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明德，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南北朝民族关系思想研究”（18AMZ005）阶段成果 。
【摘要】作为土生土长的学科，民族史学在民族学和历史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虽有由热转冷趋暖的曲折历程，但民族史学始终是一门有着生命力的学问，不会因为新的热点问题、时髦话语不断出现而降低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民族史学欲持续健康发展，需在如下方面持续用力：一是坚持守正创新，遵循学科发展规律，进一步凝炼学科方向；二是坚持引育结合、以育为主的原则，努力建好学科队伍；三是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四是采取切实措施，引导学科人员产出标志性成果、精品力作，不断夯实学科基础，扩大学科影响力。
【关键词】民族史学科；持续发展；规律；路径；着力点
以往民族史学在学界和社会颇受重视，曾一度达到被追捧的地步。这一方面得益于民族史学的极其重要性，无论在民族学科中，还是在历史学科里，民族史学都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一学科的成熟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稳定性、深厚的学术积淀、厚重的研究成果、学界的认可度。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民族史学受点冷遇，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对民族史学有些疏远，至少不愿在这方面下苦功。但毋庸置疑，民族史学始终是一门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学问，并不会因为新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时髦话语的不断出现而降低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民族史学逐渐趋暖就说明了这一情况。民族史学是研究民族历史发展的一门学问，主要研究民族的起源、变迁、兴衰以及民族关系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关于民族史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理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专家学者已经谈了很多极具建设性和方向性的意见。这里，仅就民族史学科持续发展问题谈几点看法。学科方向是学科的灵魂，各高校、各院系及各科研单位都非常重视学科方向的凝炼问题，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民族学科中，一些比较传统的研究方向较为稳定，得以坚持和延续下来。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政策的调整、学科内涵的扩展、学术环境的变化等等，有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科方向上不断调整、不断变化。从学科建设与发展来看，学科方向应当不断优化。合理的变化、符合学科规律的变化，应当鼓励，并积极作为。但很多时候是为变而变，为改而改，随意性很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当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绵至今，主要在于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现在讲创新比较多，这很有必要，但也千万不能忘了守正。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关系。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传统的好东西，不能丢掉，要继承发扬，当然也不能墨守成规，要在遵循学科规律基础上进行创新。比如，传统民族史学研究的民族构成、民族发展演变历程、民族迁徙、民族关系发展趋势、民族政策、民族战争、民族英雄、民族关系主流、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评价、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民族交融、历史上的和亲、大一统理论与实践、羁縻府州制、土司制、改土归流等话题，都历久弥新，应当继续深化和细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有精神家园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认识。当然我们要守正不守旧，要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下面，我们从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观点、“五方之民”的区分标准、和亲研究的发展历程等方面，简要分析民族史学的守正创新。众所周知，民族学是个舶来品，19世纪中叶产生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而民族史学是土生土长的，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从甲骨文、金文到“六经”经传，从历代正史到私家历史著述，都有各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记载。《礼记·王制》就提出“五方之民”的概念。《史记》创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少数民族传记，对各个民族的来源作了梳理，提出“诸族同祖”理论，即各个民族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祖宗，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正史都为少数民族立传，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作过系统总结，对当下民族关系作过深入研究，对未来民族关系走向作过精准预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其中的很多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警醒和借鉴，是解决当下民族问题的智慧泉源。我们党的民族理论、现行民族政策，其中有一大部分正是吸收传统民族关系思想养分的结晶。还有，中国民族史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能为正确处理当今国际关系、构建良好国际秩序给以启迪。这是民族史学的重要价值之一。民族史学在任何时期的重大理论研究中都不会缺席，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比如当下，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专家学者，都在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谈共有精神家园。在这方面，民族史学更具优势，更能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多少政治家、思想家都胸怀“大一统”理想和“一体”意识，对中国一统、天下一家、四海一家、华夷一家、胡汉一家、四夷一家、胡越一家有着深刻认识，对华夷无间、遐迩一体、首足一体、干枝一体有着切身感悟，为局部统一或整体统一做出过突出贡献。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两汉时期贾谊的“首足”观、汉文帝的“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思想、司马相如的“遐迩一体”思想、韩昌和张猛的“汉与匈奴合为一家”思想、杜钦的“阴阳一体”观等。南北朝时期，“大一统”观念、华夷一家意识更加强烈，夷夏互变形态更加鲜明。氐族政治家苻坚主张 “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鲜卑族政治家北魏道武帝拓跋皀主张“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孝文帝元宏主张“荡一四海”，胡化的政治家北齐高洋主张“天下为一”。南朝的政治家梁武帝萧衍希望“戎夏同风”，陈武帝陈霸先期盼“一匡天下”。元明清时期，这些思想更加成熟，更具有指导作用。如元世祖忽必烈强调“天下一家”，名儒许衡主张不分胡越，“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明太祖朱元璋则公开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多次强调“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成祖朱棣认为，“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反复强调“华夷本一家”。清雍正帝宣称：“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由此可见，“大一统”思想和“一体”意识既为华夷各族所接受，又是各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共识，更是历代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和积极践行的目标。尤其是南北朝和宋辽夏金分裂动荡时期，“大一统”思想和“一体”意识是推动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无形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之中，中国民族史学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更有优势，更能说明问题，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研究方面，民族史学更是责无旁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途径，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程度并非完全一致，其显示度也有一定差异。