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倩，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道路研究”（19FJLB011）阶段成果。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既遵循科技创新、工业化、市场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常态化依次递进的现代化一般逻辑，也表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以制度变革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结合现代化基本逻辑与新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现代化新范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理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逻辑；中国特色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意义；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进行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础，对全面开启中国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现代化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社会形态变迁过程，也指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传统现代化模式基础上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基本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不仅在于其对已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也体现在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快速推进、各维度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道路优越性。在经济维度上，表现为经济超高速超长期增长的“中国奇迹”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则表现为以高效的并联式道路推动递进融合的动力转型，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创造提供长期稳定的发展动力。现代化初期，我国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强调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推动其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构建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借助工业化带来的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助推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以工业化推动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与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信息化提供产业基础，以工业化为主导带动四化同步发展，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能支撑。在我国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基础上，随着第二产业占比的不断提高与工业体系框架的建立完善，我国进一步强调城镇化的战略支撑作用，以农村居民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支撑，通过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支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城镇化建设为信息化提供基础物质载体，基于城镇化发展不断推进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递进融合的动能支撑。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强调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加强新型城镇化的智能属性，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以信息化为着力点发挥四化同步的结构性优势，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提供新动能。四化同步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推动了我国多维度、多层次的现代化建设，也通过不同阶段关键动力的渐进转型，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具有较强灵活性和韧性的动能支撑，创造了经济超高速超长期增长的发展奇迹，彰显了我国现代化新范式的道路优越性。从社会长期稳定的基本要求出发，可以发现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键支撑。面对现代化建设中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正如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指出的那样，就业人员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直至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非农部门完全吸收，进入现代经济阶段。而根据我国就业结构特征，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新中国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长期偏高，195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83.5％，随后逐步下降，直至2022年的24.1％，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国家，我国就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占比偏高的特征。因此，我国保持就业稳定以保障社会长期安稳的关键在于农业的稳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体现于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稳定的农业基本盘为农民就业提供基本保障，从就业维度为社会长期稳定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表现为，在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的过程中，通过均等的土地分配与稳定的农业基本盘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一种收入保险，提高了外出务工人员面对失业的抗风险能力，避免了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失业，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关键保障。基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创造的现代化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色体现为对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强调农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稳定农业就业为着力点，为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提供基本保障。基于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农业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与基本支撑，并通过前期均等的土地分配与稳定的农业现代化推进，发挥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稳定的农业基本盘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类似失业保险的保障机制，利用土地对失业人口的吸纳为其解决了温饱问题，从就业层面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当全球性经济危机来临，工业与服务业中的失业普遍发生时，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劳动力仍可以回到农村，进入第一产业，此时的农业相当于隐性的失业保险，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导致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3000余万失业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多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农业生产，缓解了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而印度尼西亚则在危机中发生了大规模骚乱，最终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瓦解。可见，通过强调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宏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稳定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实现了兼顾发展与稳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一般性往往指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基本共性，但其存在的共性不完全是符合现代化内在逻辑的一般性。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美国化，而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的内在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并非简单的与传统模式相似的共性，而是我国通过参考各国现代化经验与理论，凝练出的现代化基本逻辑与内在规律。它是依据现代化先发国家发展经验，在本国国情下形成的与现代化内在逻辑一致的基本属性，具体表现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线推动现代化，以市场全球化支撑现代化，以增长常态化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跨越式转型。回顾世界现代化史，现代化理论往往将“现代”定义为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后直至现在的发展阶段，自工业革命始，各国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全球现代化不断推进。工业革命实质是一系列科技创新应用于工业领域带来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信息化，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大范围创新与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不仅是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能，也是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以蒸汽机发明与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从英国开端然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以发电机与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推动西欧、美国部分国家完成了初步工业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为全球各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着眼于全球现代化史，可以发现科技创新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起点与根本动力，而根据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发展经济学家也将创新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支撑，库兹涅茨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世界实用知识的重要积累；熊彼特则进一步强调了创新的意义和作用，提出创新是经济周期升降起伏波动的核心动力；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指出，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结合各国现代化历史事实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可以发现科技创新是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引领与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同样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并借助后发优势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在现代化起步阶段，得益于知识的溢出效应，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对先进科学的学习与吸收，迅速推进了技术的普遍升级与广泛应用，科技水平大幅度提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战略路径设计，从科学技术现代化到信息化，科技创新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与关键动力。新时代以来，以数字经济与新能源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各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面对数字经济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以数字化引领现代化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要求。世界现代化始于大规模的科技创新，技术的量变引起生产力的质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各国开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逐步推进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在狭义上常被认为等同于工业化，在广义上则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与文化领域的理性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既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他领域现代化的基本支撑。