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厅厅，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农业现代化研究”（2023GZGXRW067）阶段成果。
【摘要】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人民富裕、民族富余、国家富强、社会富足的关键标准，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决定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底色与成色。文章立足系统、全面、整体的维度，从国家层面回顾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部署，厘清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学术层面拓展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学理阐释，拟合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性与知识性；从实践层面归纳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案例经验，刻画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性与可及性。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合力、知识互嵌的学术张力、由此及彼的实践活力，推动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实践共同体”，进而围绕树牢“一个理念”、统筹“二元均衡”、优化“三大体系”、赋能“四类机制”、推进“五项行动”，提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推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公共治理；CiteSpace
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实质要求，共同富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推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必然与时代使然，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全面性”“全域性”。党和国家始终高度关切民情所需、民声所呼、民意所盼、民心所向、民政所达。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最重要体现，相关内容连续被写进党的报告，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为举国上下做好民生福祉工作作出了科学论断、提供了根本遵循。一直以来，国家（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安全、解决公共问题等系列责任，因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必然成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得到了明显改善，乡村公共服务的共富发展逻辑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持续动力，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但受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影响，我国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短缺，乡村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差距仍然明显，相对差距仍在拉大，特别是民族山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普遍缺位。踏上新时代新征程，乡村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时代蕴涵和发展要求，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跟上“步伐”，共同富裕目标亟需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构成“要件”。当下，要紧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加强乡村公共服务多元协同供给，补齐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分散发力”的短板；通过跨域治理促进公共服务正外部性的合理共享，弥合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碎片治理”的缺陷；构新乡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和评价指标，优化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府际合作体系，探索PPP公私合作模式弥补基层公共服务财政供给不足问题，突破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有限效用”的困境，形塑“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公共服务模式，塑造乡村公共服务“共享式”供给路径，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综上关于乡村公共服务丰富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本文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知识轮廓与理路参考。然而当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还未完全找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逻辑性与学理性、实践性与示范性有待理顺，还需广大“三农”研究者用“脚下的泥土”和“心中的真情”书写好强农兴农富农文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架构图（见图1），立足系统、全面、整体的维度，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计量分析、系统分析、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聚焦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问题，着眼国家视角归纳乡村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拟合学术主线论析乡村公共服务的学理阐释，落脚基层场域总结乡村公共服务的案例实践，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合力、知识互嵌的学术张力、由此及彼的实践活力，推动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助推构筑相辅相成、共通共融、有序互动、差序渐进的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谱系，为推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智力贡献、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中央一号文件已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三农”工作的最高级别文件，具有纲领性、战略性、指导性和权威性，能够充分体现国家层面对推进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谋划与政策设计。由此，文章主要参考25份中央一号文件（1982-1986年共5份、2004-2023年共20份，见表1），从国家视角解读归纳、客观评价乡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嬗变。（一）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6）：趋向“二元化” 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得以确立，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农业专业技术推广、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农民职业知识培育等乡村公共服务需求逐渐引起重视。