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龙珊，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研究”（20BZW19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研究”（2023CX08）阶段成果。
【摘要】明王朝通过建立儒学教育体系、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等方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在边地永昌府的下沉、国家形象及权威在边疆民族中的树立。在长期的儒学教化下，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人文蔚兴，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增强，为维护边疆、民族的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方略，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的 “大一统”理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实践。
【关键词】“大一统”观；明朝；永昌府；儒学方略
“大一统”观是推动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的历史主流思想，是国人关注中国国家发展历史和前途命运的思维模式，亦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鲜明价值取向。“大一统”政治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对“元年春，王正月”一语注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面对诸侯割据局面，强调“王正月”旨在申明周天子权力乃顺应天意，在于力保国家不分裂。这一政治主张已蕴含国家“大一统”思想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增加了新的内涵，对边疆民族的治理、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思想成为其主题，不仅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要保持“大一统”，而且要保证边疆、民族的“大一统”。因此，把边疆、边疆民族纳入“大一统”国家，并保持其能够凝聚于“大一统”状态下，是历代政治家的理想，也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实践行动。通过赋予“中国”概念新的、更广的含义，明朝开创者朱元璋扩大了“大一统”国家观念。在正统王朝观里，一般而言，中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才可称为中国，边远地区和统治范围之外是戎、狄、蛮、夷之地，就不是中国了。“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朱元璋改变了传统王朝“夷夏”观，打破了“夷狄”不能入主中华的正统王朝观。在明王朝的国家认识里，“中国”是涵盖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内各民族的国家名称，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封疆”不可分割部分。对国家和国家疆域的认识是明朝统治者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故而，无叛乱之忧成为明王朝对云南的最基本政治诉求。朱元璋认为“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实施思想统一工程，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推广儒学，宣传儒家文化和儒家价值观，无疑是明廷“化远人”、获取边疆民族心理认同，从而达到维护边疆稳定统一目的之一大经营方略。而永昌府因其位于内地与边疆交界处、多民族杂居等特殊因素，成为明王朝“文德以化远人”的一个实践基地和颇见成效的代表。永昌，古为哀牢夷、哀牢国之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地域广袤，包括今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地。公元69年，东汉于此地设立永昌郡，标志着云南西部和西南部疆界的确定、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元设永昌府，属大理路。明代，“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布政司。十八年二月兼置金齿卫，属都司。二十三年十二月省府升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元年十月罢军民司，止为卫，复置永昌军民府。”永昌军民府辖腾越州，保山、永平二县，潞江、镇道、杨塘、瓦甸安抚司四，凤溪、施甸、茶山长官司三。永昌既是极边之地，又是云南的内地与边疆之结合部，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南亚、西亚的交通要道。自东汉以来，该地是历代中央王朝在西南的重要基地，朝廷以保山、腾越为中心实施对云南西南、西部边疆的控制。明代，永昌府位于云南腹地与西部、西南部边境地带三宣六慰之间，是明王朝抵御麓川（今瑞丽）僰夷统治者司氏军事侵扰的最西端防线，以及明军三征麓川、打击思氏割据的据点，关系到云南西部边疆的稳定统一。明初，永昌府的汉族数量尚不多，民族以夷为主，还有乌蛮后裔峨昌、景颇和闽濮系统的朴子蛮等，民族种类复杂，文化多元。因此，回溯、探讨明王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及其成效、影响，具有突出意义。