各国进入现代化发展前，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由于人们对农产品需求较为稳定，且农产品难以长期储存，因此当生产率提升推动农产品增产出现过剩时，人们往往选择生育决策以消化过剩农产品，生产率的提高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而随着科技创新成果大范围应用于工业领域，工业化生产的多元化商品扩展了人们的选择集，工业社会下生产率的提升直接作用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而非生育率的提升，以消费带动资本积累，从需求到供给的正向循环逐渐形成，低收入水平下经济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被打破，国家现代化发展得以推进。回顾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工业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比持续下降，而非农部门就业人数不断提升，通过工业化发展实现了就业结构的转型，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从低回报的农业部门向高回报的工业部门流动，实现了“免费”的经济增长，以就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了高效的现代化发展。而从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出发，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农业部门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而非农部门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工业化持续推进，目前已经过一次产业占比超过二次产业的前工业化时期与一次产业占比不断下降，二、三次产业占比上升的工业化实现阶段，进入到一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小于10％，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二次产业的后工业化阶段，与经典工业化理论中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规律相吻合，也符合以工业化为主线的现代化基本规律。在工业化的发展基础上，现代化国家需要进一步以世界市场的开拓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借助市场规模的扩展打破本国工业化发展存在的资源与市场限制，以大市场支撑大工业，结合本国工业化发展的内源动力与市场全球化的外源动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关键支撑。基于世界现代化史，现代化先发国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为本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拓展了商品销售渠道，从原材料供应与商品需求增长两个维度推动了本国规模化工业生产与现代化发展。而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则通过融入世界市场逐渐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同时借助市场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及技术溢出等后发优势，打破本国市场容量与资源的限制，利用国际市场助推经济快速增长，逐渐实现经济的赶超，以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有机结合支撑本国现代化建设。从现代化依赖于全球化市场的基础理论依据出发，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明确指出，交换促进分工，而分工则受制于市场的广狭。基于分工视角，斯密在企业维度对分工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分工会带来社会普遍富裕，但分工受到市场的限制，市场范围的扩大可以通过促进分工推动国家发展。文一则从工业体系构建的成本视角出发，指出“大工业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的有机体系，它需要依赖一个巨大市场和其规模效应来维持利润和克服工业组织、固定投资、技术引进和创新所带来的大量成本”。已有研究在理论上阐明了市场扩展与现代化存在的正向关联，明确指出较小的市场范围将限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只有融入世界市场，通过市场全球化打破本国工业化发展制约，以市场范围的扩张推进分工不断细化，利用规模效应提高本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才能切实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各国现代化发展与市场的扩张密切相关，区别仅在于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以殖民、战争等暴力手段扩张其海外市场，而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则以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市场的拓展，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自身发展。在科技创新引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通过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融入世界市场，以市场范围的扩大支撑分工深化，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国家竞争优势，为本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从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出发，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高速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显著正面冲击，通过融入世界市场，我国逐渐发挥现代化后发优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内市场也逐渐培育壮大。新时代以来，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逐渐从追赶转向赶超，战略优势逐渐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党和中央进一步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规划，在发挥本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同时，以国内国际市场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市场全球化，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在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支撑企业发展，以大市场培育大企业，并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引领作用，从微观层面推进现代化进入赶超阶段。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将现代化发展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6个阶段，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为起飞阶段。罗斯托指出，起飞阶段作为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的分水岭”，起飞阶段建立在社会基础资本不断积累、工农业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在各国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即各国需经历一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常态增长阶段，使产出增长量不被人口的增长吞噬，进而跨越贫困陷阱，进入现代社会。总结这一阶段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特征，即经济增长常态化，通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常态增长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转型。增长常态化的经济起飞阶段是科技引领下，工业化与市场全球化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必经之路与必然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在科技创新、工业化发展与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动经济进入常态化增长阶段，并通过科学合理的现代化道路规划为现代化提供了持久动力，使得我国实现了超长期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为新时代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坚实基础。根据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事实，罗斯托指出，英国的起飞阶段在1783年后的20年，法国和美国在1860年前的几十年，日本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库兹涅茨也通过对比各国现代化发端至196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变化，利用统计分析对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征进行描述，并指出，在发达国家中即使最低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也要比现代化以前时期的增长率高得多，“在较老的欧洲国家中，它们（经济增长率）在1世纪中增长了6～24倍，在欧洲的海外后裔国家，它们在1世纪间的倍增系数的范围为从22至 34倍，而日本则是50倍以上”。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总结，结合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发现，增长常态化的经济起飞阶段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一阶段，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且增速高于人口增速，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克服贫困陷阱，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出发，新中国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应为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超长期超高速经济常态化增长的起飞阶段，推动我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发展，大幅度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奇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是结合了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国情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创新。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市场全球化为必要条件、以增长常态化的经济起飞为必经之路的一般性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与以制度变革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道路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实现稳定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其根本支撑在于依据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形成的异质性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突出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现代化目标、路径与战略等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道路，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了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范式创造。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以人为本的基本逻辑，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创造了高效的并联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依据清晰明确的目标规划与循序渐进的战略安排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从现代化战略的制定和落实视角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学习吸收先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发挥了国家的积极作用，以国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与核心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党和中央利用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创新以引领现代化发展；以国家工业化作为工业化起点，发挥国防工业稳定性、基础产业普惠性、主导产业统筹性等国家工业化优势，支撑现代化不断推进；以改革开放为市场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遵循现代化的一般逻辑推动了经济的常态化增长，最终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新范式创造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障。基于横向对比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明显的大国特征，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国土规模既增加了现代化起步的难度，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长期动力。与同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日本相比，日本作为一个领土狭长的岛国，现代化的扩散迅速而方便，千万级人口规模国家的现代化难度系数也相对较低，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启动现代化时从人口上看也是一个小国，从疆域上看也是逐渐拓殖扩大而成。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现代化模式天然具有大国特征。