近年来，我在北京、吐鲁番、银川、武汉、西宁等地举办的学术会议上，都在主旨发言中阐释“观察研究‘三交史’ 的五个维度”：一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二是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三是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四是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五是“汉化”与“胡化”所体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在学界对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得比较深入，但对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汉化”与“胡化”所体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缺乏足够重视。其实，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三交史”、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三交史”以及“汉化”与“胡化”所体现的“三交史”，内容非常丰富，是“三交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看到中国“三交史”的全貌。我们再来看对“五方之民”区分标准的全面认识。《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华夏与夷狄并非完全一样，因此各个朝代都会涉及到夷夏之辨。那么，“五方之民”（或概括地说华夏和夷狄）的区分标准是什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他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罗志田先生认为，“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一般而言，文野是后天可改变的。故夷夏也应该是可以互变的。夷夏之间的族类区别虽然主要是文化的，但在此观念的演变中，有时也因政治局势的影响，发展出非文化诠释夷夏之辨的认知。此时则倾向于以一条线划断夷夏，而不允许夷可变夏，夷夏之辨乃成一封闭体系。这一倾向虽是非主流，却长期存在，在特定的时段还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实际上，区分华夷的标准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的差异，又有不同地域的因素，也有人种和血统的因素，还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按《礼记·王制》中的“五方之民”区分标准，主要在饮食、居住、服饰、语言、习俗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诚如李大龙先生所言，居住方位和文化是区别五方之民的标准。此外，血统也应作为区别夷夏的一条标准。《国语·郑语》载：“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这是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当时政治形势时所讲的一段话。按照史伯的见解，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有两类：一是蛮夷戎狄，二是周王室的血亲和姻亲，即“王之支子母弟甥舅”。这就说明西周时人们区分夷夏的另一条标准是他们与周王室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实际上就是把血统作为区别夷夏的一条标准。《公羊传》将文明程度作为区分夷夏的重要标准，文明程度高谓之“诸夏”与“中国”，文明程度低谓之“夷狄”。而且 ，华夏与夷狄可以转化，夷狄可以进为“中国”，华夏也可以退化为夷狄，标准就是文明程度。唐朝史学家杜佑在其《通典》中明确提出了“中华与夷狄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在杜佑看来，“中华”与“夷狄”在发展早期本无多少差别，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显示出一定的差别。对历史上的和亲研究，也体现了守正创新。从近百年来的学术史轨迹看，和亲研究不断深入，在守正中创新。专家学者开始对和亲的概念、背景、人物及事件开展研究，后来扩展到和亲政策；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和亲历史扩展到中国古代整体和亲历史的研究。21世纪后，专家学者由和亲历史研究转向和亲文化研究，标志着和亲研究进入新阶段，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和亲文化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边疆地区的团结稳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外文化交流及人类文明的提升，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因此，一些省区市积极开展和亲文化建设，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建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湖北省建成昭君文化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兴建汉家公主纪念馆和汉家公主文化博物馆，修建细君公主墓园和细君公主文化园，西藏自治区创作《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和《金城公主》历史舞台剧，青海省兴建文成公主纪念馆。全国多地还建设了和亲文化主题公园、相关雕塑等，这些都拓展了民族史学的内涵，体现了守正创新的原则。以上，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学具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民族史学中的诸多内容，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深入挖掘民族史学的重要史实，总结提炼民族史学的重要观点，发扬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是民族史学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学科队伍是学科建设的主体，没有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就不可能建成高水平的学科，也就建不成高水平大学。因此，汇聚学科队伍是民族史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如何建好学科队伍？方式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坚持引育结合、以育为主的原则，优化学科队伍结构，培养后备人才。这些年，有些高校不惜重金引进人才，这对高校和学科的快速发展都很有用，但从长远来看，从学校和学科的持续发展而言，还是应当把人才工作重心放在培育上。因为自己培养的人才更符合学科方向，更能形成合理的学科梯队，也更加稳定，对学校更有感情和归属感。在建好学科队伍方面，应建立合理的学科梯队。比较完美的学科梯队，既要有大师和名家，又要有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还要有学术骨干、学术新秀。大师和名家应当在多学科、多领域都有建树，能被很多专家学者认可；学科带头人应当被他所从事的一级学科中的多数专家学者认可；学术带头人应当被他所从事的二级学科中的多数专家学者认可；学术骨干应当被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的多数专家学者认可；学术新秀，则是其学术成果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大师、名家和学科带头人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领导加封的，而是通过自己完美的知识结构、不凡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理论、原创性的成果和高尚的品格而得到学界和社会公认的。而且，大师也要靠历史检验，当代人自诩为大师，或封别人为大师，并不靠谱，很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聪明人就拒戴大师的帽子，如季羡林先生就主动要求摘掉“大师”“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现在称大师的少了，但在学界又出现了大佬的称谓。大佬固然常指一些资历老、辈分高、知识渊博、在某领域有影响力的人，但也有黑道老大的意思，带有一定的江湖气。因此，在学术界用大佬尊称那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并不合适。建好学科队伍还要老中青相结合，前面提到的大师、名家、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及学术新秀等多个层次的人才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大师、名家和学科带头人，那么这一学科在学术界就没有地位，更谈不上在国际上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和学术新秀，那么这个学科就没有后劲，就不会持续发展，整个学科就会萎缩，更谈不上能有多少竞争力。此外，建好学科队伍要汇集五湖四海的力量，在学缘上要多元化。现在全国许多学科出现断层，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就民族史学科而言，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一问题。各个单位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青年学者的培养，为民族史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这方面，中国民族史学会及部分高校做了大量工作。