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豪，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性金融风险的螺旋效应与审计监督机制研究”（20BJY032）阶段成果。
【摘要】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基于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产业兴旺需要经历3个阶段发展模式，即资本积累螺旋、产业聚集螺旋和产业兴旺螺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乡村产业兴旺存在的诸多现实困境，如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资本引入与道德风险、人口流失与经济发展、产业规模与资源约束，资产投入与财政持续性等。并分别从理论端、监督端、人口端、实践端、科技端等提炼产业兴旺的纾解路径，以期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现实困境；纾解路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多领域的协同发展。因此，乡村产业兴旺，是颇为重要的命题。
乡村产业发展中所遇困境是最先需要关注的问题。政策的设计与执行，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如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产权结构的封闭性成为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壁垒。而人口流失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经济衰退和社会退化，也成为了产业发展过程中无法逃避的难题。归根究底，其困境的根源来自对其本质的认知，即不是单纯地去乡村大兴土木发展工业，也不是呼唤已经进城的人返回乡村，更不是仅仅依靠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应回归到农民和农业上来，提出系统的思路和方案。针对所遇困境，学者纷纷提出解决路径。如通过一、二、三产业统合，结合乡村产业政策实施，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促进彼此交易增加，延长全产业链条。形成城乡产业互补，鼓励发展新兴产业。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加大国有经济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引入互联网下的新商业模式等。大数据产业的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成为现阶段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生态资本价值。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精神文明尤为重要。现有研究也分别从乡土社会和伦理重建等视角提出发展设想。综上所述，虽然现有文献对乡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是聚焦产业兴旺中的困境分析与解决思路的探讨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结合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总结实践经验，挖掘现实困境，探寻纾解路径。二、乡村产业兴旺的底层逻辑——基于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解释理论源于实践，亦用来指导实践。早期研究多运用经济学理论，试图解析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是聚焦产业兴旺的剖析较少。本文在挖掘乡村产业兴旺的治理困境之前，先从区域和产业经济学理论中，寻找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乡村，产业聚集是促进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本文遵循经济学理论，试图寻求两个问题的答案，即如何解决区域性产业不平衡的问题，并通过形成产业聚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产生根源在于空间下难以转移的要素约束，如土地及其背后的初始禀赋。转移越困难或转移成本较高时，离心力就越强。较低的运输和贸易成本可以引导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形成，缓解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具体而言，作用路径包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期。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降低运输和贸易成本，企业活动也往往集中在运输成本较低的区域，并逐渐形成资本积累，积累后的资本持续投入产业发展，形成资本积累的螺旋效应，即产业聚集初期。第二阶段为产业兴旺聚集期。伴随基础设施初具规模，聚集化驱动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创新成本随之下降，资本积累持续扩大，区域向心力不断加强，通过规模收益递增，形成螺旋上升趋势，逐步拉大产业聚集与非聚集区域之间的差距，形成第二阶段的产业聚集螺旋效应。从监管角度来看，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有效引导溢出效应。第三阶段为产业兴旺成熟期。伴随资本聚集与技术进步的螺旋推动，产业逐渐兴旺，然而集中化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能加剧区域间的非平衡性，导致产业兴旺区域的各类成本不断上升，如污染、密集和拥堵等问题。但这一现象存在拐点，即成本上升超过承受力时，要素会发生迁移，从产业兴旺区域向非兴旺区域进行转移，带动非兴旺地区同步发展，逐步形成第三阶段，即产业兴旺的螺旋循环，进而实现区域内全面的产业振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拐点出现存在重要的前提，即要素的可流动性，这也是产业政策设计与执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3-202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6.77％，其中，西部地区增速96.99％，东部地区仅为50.57％。2013年，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20527亿元，西部地区为14894.7亿元，绝对差额5632.3亿元。至2022年，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30906.7亿元，西部为28341.1亿元，绝对差额缩小至1565.6亿元。可见，东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差距在逐步缩小（详见表1）。然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2013年的8.85％下降到2022年的7.33％。同时，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第三产业占比较大且其增速较为明显。以上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一定的困境与挑战。乡村振兴，政策先行。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的过程中，各地积极出台一系列补短板促发展的项目支持政策。然而，政策从制定到落实的层层链条中，存在一定的梗阻环节，形成了政策设计初衷与执行效果背离的治理困境。如政策定位解读不清，上传下达中的困境。限于基层工作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对政策的解读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形成了主观非故意的可纠正错误。也存在部分基层人员对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部分政策的贯彻无法实现最初目标。或政策制定后在具体落实中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执行效果与设计初衷背离的现实困境。一直以来，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占据了重要位置。2021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资产约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的6倍，其中，东部地区达5.53倍，西部地区仅为0.38倍，说明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的引入，还存在较大空间。