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紫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21ZD03）；首都师范大学创意产业与传媒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场景建设研究”（SSWC21005）阶段成果。
【摘要】构建以城市关键地域文化形态为抓手的“文化导向型城市”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方略。河南省洛阳市近年来重视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建设，是地域文化形态与城市文化建设结合较好的典型范例。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文化绵延发展至今形成了根源文化、哲学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工业文化等四类十七种多元文化表现形态。以各类文化形态为根基的河洛文化记忆在想象空间、现实空间、虚拟空间中向交往记忆结构性转换，这一过程赓续城市文脉、激发城市活力，实现城市文化意义的再生产。
【关键词】城市文化建设；河洛文化；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洛阳
城市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城市区域内为该城市社会成员所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盲目投资、大拆大建、“千城一面、万镇同工”等城市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直至新世纪后国家开始认识到城市文化建设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吸引力的重要作用，逐步出台各类纲领性、指导性文件以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经过二十余年的转型发展，以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文化导向型城市”正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主要方向，许多城市已在科学规划、民众教育、特色挖掘、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学术领域也由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内涵与重要性论述拓展为对社区文化建设、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城市文化动力等方面的研究。而当前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的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还应探索如何锚定一座城市的关键地域文化形态并在城市文脉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贯穿体现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河南省洛阳市近年来重视城市文化建设，其作为河洛文化的核心区域，围绕河洛文化创作多部文艺作品并屡在社交网站中掀起热潮，洛阳城市中的河洛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也因保护得当、服务优质而获得关注，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更引发汉服游热潮，洛阳也成为地域文化形态与城市文化建设结合较好的典型范例。本文试图以洛阳城市文化建设为例，探讨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洛阳城市文化建设如何实现古今贯通一脉相承，并在保有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创新传统文化、包容现代文明，体现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河洛文化是黄河流域中特色较为鲜明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范畴上看，河洛文化是始于裴李岗文化、形成于夏商、发展于秦汉魏晋、鼎盛于唐宋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重要地域文化，其历经从无到有，由盛转衰，再到当代复得的绵延发展。空间范畴上看，地域文化空间常随地域文化的流变而发生改变，河洛文化位于黄河中下游，学术界曾围绕河洛文化空间范畴提出“模糊说”“四至说”等不同观点，但对“洛阳市自古以来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区域”这一观点则达成一致。洛阳市历史文化悠久，至今保有大量河洛文化遗存，当地居民通过世代传承亦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河洛文化风貌，成为承载河洛文化的重要区域。同时，鉴于该区域的文化多元性与文化遗产资源富集性，我国于2020年6月正式同意在洛阳市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此举从行政角度进一步确定了洛阳市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方略。文化具有流动性，同一地域在不同阶段总有新的文化形态生成。河洛文化在农耕文明的传统下，受各个时代的影响持续进行着自我创造与调适，其绵延发展至今已呈现出多元的表现形态。具体来看，其当代表现形态可大致分为根源文化、哲学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工业文化等四大类型。