随后1983-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将农村生产、生活、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求纳入核心政策主张。这一时期，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公共服务的指导内容，集中体现了维持和稳定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基本功能的迫切需要，表现了“物质形态为主、非物质形态为辅”的公共服务基本需求形态。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对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驱动，农业专业技术的应用推广、农村基础设施的加强建设，为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村农民致富之路奠定了基石。但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以农养工”的政策框架在该时期尚未完全改变，同时受人民公社集权模式和集体经济体制的交叠影响，这一时期乡村公共服务呈现出“内生型供给为主、外生型供给为辅”的供给模式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主要依靠村社内部力量投入，严重依赖农户出资出劳，不但增加农民过重的负担，还为完成考核任务实施与农民需求不大甚至无关的公共项目，引致乡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公共服务趋向“二元化”。（二）农村税费改革前后（2004-2012）：转向“一体化” 时隔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成为指导“三农”工作的顶层政策。2004-2012年值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国家把总体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缩小城乡差距”目标作为支农总基调，逐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在该时段的9份中央一号文件中，3份专题研究“农民增收”，3份专题聚焦“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3份专题支持“基础设施、水利改革、农业科技”等公共服务建设。2004年强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强调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2006年强调乡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城乡就业、医疗卫生、文化文明、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2007年强调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2008年强调促进城乡统筹管理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9年强调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和城乡公共事业一体化发展；2010年强调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2011年强调加快水利改革发展；2012年强调创新“多元化”的农技服务模式。这一时段，国家积极向乡村输入大量发展资源，乡村公共服务体现为“外生型供给为主、内生型供给为辅”供给模式和“项目制供给”主要特点，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下大力气推进农业税、农村低保、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等领域改革，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教育文化状况显著提升、医疗卫生环境明显改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公共服务转向“一体化”。（三）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年至今）：走向“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总体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东部帮扶西部”的支农总步调，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始终贯穿到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工作中，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议题，在11份文件中，5份专题聚焦“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4份专题聚焦“乡村振兴”，3份专题聚焦“农业农村改革”，其政策内容都反复强调了要大力推动公共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乡村延伸覆盖，努力促进城乡资源均衡配置和有效整合，奋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形成了“政府供给+市场供给+村庄供给”协同推进的供给模式，构成了“物质形态供给+非物质形态供给”相互嵌入的服务形态，农业基础设施、农民生活设施、农村社会服务、农村社会管理、乡村公共资源等基本功能全面发力，农民群众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底线要求和最终目标，推动了乡村公共服务从“有没有”“有什么”“有多少”到“公不公”“好不好”“优不优”的升级换挡，促进了乡村公共服务在“总量间、城乡间、结构间、区域间、人群间、居民间”的协调，乡村公共服务迈向高质量发展，走向“均等化”。学术话语的主题主线反映了学术界对乡村公共服务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讨论，是对顶层设计的延伸解读与学理阐释。为确保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和说服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文章借鉴陈超美教授开创的CiteSpace概念模型，应用CiteSpace（Ｖ.６.１.Ｒ2（64-bit）Basic版本）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基于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分析背景知识，借助“cluster”功能勾勒研究主题及其知识结构的演变。聚类图谱及其标签信息生成的可视化知识图形和序列化知识谱系，能够清晰刻画乡村公共服务研究主题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的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同时，数据源选自CNKI权威数据库，高级检索条件设置检索范围为学术期刊，题名为乡村公共服务或农村公共服务，来源范围勾选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获取到2002-2022年（检索时间：2022年07月11日）共322篇权威文献，并以此构建基础数据分析库。图2是乡村公共服务研究的聚类图谱，可以清晰看出，聚类视图的Q值、S值分别为0.7706（大于0.3）、0.9638（大于0.7），这表明乡村公共服务研究的网络模块化结构非常显著，聚类效果具有高信度，可以作为佐证。表2是乡村公共服务研究的聚类标签，分别通过LSI、LLR、MI3种算法提取聚类效果最佳的聚类群，并计算每组聚类群排名前五位的聚类单元，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近20年来乡村公共服务研究领域被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主题领域，反映了乡村公共服务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主流及其演变，聚焦了以下4条学术研究主线。