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不仅离不开国有资金的投入与支持，也需要社会资本的融合与发展。取消农业税费以来，城市工商资本加快了下乡进程，纷纷涉足农业农村发展领域。虽然民营资本的引入有着固有的优势，如发展规划更为市场化，涉及产业广泛等，但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本逐利，当财富最大化与人民群众目标一致时，并不存在突出的利益矛盾。然而当社会贡献要求加剧，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可能进一步加剧道德风险。如申请部分政府补助支持后，资金使用去向更需有效监督。在项目资金投入较少时，申请企业的意愿随之降低，导致政策落实困难，因此加强政策治理和监督监管尤为重要。区域经济增长需要产业规模和人口集聚的支持。自改革开放后，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我国人口发生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导致人口流失与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冲突。2013年至2021年间，我国常住人口增长率3.34％，其中东部地区为5.92％，中部地区为-0.85％，西部地区为4.14％，增速持续变缓，乡村人口快速减少。虽然西部地区乡村人口占比达41.75％，但是其比重不断降低，中西部地区人口持续迁出。从短期看，外出务工劳动力在家庭成员中占比越大，家庭贫困程度越低，但是这种脱贫现象并非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青年劳动力从原生区域离开，导致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制造业等的发展均无以为继，其家庭收入构成主要依赖务工劳力的赡养资金，不确定性较强，余下的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社会问题加剧。从长期来看，原生地区人口持续流失，进一步加剧了贫困螺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人类通过自然资源来创造财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既是乡村衰落的原因，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限于资源初始禀赋的瓶颈，部分地区在产业系统化发展进程中，存在固有限制。如种植业的产业项目，区域分散于山区中，分属于不同的农户，则无法形成规模聚集效应，不利于新型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形成了产业系统化发展的治理困境。产业项目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存在着天然的缺口，成为财政资金投入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2022年全国地方财政预算收入108818.5亿元，支出225039.3亿元，预算缺口116221亿元。其中，西部地区2022年预算缺口已达42764.2亿元，较2013年扩大了102％，缺口比同期东部地区相比高5842.5亿元。产业项目立项初期，需要大额资本投入，且在之后较长时间中，项目可能处于亏损状态。然而财政资金有限，从财政资金构成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和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收入主要来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专项债等。其中税收与非税收入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而乡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似城市，难以通过依靠房地产红利出让土地而获取大规模资金。在专项债规模受限背景下，若无民营资本的投入，地方财政可能会从供给困境过渡到可持续性问题。理论源于实践，亦能指导实践。面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构建良好投资契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运输和贸易成本，促进空间聚集，提供优良的产业发展基础。资金流动的特性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可以成为吸引投资的有利条件。即通过规划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区域，打造产业园区，虚位以待招商引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充分依靠省级市级的项目支持，如积极争取高铁、高速、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供电供水等稳定供给，吸引企业入驻，引导产业振兴。同步分析资源禀赋，提高产业规划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与农业类院校合作，了解乡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等因素，以便在种植业和养殖业选择最佳路径。与管理类院校合作，可以在第二和第三产业持续发力，加强产业间的交叉融合。进一步规划乡村旅游业，通过旅游业，带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品的销售，打造乡村区域性的生态圈和系列品牌效应。在分析资源禀赋的基础上，突破资源约束，加强产业系统化。部分乡村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源贫瘠，生活和劳作环境较为恶劣。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地处高原山地，受限于资源约束，种植业和养殖业无法大规模开展。劳作成本较大，收益较小。产业系统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搭建上下游企业生态链，围绕区域资源优势，进行产业禀赋分析，拟定产业项目规划，促进产业聚焦，形成溢出效应。引导规模化经营可以有效地解决产业碎片化问题，将小规模的种植土地，通过合作经营，引入统一管理模式，加强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现阶段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原料基地、乡村工厂、东西合作、驻村派遣，政策支持涉及人才、项目、资金等。抓住政策红利期，才能抓住发展机遇。其中内外合作是有效解决乡村产业兴旺的方式。如东西部合作中，建设符合需求的原料供给基地，成为东部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一环。道德与法治，是确保制度运行的有效保障。在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法治成为了最优选择。我国有着良好的制度优势，完善的监督体系，可以有效促进产业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搭建多元化监督体系。需要以政治监督为引领，以党内巡视为主线，统筹各大监督体系，构建监督合力。巡视是党内监督的规范性、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最直接有力的抓手。以巡视为主线，可以有效地串联现有监督体系合力。通过抽调审计、纪检、监察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加入巡视组的队伍中来，促进不同专业人才知识互补，更易揭露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同监督形式互相借鉴彼此的监督报告，有利于促进问题整改，提高监督效率，形成监督合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依托我国制度优势，统筹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等多元化的监督体系。以国家审计为例，其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等政策落实情况实施审计，揭示权力运行隐患，促进政策贯彻落实，是完善监督体系的可行路径。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口是发展基础。在长期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乡村人口处于负增长态势，且持续向城镇转移。2011年全国城镇常驻人口首次超过乡村常住人口后，差距稳步扩大，形成剪刀差态势。