第一，根源文化方面，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炎黄二帝为中华民族奠基与发展的主要区域，其所孕育的河洛文化确立了中华文化秩序，成为中华文明的母体文化之一。这种根源文化是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它伴随河洛人迁徙进而成为许多地域文化的根源所在。这一重要的根源文化进而可以细分为考古文化、墓葬文化、都城文化、传说文化、客家文化。第二，哲学文化方面，宋代以前，河洛地区是思想交流、交融、交往中心，许多国学元典在此诞生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均发源于此并构成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脉络，近现代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一系列哲学思想指导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信念，其可细分为儒释道文化、史官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第三，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河洛地区形而上学的良好发展得益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富足与安康。河洛地区的牡丹文化、手工技艺、中医药文化、表演艺术、饮食文化共同构成了此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它们的出现与发展为洛阳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提供了有力保障。第四，工业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个体和集体不断积累下来的物质生产、制度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洛阳成为全国八个工业城市之一，其中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156个项目中有7个项目在洛阳涧西区布局，洛阳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的标志与缩影。河洛地区的工业文化体现在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助推文化产业化以实现经济发展。文化是传统的、生命的、有个性的，在其内里则必然附带有一番精神。河洛文化的四类十七种当代表现形态既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文化积累，亦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融合吸收，其生动展示了河洛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个性与内在人文精神，完整展现出河洛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与日常实践，更是河洛地区人民身份归属的精神纽带与当下交往内容的重要载体。研究发现，洛阳凭借河洛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的相互转换实现地域文化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是一组由德国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共同总结提出的双模概念。在洛阳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洛阳以河洛文化中的各类文化形态为根基，构筑起具有“巩固根基作用”的河洛文化记忆形象。在河洛文化记忆延续的过程中，人们追寻遥远的过去回忆，通过以下三种空间将河洛文化记忆现时化叠写为交往记忆，人们以此不断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确认，将自我与地方进行关联，并创造性地实现洛阳城市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想象空间与记忆密切相关。与城市有关的个人记忆、文化记忆、交往记忆在想象空间中不断交融、转写、更迭。作为中古时期的文化核心区域，洛阳是古代文人墨客抒发怀古之情的重要意象。在众多以洛阳为意象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记叙性作品《洛阳伽蓝记》因在想象空间的记忆书写中将个人情感、生命体验与社会现实相关联而被后世奉为经典，成为洛阳城市研究的重要资料以及洛阳文化记忆书写的典型文本。《洛阳伽蓝记》是东魏抚军司马杨衒之对北魏孝文帝所创全盛时代的洛阳城市景象之回忆书写。东魏都城由洛阳迁往邺城十余年后，杨衒之“因行役，重览洛阳”，发现城市中仅剩“丘墟”“蒿艾”“荆棘”之景。为将北魏洛阳繁华景象传于后世，杨衒之以洛阳城内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教寺庙为纲目，详细描绘了北魏时代的市井生活、民间风貌、宗教习俗、传闻轶事、建筑景观、街道布局等内容，并将其与废都情貌进行对比。面对当下城市的凋敝、建筑的残缺，杨衒之追忆起昔日繁华之景，在古与今、动与静、盛世与荒芜的互动对比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美学体验。这一“对记忆者本身的记忆”既展现了公共议题中的人文关怀与美学观照，也完成了对北魏洛阳城想象空间的第一层搭建。《洛阳伽蓝记》成书后，后世所著解释性文本与当代学术研究将杨衒之的个人记忆转写为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文本和解释并非相互独立，解释性文本随文本的传承而逐渐增多，二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隋朝起，《洛阳伽蓝记》便不断得到后人著录以介绍其文其人、创作背景及价值观念，印刷发行了十余个版本。