如近五年来，中国民族史学会已成功举办十届青年学者论坛，为青年学者搭建起良好学术交流平台，在民族史人才培养、完善梯队建设等多方面做出贡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赵天晓研究员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九届青年学者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举办民族史青年论坛是为中国民族史发展和三大体系建设提供智慧和力量，为优秀青年学者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民族史培养人才、完善梯队建设贡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丁赛研究员在第十届青年学者论坛开幕式致辞时指出，青年人才是学界的未来和希望，中国民族史学会的青年论坛为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搭建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主任彭丰文研究员在作会议总结时“勉励与会青年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宏大的研究视野下进行理论探索，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历史现象，进而为深入推进明清史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做出学术贡献”。中央民族大学于2009年创办“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目前已成功举办六届，成为国内外民族史研究青年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2019年，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举办“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五届。每届研习营均有专家讲座、名刊名编面对面、营员学术研讨和实地调研四个环节。自第四届开始，研习营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主办。2022年6月，云南大学还主办了中国民族史青年学者论坛。此外，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等高校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都有助于加强民族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有助于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就是招牌。一所大学只有彰显特色，才有存在的意义。有特色才能奔一流，有特色才能成为名校。”综观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高水平大学都是以特色鲜明而著称。特色是学科持续发展的生存之本，一个学科只有不断彰显特色，才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众多学科中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无论是部属高校还是地方高校，无不以特色取胜。就绝大多数地方高校而言，虽然整体实力无法和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但在某一方面，有的高校能够独树一帜，走在前列，靠的就是自己的特色。就民族史学而言，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区域民族史及藏族、蒙古族、满族史研究，内蒙古大学的匈奴史、蒙古史研究，宁夏大学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北方民族大学的河套民族史研究，兰州大学的西北民族史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的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北方民族史研究，四川大学的青藏高原民族史研究，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南京大学的元史研究，吉首大学和长江师范学院的土司研究等，之所以能在全国有影响、有地位，之所以能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史学科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研究民族史学的专家学者素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志向和经世致用的抱负，大都具有扎实的功底，从事实证研究。民族史学素有出精品力作的传统，学术成果多年都不过时，因而涌现出很多大家名家。还有一点，就是从事民族史学的学者不跟风，不热衷于制造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这些都是出精品力作的坚实基础。我们现在常讲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何构建民族史学的三大体系，方式方法很多，路径也很多，我个人认为，当下主要应在科学理论指引下，对民族史学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真细致研究，出标志性成果、精品力作、传世之作，为学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客观地说，21世纪以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史学蓬勃发展，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有不少精品力作。也毋庸讳言，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偏差、频繁的绩效考核、学术不良风气等方面的影响，学界曾一度出现过不愿下苦功、追求短平快、喜欢搞拼凑的现象，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这些不仅不能构建好民族史学的三大体系，相反会消解三大体系的影响力。因此，只有多出标志性成果和精品力作，不断夯实学科基础，扩大学科影响力，才能构建好民族史学的三大体系。那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精品力作？概而言之，就是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成果，应当是传世之作、经典之作。具体地说，精品力作应当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应是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只要简单梳理一下学术史就可以看出，能够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在学术史上留下记载的，都是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之所以一直得到学界的推崇，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原创性的。即使他为学生授课也对自己提出了“四不讲”的要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他在民族史方面的一些独到见解，与其这种教风和学风密切相关。其二，应是引领学术潮流的成果。学术界历来不乏引领学术潮流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哲学系之所以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原因在于该系教授能开学术风气之先、研究成果能引领学术潮流。胡适、梁漱溟、金岳霖、汤用彤、朱光潜、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的论著，大都能够引领学术潮流。再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就国内而言，这一成果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轰动，而且历史学界、民族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等都有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参与讨论，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学术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后来成为政治话语，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话语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三，应是为创建学科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的成果。这类成果能够带动一个学科的快速发展。我国一些老先生的研究成果就为其供职单位的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兰州大学杨建新先生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民族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通论》等专著，以及《关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为兰州大学民族史学科，乃至民族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1990年，兰州大学获得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获批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社会学、藏学等五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007年，民族学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再如周伟洲先生的《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专著，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等论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民族史学科，乃至民族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获批，与周伟洲先生的研究成果有着密切关系。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积淀、成熟的研究方法、便利的研究手段，使我们能够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借用前人遗留下来的丰富资源和各种有利条件，续写民族史的新篇章，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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