西部地区拐点相对后置，以云南省为例，直至2020年城镇常驻人口达2362.86万，首超乡村常住人口（2358.07万），2021年乡村常住人口增长率已跌至1.298％。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长期的经济发展，鼓励人口与人才逆向回流，夯实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需要用产业和经济吸引人口，用政策和情怀吸引人才，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循环机制。人口回流需要拟定重点关注对象，即鼓励什么人回归的问题。青年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了系列社会问题，鼓励人口回归，政策应对准青年。这一群体即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人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长期驱动，尤其是教育和技术水平较高的青年人才，更易接受新技术新方法，更能顺应科技创新带来的变革，也可普及到日常工作和产业发展中去。关注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即鼓励如何回来的问题。离开是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回归需从其离开的动因入手。依托产业兴起，提供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岗位，吸引务工人员回流；依托产业集群，提供创办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务工人员回归后，进一步从事第三产业的创业发展；针对高端人才，提供人才引入的精准政策，从岗位设计、政府补贴、金融优惠、子女入学等多方面开展；从家乡文化出发，吸引人口回流。政策推出的契机，可选择在春节期间务工人员返乡时，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形式，鼓励学有所成与技能培训的人口回归家乡。同步关注人口回流后的制度衔接，即怎么留下来的问题。人口回流需要与同步发展的产业承接，若无与之匹配的岗位和预期发展，回流人口可能再次选择离开。因此，如何留住是更为关键的一环。产业建设与财政收支间存在天然的循环机制。财政投入不仅涉及量的问题，更是质的问题。产业启动初期，需要财政补给与支持，在产业兴旺后期，反哺财政，形成互补的循环机制。提高立项的科学性，统筹产业的结合性。项目成功与否与初期立项的合理设计尤为相关。在乡村振兴的产业项目中，第一产业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保障安全粮食产量；依托乡村生态价值，在第一产业上，增加第二产业附加值；立足区域文化特色，拓展第三产业，加强一、二、三产业间的联动性。积极引入多方资本，实现启动资金多元化。国有资本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抵御系统风险、促进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一定优势。地方政府布局一定的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起到龙头作用和示范效应，有利于顺利推进区域性的产业计划，对周边民营资本形成投资的虹吸效应。民营资本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进而提高产业活力。在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地方税收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引入一定的社会资本，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因此，搭建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与社会资本协同共进的资本模式，可以有效实现产业发展进程中资金的多元化。提高产业对财政的反哺效果，形成产业财政的互补循环。产业启动初期，财政补贴支持产业初创，待产业成熟发展后，企业可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有利补充。一方面通过缴纳税收，产业反哺财政，拓宽财政收入来源和体量。虽然税收种类较为固定，但是纳税主体和规模会随之增涨，补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产业园区一旦发展形成规模，配套的房地产、餐饮业、商业等均会应运而生，进一步促进产业生态化，带动产业园区新增土地出让金规模，补充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收入，形成有效的产业财政互补循环。科技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必须依靠科技。科学技术助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兴旺需紧盯农业发展，有效提高粮食产能，维护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水平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乡村的产业兴旺初期，可以搭建“3+1”模式的技术支持机制。吸引一批农业院校毕业生，在县、镇干部公务员岗位设计中，加大农业院校技术型人才的选聘，尤其是从本区域走出去的大学生，其返乡后长期留下的意愿更为稳定；搭建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主动与地方农业院校搭建联系，定期组织与本地区生态农业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实地调研与指导；促进形成一系列科研项目或平台基地，通过政府扶持，针对乡村产业特征，以科研课题为契机，设计一批科研项目，解决实际问题；设立一个为农户解决农业技术问题的常态化机制。通过窗口指导，将农户生产过程中所遇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尤其是针对突发性的病虫灾害，或大面积的种植效率提升困难等技术难题，积极联系省内外相关学术机构，寻求技术支持与帮助，将损失降至最低。商业模式创新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科技解决生产问题，模式解决销售渠道。大数据背景下，不可移动要素的约束逐渐减轻，信息传播呈几何倍数增长，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渠道+生产+宣传”3个维度，基于企业和政府不同视角，构建乡村商业新模式。企业端方面，设计产业兴旺配套的网络营销体系，如线上淘宝、京东等经营渠道的网络直营店铺，线下乡村体验店，结合线下体验与线上下单的方式，搭建直销渠道，扩大销售规模。生产方面，企业结合销售情况，关注存货周转率等指标，积极调整产业研发与包装思路，实施差异化产品战略，积极采取品牌认证。宣传方面，需要企业与政府共同发力，微信等媒体端口推出乡村产业、文化等宣传公众号，加大乡村产业宣传力度。在政府引导下，通过搭建网络营销基地，引导农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全面铺开网络销售渠道。针对地方差异化产品，结合区域文化，设计乡镇美食节、旅游节等，加大产业宣传。以期构建产业、文化等多维度的新型乡村商业模式。乡村产业兴旺，是守住返贫底线，促进乡村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经济学理论，挖掘了产业兴旺需要历经的3个阶段，即资本积累螺旋、产业聚集螺旋和产业兴旺螺旋。限于乡村本身的资源约束，其产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自然资源初始禀赋的异质性，是乡村贫困的根源，而激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资金投入过程的效率与公平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人口的流失与回归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难题，产业项目实际控制人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难以识别。而财政投入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矛盾，也是产业扶持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结合乡村运用产业政策的实际困难，在总结上述困境的基础上，从理论端、监督端、人口端、实践端、科技端等方面提出突破困境的纾解路径。以期为实际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产业为引领，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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