伴随书写文化的转变，学者于清代末期对由四言或四六骈句构成的《洛阳伽蓝记》展开校勘、注释与考证工作，陆续出版了多部解释性文本。及至当代，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以《洛阳伽蓝记》为蓝本的洛阳佛教寺庙、城市里坊形制、建筑与园林等方面的研究陆续出现。以上内容均展现出东魏以后知识分子对《洛阳伽蓝记》这一记忆文本的进一步想象。这些想象内容是对《洛阳伽蓝记》的不断重复与再现，其不仅将《洛阳伽蓝记》塑造为具有“经典”特征的文化记忆，还将其化作时下交往记忆内容，成为人们回忆古都洛阳的主要依凭，实现了对北魏洛阳城市记忆的再记忆。社会空间相互渗透和互相叠加，过去被投射到一些象征符号上以保证记忆的连续性。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城市中众多的文化遗产资源共同建构起一个充满历史意味的可感知场域。而我国古代木构建筑难于保存的特点决定了其特殊的再现模式——重塑或复建，这也使得洛阳城市空间中存在着三种具有河洛文化属性的景观叠压。城市体现为一个不断被重塑的实体，历史的不同层次就这样相互重叠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屡次在考古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发掘出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遗址。今天夏都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坐落于洛阳这一由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现代化城市之中，形成了“五都荟洛”的宏大场面，实现了历代古都与现代城市的交错呈现。作为遗迹，洛阳的都城遗址均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建筑复原再现过去辉煌图景。以隋唐洛阳城遗址为例，该遗址始建于公元七世纪，自隋代至北宋作为都城或陪都，沿用五百余年，于唐末毁于战火。为再现其恢弘场面，洛阳市启动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在遗址正上方加设台基，架构起明堂、天堂、应天门、九洲池等复原建筑，建筑内部设置上下联通共享空间或玻璃地面，便于游人通过复原的建筑样貌联想古代都城繁荣之景。目前，洛阳有不少遗址以此为模板，选择古今建筑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遗迹的展览展示。单个景观的古今叠置既是洛阳现实空间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与想象空间交融的主要形式。其一，结合历史资料对残损遗址进行景观再造并将其塑造为当代洛阳的重要城市文化地标。如始建于金兴定元年（1217）的丽景门遗址于新世纪后根据金、元、明、清等时期有关洛阳城池的记载与图画完成了原址重建，现已成为洛阳古城特色文化街区核心要素及洛阳的标志性景观。其二，洛阳在当代景观设计中融合古代洛阳的典型装饰元素。如铜驼在《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太平御览》等史书中均有记载，是洛阳的重要景观。2020年，铜驼暮雨商业街区重新开放，新建铜驼巷在墙面和路面上专门设计了铜制骆驼圆雕、浮雕景观，以实物再现人们对铜驼的记忆与想象。城市、建筑及单个景观在当代洛阳城市空间中的叠压与复现，集中展现了城市景观的“时间价值”，使洛阳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观文化凝聚为当代民众的交往记忆口耳相传。媒介是人的延伸，两种媒介的杂交或交汇所催生的感官文化形态对河洛文化产生较大影响。发端于洛阳的传说、民间文学屡被各世代再创作为绘画、音乐、影视剧、舞台表演，洛阳多个城市地标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意涵。河洛文化记忆在虚拟空间中以日常生活再现的方式进一步消弭了其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隔。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等文化印记通常借以媒介形式叠写于洛阳各种传说与民间文学之中，以赋予其新的活力并巩固当下民众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想象与记忆。民间文学“洛神的传说”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一起源于洛阳的传说是经媒介叠写为历代民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案例。洛神相传是先秦时期《河图洛书》描绘的一则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在有记载的文献当中，洛神形象首次出现于屈原作品当中。三国时期曹植创作《洛神赋》因用文字描摹出洛神的美好形象而成为后世洛神媒介叠写的创作母本。东晋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创作出“经典”画作《洛神赋图》，开启了洛神由诗向画的发展，洛神也成为中国绘画领域的重要主题。新世纪以来，洛神的传说与形象又通过多种媒介叠写得到再现。大型舞剧《水月洛神》（2010）、绘本《洛神赋》（2016）、水下舞蹈节目《洛神水赋》（2021）先后对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形象进行了媒介再现。洛神传说作为“绝对过去”的奠基性神话在两千余年的流变中得到媒介的不断叠写，各代名家运用该时代常用的媒介表现形式，围绕洛神形象完成了符合时代价值观念的再创作，借助绘画、音乐、舞蹈等媒介形式对文本进行再书写，进一步刺激人的感官 “觉醒”，丰富人们对于洛神的记忆与想象，将洛神传说的文化记忆具象转化为各世代民众的交往记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城市地标多由文物古建筑群构成。