团结进步的差异性因素，引导各民族在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下，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稳定性之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还让这一问题很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渗透破坏颠覆我国的工具。如美西方国家不断诋毁中国民族政策核心就是“无限鼓吹放大各民族的‘差异性’、尽可能地歪曲减少各民族的‘共同性’，从而达到根本性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图谋”。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这种深受“外部势力干扰”的压力情势，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迈上新征程，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因素复杂多样，其结构基础还不够牢固。我们必须要在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想方设法增进共同性，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一体主线”，充分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多元要素”，全面提升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水平，牢固树立起国家层面的整体性认同，继而在人心凝聚中为新时代新征程“两个全面”的中心任务提供各民族大团结的奋斗基础。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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