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也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资源和需求两个维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撑；另一方面，庞大的国土规模与复杂的地理环境也导致了区域现代化建设的非均衡发展，现代化初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区位优势迅速推进了经济现代化，现代化建设出现区域落差，形成了非均衡的现代化空间布局，但区域间的自然差异也为多元性经济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明显的规模性、差异性、多元性与互补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性表现为巨大的人口规模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基础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三者共同导向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构建，逐渐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特征。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巨大的人口规模为现代化起步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且易于获取的生产要素，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要素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也为产业分工的深化与细化提供了有效需求。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口红利逐渐转为人才红利，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挖掘与开发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内需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在充分利用本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以国内外资源的有效利用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性既表现为巨大的人口规模、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超大规模市场，也表现为大国特有的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结构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差异性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庞大的国土面积与复杂的地理环境及其导致的经济落差。一方面，天然的经济落差有利于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另一方面，区域间的差异性也使各区域拥有不同的产业发展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性即巨大人口规模与区域非均衡发展形成的经济多元结构，主要表现为需求层次的多元化、产品供给的多元化、人力资本与技术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互补性则体现为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与产业间存在的优势互补特征，是区域间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大国优势，将规模性、差异性、多元性与互补性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以本国市场为主体，兼顾效率与稳定性的现代化新范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道路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同样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变革，通过与社会主要矛盾相适应、满足人民需求的制度安排充分激发现代化潜力与活力，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从经济维度出发，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为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并通过产业体系的构建完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改革开放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进一步推进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以来，党和中央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关键保障。建国初期，立足于人口规模巨大但经济基础薄弱的现代化建设基础，我国构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规划，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以计划经济体制保障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构建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得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现代化建设进入正轨。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利用国家对资源与产出的宏观调配，我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相对关键的重工业领域，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王绍光指出，1953—1984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国家财政总收入与预算外总收入之和）比重的平均值为43.4％，即新中国每年约43％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国有企业，为国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基于资金的集中利用，我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通过发挥重工业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性，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发展的资源供给与政策支持，新中国实现了资本的不断积累，通过资源有效利用推进了本国现代化发展。但在微观层面上，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对个体的激励，需要以制度变革推进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化建设，党和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使得本国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经济主体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得到激发，形成各经济主体共同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为社会生产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生产与消费，使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通过供求机制推动供给与需求间的结构性平衡；通过竞争机制激发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高生产者的创新积极性，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过分强调效率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基于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推进了政府职能的合理履行，通过科学合理的国家宏观调控为社会公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制度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也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则是制度变革的战略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科技创新、工业化、市场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常态化依次递进的现代化一般逻辑，呈现出明显的一般性特征，也表现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与以制度变革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性属性，是结合一般性与特殊性、同质性与异质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现代化范式创新。结合现代化一般逻辑与本国基本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核心与关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道路参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所说，“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结合本国资源禀赋特征，构建符合本国国情、充分发挥本国优势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历史事实则表明，立足于本国实际又遵循现代化基本逻辑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分为两个关键步骤，即结合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与落实，前者需要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宏观视野，后者则依靠强国家能力的支撑。科学合理的现代化道路创建，需要以国家现代化的长期规划作为战略支撑，现代化作为跨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需要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宏观视野与一脉相承的战略思路。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现代化道路创建，首先需要国家高度重视现代化建设，以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对现代化的基本逻辑与本国推动现代化的基础条件进行客观分析，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战略的根本目标与长期规划，依据一以贯之的现代化建设思路循序渐进推进现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现代化发展奇迹的根本保障与核心支撑，无论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还是四化同步的现代化路径设计，或从“三步走”到“两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思路，均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党对国家现代化的宏观战略布局为关键支撑，党领导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现代化新范式。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现代化道路，既需要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对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蕴藏在历史事实中的现代化基本逻辑进行梳理，也需要对本国现代化发展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创造具有本国特征、发挥国家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现代化新范式。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揭示现代化发展一般逻辑的理论工具，也通过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现代化新道路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战略支撑。围绕“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建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现代化道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现代化道路规划落实视角出发，需要国家（中央政府）具有将制定的现代化战略规划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即以强国家能力切实落实现代化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强国家能力的有效发挥，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规划落实提供了基本支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市场全球化为必要条件、以增长常态化的经济起飞为必然导向的现代化基本逻辑，依靠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顺序和步骤，充分发挥大国优势，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并以制度变革为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关键保障。在强国家能力的支撑下，中国式现代化借助科教兴国国策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以国家工业化为主导构建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通过改革开放以和平方式推进市场全球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发挥了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主导作用，以规管能力支撑制度变革，为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制度保障；以财政汲取能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以国家再分配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落实等。强国家能力是将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现代化战略落实、切实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支撑，是创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保障。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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