今天，这些文物古迹被冠以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特性的诸多称谓，其所蕴含的神圣“光晕”亦伴随称谓的调整而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媒介叠写向文化和旅游消费语境的转变。近年来，龙门石窟通过数字化与影视化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旅游景区、文物古迹的当代文化意涵。一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门石窟的数字化记录与保护工作不断深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龙门石窟先后围绕奉先寺及重要洞窟完成了一系列数字化考古与复原项目并拍摄发布了众多数字纪录影像。二是作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龙门石窟不断创新数字沉浸式体验，面向公众发起“夜游龙门”、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馆等多种展示互动形式。三是作为我国重要“历史文化资源”，龙门石窟的文艺作品深入人心。围绕龙门石窟创作文艺作品采用多种数字技术展开制作深入人心，如《真人版·帝后礼佛图》（2021）、舞蹈节目《龙门金刚》（2021）、网络游戏《新倩女幽魂》（2022）、数字电影《龙·门》（仍在制作中）等。受现代化进程影响，经虚拟空间的媒介叠写，龙门石窟已成为具有审美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真实价值的文化和旅游空间，人们提起龙门石窟更倾向于谈论和回忆它在艺术上的鬼斧神工与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典型性。这一重要的城市文化景观通过媒介叠写重塑了当代民众的交往记忆，实现了当代文化意义的再生产。3.与想象、现实空间的共融：构筑洛阳城市历史文化记忆媒介叠写不仅影响人的身体、感官与心理状态，还塑造新的日常生活形态，改变思维与评价模式，强化城市功能。新世纪以来，有关洛阳城市的纪录影像、文艺作品不断增多，接连不断的影视化再现使洛阳超越时空与文本之限，完整展现了洛阳的过去、当代与未来，构筑起具有当代性、现时性的洛阳记忆。一是洛阳纪录影像再现洛阳城市历史文脉。一方面，主流媒体拍摄的宏大叙事型纪录片客观全面地再现洛阳的历史文化及当代城市面貌。另一方面，自媒体用户或从日常生活视角再现了具有烟火气息的当代洛阳，或从军事历史题材、建筑模型影像修复等角度引起网友对古代洛阳的无限遐想。二是围绕洛阳城市衍生的文艺作品再造洛阳记忆。洛阳成为爱奇艺“华夏古城宇宙”（2021）项目的首个开发对象，该项目围绕马伯庸小说《洛阳》展开综艺节目、电视剧、动画等多种内容形态的开发与全新世界观的搭建。它们或真实、或虚构，却打破不同故事间人物、时间、空间、事件壁垒，形成具有共同文化内核的崭新洛阳。媒介对文化记忆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通过“媒介供应”的丰富内容实现的语义学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工具和秩序实现结构性影响。总体来看，洛阳的古代与现代、想象与现实、物质与非物质要素都因媒介叠加效应而趋于融合。根据前文所述，洛阳城市文化建设以河洛文化为核心，在想象空间、现实空间、虚拟空间中实现了河洛文化记忆的重复、再现与世俗化尝试，河洛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在时空叠变中发生了结构性转换，推动洛阳城市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完成了洛阳城市文化建设，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亦从中显现并贯穿其中，具体如下图所示。第一，具有精神性的想象空间促进城市传说故事及关于城市的个人记忆向文化记忆、交往记忆逐次转化。想象空间中，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故事和个人记忆在历朝历代所著解释性文本的转写、记录过程中被奉为具有神圣性与典范性的“经典”，升格为城市的文化记忆。这些承载着重要文化意涵的记忆又成为后世追忆与怀古的重要依凭，它们被各世代人民以当下时兴的方式所记录、探讨，实现了对古代城市文化记忆的再记忆。第二，具有物理性的现实空间以城市不同历史层次的景观叠压塑造出文化记忆的可感知场域。现实空间中，历代修筑的城池遗址与现代化城市相叠压；古代建筑群与叠加于其上的当代复原建筑群一道实现古今建筑群之叠压；依据史料这一文化记忆载体，修复损毁严重的古建筑或打造当代历史文化景观，实现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与叠压。城市叠压、建筑群叠压与单个景观叠压这三种生产实践不再以实用的、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功能示人，转而以审美功能取而代之。人们从自己体验到的效果回溯到其意义的生产活动之中，在景观的多重象征意味中获得一系列有关空间实践的审美体验与感知，唤起各类景观所承载的历史记忆。第三，具有社会性的虚拟空间以媒介叠写的形式将文化记忆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神圣性与物质性融于一体，推动城市记忆转换在空间中的融合发展。虚拟空间中，不断更新的媒介表现形式对精神性的文化记忆内容持续复现与“再书写”，实现了文化记忆在想象空间与虚拟空间中的融合；对物质性的文化记忆内容赋予现代性意义的文化意涵，实现了文化记忆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的融合；对城市历史文化展开整体性“书写”，为当代城市构筑起同一个历史与同一种记忆，实现了文化记忆在想象空间、现实空间、虚拟空间的共融，达到了文化记忆现时化叠写的“和合”状态。