从样本权威文献来看，乡村公共服务研究主题从2002年开始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如聚类“＃0”“＃1”“＃3”所示，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广受研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总体指导思想，强调新阶段要有新思路、新措施、新方式。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难题频发暴露，并成为影响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农村发展的最大掣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而这份重视面临着“通过什么方式供给”这一必要环节的回答，这势必激发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主题研究的纷至沓来，以“供给问题”“供给动因”为诱力，以“供给经验”“数字赋能”为依托，推动“政府主导+市场供给+公私合作+农村社区参与”多元化供给模式的深入探讨，跨越时空、奔向和谐的“社区化”供给模式进入研究热点，同时也推动该研究主题向供给机制、供给体系、供给效率、服务效率拓展。进入21世纪以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无疑是时代进步、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业农村农民必须现代化，而最大的短板弱项仍在于城乡公共服务的统筹。从聚类“＃2”“＃4”来看，平均在2010年、2019年，以“城乡统筹”“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系列学术研讨占据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地位，这也意味着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期间，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促进城乡统筹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时代意义。不得不说，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再到促进共同富裕，其研究脉络都离不开乡村公共服务问题的逻辑思考。着眼“需求端”和“供给侧”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于“城乡统筹-乡城融合-乡城一体”的逻辑视角推动乡村公共服务的共治共享，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公理性”促进乡村公共服务在“乡-城”间的空间耦合协调，这不仅是政府等供给主体决策参考的关注焦点，也是学界为推进全面乡村振兴作出的智慧贡献。乡村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对乡村公共服务内涵外延、概念特征、作用机理、模式现状等研究的有序衔接。综合聚类“＃6”“＃7”来看，研究者们主要围绕乡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现状调查、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农民需求偏好与影响因素、投资效率与影响因素、技术效率与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与驱动路径、影响因素与维护机制等领域进行了研究阐释，从以上理论研究可以发现，政府支持、财力支撑、科技扶持、人力投资、农民需求、公共价值、村庄治理、城乡助力、社会公平、满意程度、人文关怀等因子成为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影响因素，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学界从理论层面对乡村公共服务影响因素的学理性思考，为乡村公共服务治理进路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证据与经验参考，也为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建构铺垫了逻辑基础。探寻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治理进路是推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一直以来，资源配置不均衡、资本投入不平等、需求回应滞后性、项目供给碎片化等多重叠加因素，很大程度上引致了我国乡村公共服务的结构失衡、空间异化、质量有别，这为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治理路径与治理方案带来了诸多挑战，以致于化解以上挑战成为学者们十分关切的焦点议题。结合聚类“＃3”“＃4”“＃5”可以看出，乡村公共服务治理进路的研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阶段呼唤服务型政府的高效治理能力与高阶治理水平，主动担当起弥补乡村公共服务短板和推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坚持乡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治理、协同治理、系统治理原则，把国家治理的引导力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创造力，推动城市治理的适配性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可及性，并赋能网格治理、数字治理、智慧治理的互动与耦合。典型案例是国家顶层设计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学术话语体系在基层的参考证据，总结归纳典型案例的示范经验，有利于为国家政策设计和学术研究主线提供决策咨询与研究启示。为确保案例选取的代表性、认可度、说服力，文章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联合遴选推荐的全国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共62个）作为分析对象（见表3），并围绕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面域、供给空间、供给效用等维度，对我国乡村公共服务的基层实践经验及其特征进行归纳分析。从全国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的供给主体来看，我国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总体形成了“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乡镇推进”上下衔接的领导机制，“政府扶持+部门联动+市场竞争+社会参与+群众受益”多元合作的供给主体模式应时而生，改变了“单一式”供给力量的不足，实现了供给“财力、物力、人力、智力”的聚合，推动供给主体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例如，北京平谷打造“区、乡镇街道、村、家庭”四级医养联动机制，江苏谷里健全“政府主导、社会运作、家庭参与”的“城乡一体”养老服务体系，福建莆田构建“政府、社会、家庭”的“三位一体”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体系，湖北松滋形成“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联动、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多元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等实践案例都集中体现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互助。乡村公共服务是物质形态公共产品与非物质形态公共产品的共同体。从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的供给内容来看，涵盖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养老、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就业、政务、治理、社会保障、留守儿童、人居环境、危房改造、供水饮水等公共服务领域，既包括物质形态的水利、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文化传承、公序良俗维护、娱乐空间营造等，涵盖领域广泛、覆盖内容宽阔。