记忆转换机制由三种不同空间类型所分有，三种空间既相互区别，却也不可分离。想象空间是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记忆存在之依凭，现实空间是想象与虚拟空间中构建记忆之场的根基，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如同镜像般相互投射观照，二者中的记忆内容经虚拟空间的媒介复现也在互联网时代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洛阳城市文化建设当中，记忆转换机制发挥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即记忆结构性转换将助推城市文化实现意义的再生产。意义的生产具有持续性与流变性。河洛文化的记忆转换机制中，三种空间的记忆转换手段，即记忆转写、景观叠压、媒介叠写亦共同推动实现河洛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想象空间中，河洛文化记忆的转写伴随着情感的转移。以东魏时期的记叙性作品《洛阳伽蓝记》为例，该文本所记录的个人回忆原本承载着作者对北魏洛阳城的怀古情绪以及对当下东魏洛阳城的忧思与失落，这种“追忆往昔愁今朝”的复杂情感在记忆的转换中慢慢褪去，并在今天转化为更为理性的对记忆文本本体的致敬及对古代洛阳城市学理探索的热忱。现实空间中，城市、建筑群及单个景观的叠压伴随着河洛文化象征符号的意义再生产。以“铜驼”形象为例，“铜驼”作为洛阳的重要景观其形象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汉魏时期，铜驼街一方面作为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象征着“宜西北万里”时代的贸易盛况，一方面是政治权威与社会正义的象征。西汉晚期、东汉末年及西晋“永嘉之乱”时期，铜驼街因是移民南迁的起点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向东南方向转移的重要意象；而在当代，依据史料记载重建的铜驼暮雨街区重新强化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虚拟空间中，媒介叠写使河洛文化记忆转换的多种空间相交融，同时也促使河洛文化意义实现再生产。洛阳民众在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层面以丰富的媒介手段进行日常生活展示与自我表达，也进一步消弭了其在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中的区隔，实现了河洛文化记忆现时化叠写的“和合”状态。这一趋势将影响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人的关系与活动、创造新的文化环境、塑造同一记忆与历史并推动洛阳城市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城市文化建设的规律性探索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底。本文通过梳理河洛文化内涵范畴，归纳河洛文化记忆的结构性转换机制，提出河洛文化的记忆转换是实现河洛文化当代复得、赓续洛阳城市文脉、激发洛阳城市活力、引领洛阳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激发洛阳当地居民产生恋地情结、推动河洛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洛阳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河洛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二者在三类空间的相互转换中不断形塑与调节社会框架，不仅在现实社会中延续了古代中国的“形”，还让人感受到古代中国的“神”，即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人文精神，在“形神兼备”的同时不断推动着人们完成对河洛文化、洛阳城市文化的意义再生产。城市文化是城市中建筑、风景、规划、功能、城市居民气质的综合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城市文化建设范例也为我国其他城市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一是着重考察地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内在关联，探索以地域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建设思路。每座城市都保有众多文化形态，但能够展现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展示该地域精神风貌的核心文化却只有一个，且往往与地域文化紧密相关。确立城市核心文化、把握核心文化内涵范畴将成为城市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二是重视城市核心文化的古今贯通。城市文化应当以赓续城市历史文脉为目标，通过城市文化记忆在想象空间、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向交往记忆的实践转换，使人们身处当代城市仍能感受到古代城市风貌。城市核心文化的古今衔接将是城市文化建设成败的关键环节。三是关注城市文化意义再生产。城市文化既要展现地方独特性也要与当代中国形成联系，在城市文化记忆转换过程中融合现代文明要素，赋予传统文化表现形态以新意涵，这将是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第一要义。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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