例如，江苏扬中探索“八位一体”运维机制管护乡村公共设施，山东嘉祥应用“城乡一张网”实现城乡供水“同质、同网、同源、同服务”，江西横峰通过“七改三网”思路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湖南攸县改造“门前三小”（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搭建乡村文化舞台，贵州赫章实施乡村公益性公墓改革提升乡风文明等实践案例都生动呈现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可达向度。农村改革推动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已基本形成“以城带乡、乡城融合、乡城互动、乡城一体”的有序格局，以城乡公共服务的“居住互嵌、结构互嵌、行为互嵌、文化互嵌”，推动乡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相和、经济相通、生活相近、文化相美”，乡村宜居性、乡城协调性、供需平衡性的辐射半径得以释放扩大，有效促进了“乡-城”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的优化完善。例如，山西宁武县通过“县乡医疗一体化”思路打造乡村“3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浙江遂昌县采取“县城文化场所+乡镇文化站+乡村文化礼堂”模式打造乡城智慧文化礼堂，北京怀柔区依托“区、镇、村”三级联动推动“足不出村”政务改革，内蒙古九原区通过“区、镇、村”三级共同发力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体系，河北巨鹿县构建“三重体系”助推城乡一体化就业创业等实践案例都有力证明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面域的共生共融。区域获批城市分布数量与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获批数量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尤其是东西部不均衡性比较显著。经对全国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数量测算得出，东部城市占比达到54.84％（第一批11个占比17.74％、第二批10个占比16.13％、第三批13个占比20.97％），中部城市占比为19.36％（第一批2个占比3.23％、第二批6个占比9.68％、第三批4个占比6.45％），西部城市占比为24.19％（第一批5个占比8.06％、第二批6个占比9.68％、第三批4个占比6.45％），东北区域城市占比为1.61％（第一批0个占比0.00％、第二批1个占比1.61％、第三批0个占比0.00％）。明显看出，虽然我国西部获批城市数量明显多于东部、中部、东北区域，但是西部城市的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获批总量占比却不到东部城市的一半，乡村公共服务的东西部空间差异明显。推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其实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关乎农民群众的共富程度，关系农民世代的民生福祉，公共服务的供给既要满足当下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基本需求，更要体现跨越时间、超越空间下公共服务效用的长效机制。通过透析全国乡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基层实践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的联动性、共享性、传递性、持续性。例如，山东平度“行走的书箱”乡村阅读推广项目，山西芮城“四位一体”乡村学前教育模式，浙江南湖“数字赋能”乡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广西震东“乡镇+社区+网格+单元”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模式，浙江金东“生态洗衣房”模式等实践案例都充分彰显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用的综合效益与长效机制。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作为衡量人民富裕、民族富余、国家富强、社会富足的重要标尺，在国家层面已构筑旗帜鲜明的顶层设计，在学术层面已积累论析有力的学理阐释，在实践层面已形成示范效应的基层案例，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合力、知识互嵌的学术张力、由此及彼的实践活力，推动构建了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助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谱系相辅相成、共通共融、有序互动、差序渐进。1.从国家视角来看，政策界关于乡村公共服务的顶层谋划蕴涵了其历史演进及其政策嬗变，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发展突出呈现了3个阶段特征：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6年）趋向“二元化”，农村税费改革前后（2004-2012年）转向“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年至今）走向“均等化”。2.从学术话语而言，学术界关于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城乡统筹、影响因素、治理进路等学理阐释，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近20年来乡村公共服务研究领域被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主题领域，反映了乡村公共服务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研究主流及其演变。3.从基层场域可观，实践界关于乡村公共服务的基层示范，集中突显了供给主体“单”“多”转换、供给内容“软”“硬”互嵌、供给面域“乡”“城”统筹、供给空间“东”“西”有别、供给效用“短”“长”兼顾等样态。
基于理论与实践分析，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一，树 “一个理念”。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融入到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理念中，切实让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分享到新时代新征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成果，增强乡村公共服务可达性、均等化、福利链的获得感。第二，统筹“二元均衡”。提高“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东部帮扶西部”助推共同富裕的耦合效应，基于农民意愿、农业增长、农村发展实际，平衡乡村公共服务的“需求端”与“供给侧”，有针对性地明确投入方向、拓宽投入范围、加大投入力度，有建设性地增强运行维护、监管奖惩、反馈回应等措施。第三，优化“三大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治理体系、评价体系，结合国家顶层的政策部署、学术话语的理论建议、基层实践的经验参考，围绕“事前建立标准体系-事中完善治理体系-事后健全评价体系”的闭环，优化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第四，赋能“四类机制”。健全完善要素投入机制、能力提升机制、信息回应机制、考核保障机制，撬动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类资本”向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延伸覆盖，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第五，推进“五项行动”。实施“五项行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适应“有效市场”的运行规律与适配效能，做大乡村公共服务“初次供给”的覆盖面；发挥“有为政府”的制度优势与引导作用，做好乡村公共服务“二次供给”的公平性；激活“有力组织”的存在价值与参与机制，做优乡村公共服务“三次供给”的可及度；鼓励“有爱企业”的财富创造与社会贡献，做强乡村公共服务“再次供给”的价值链；提升“有情农民”的主体地位与需求水平，做亮乡村公共服务“供需均等”的幸福感。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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