学界关于明朝运用儒学方略治边的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江应睴认为明代百夷地区读汉文、习汉语、学汉礼等是土司袭职的需要；尤中认为明王朝通过府州县学实现儒学向边地的推广；李晓斌认为在官府的大力倡导下，儒学成为统治工具；于秀情认为在百夷地区教授其子弟学习儒家文化，有助于百夷社会的发展；彭寿清、李良品认为儒学教育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历史作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大一统”观下明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并分析其影响，企望从永昌府个案深入认识明王朝“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大一统”国家观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实践，从而更具化地理解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下谕：“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明朝还规定土司“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明廷在西南边疆推行儒学的目的就是让“边夷”懂君臣礼义，忠于朝廷，从而稳固边疆、维护“大一统”。明王朝在永昌府推崇儒学，将其作为教化民众思想的文治方略。洪武二年，明太祖“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在此背景下，永昌府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一是置永昌府学。据史载可知，明正统年间刑部侍郎杨宁建庙学，嘉靖三年改为永昌府学。“永昌府学定额廪膳生四十名，每年挨贡一名，岁试取文童入学二十名，取武童入学二十名，科试取文童入学二十名。”二是建社学及私学。据《滇志》载，明代永昌府设“社学四，俱在府城内。嘉靖二十六年……又于老姚、施甸、阿思郎、木瓜郎四寨各设社学”。保山县有“社学二：一在儒学前，嘉靖十一年知州许松建；一在凤山右，隆庆间御史刘隨建”。随着儒学的推广，永昌府出现了私学。如：金齿司人汤淙于正统年间与同好“结为诗社，同敦志趣，隐居教读于军民间”。社学、私学的广泛设立加强了明王朝对永昌府少数民族的文化教化。三是兴书院。明代，永昌府各级官吏对建书院颇为重视。云南书院史上最早创建的5所书院之一腾冲来凤书院就位于永昌府。从永昌府见罗书院的修建可见官员们凝聚在其中的情感和努力：“兵备按察使李公材，别号见罗，备兵时集郡邑吏士讲学于黉序，相从者众，谋筑宫而师事焉，知府陈严之、副总兵邓子龙捐俸买民居建。天启三年，巡抚御史罗汝元檄有司重修。”明代永昌府所建书院还有嘉靖四十二年知府杨朗建的正学书院、保山书院，弘治年间兵备道赵鮍建的秀峰书院，隆庆年间御史刘隨建的凤山书院。四是重视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正统时期，在王骥、杨宁、侯琎、沐昂等人的倡议和主持下，金齿司庙学得以重修；嘉靖二十八年地方官员马冕重修保山学校。庙学、书院等各类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或重修，使儒学教育在永昌府的开展有了场所支撑。五是注重师资建设。明王朝重视教官的选拔、师资队伍的建设。明廷明确规定“边远选贡学校，今后彼处校官考满，乞不拘举人有无，考其通经者升用，不通经者别用”。同时，注意优礼师儒。“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瑏瑡，教官与生员得到提升和进用的机会多，激发和增强了教官和生员崇儒重教的思想认识，推动了儒学在永昌府的深入发展。六是将办学成绩纳入地方官吏考核范畴。如洪武五年规定“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瑏瑢。其一，变通国子监招录制度。为鼓励少数民族子弟，特别是土司子弟入学国子监，明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相对优待的国子监招录政策，出台了特恩、岁贡及选贡等特殊招录政策。特恩是专门对土司子弟实行的招录政策，得经皇帝特别批准。明廷规定，西南地区无须严格遵照岁贡制度对生员的考核规定，不拘常例，从便选贡，生员或有成才者，可选入国子监深造，日后为朝廷所用。其二，采取科举倾斜政策。明王朝对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优待应举、为科考提供资助、严查冒籍”等科举优待倾斜政策。一方面，增加科举名额。实行“南北卷制度”，按不同地域名额录取科考人员，乡试录取时采用编列字号的方式给予永昌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照顾，增加科考录取名额。另一方面，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给予永昌等云南边地土司子弟特殊优待，但不许冒籍，否则将会被治罪。此外，中举者均可受到嘉奖，直接任命为学官。通过这些政策，增加了包括永昌府在内的边地读书人获得功名、走上仕途的机会，为明王朝选拔到更多边疆治理人才，有力保证了西南边疆的稳定和统一。三、风化达于边地：明朝在永昌府实施儒学方略的影响和意义在前朝经营基础上，明王朝对西南边疆云南的治理更广、更深。元代，儒家文化在云南虽有所推广，但影响力主要停留于云南的靠内地区。明时，儒学教育和儒家文化的传播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给边疆民族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促使当地风俗改变、边疆民族对明王朝统治权力的认可和强化，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从意识形态层面凝聚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边疆和民族起到推动作用。明王朝通过置府学、建社学、兴书院、开科举等儒学方略，建立起较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构建起儒家文化网络，王朝国家意志及国家权力得以下沉到永昌等少数民族边地，在边疆民族中树立起国家形象及绝对权威，实现“国家在场”，达到管控少数民族边地的目的。明王朝通过规定土司“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的方式强制土官土司子弟入学接受儒学教育，学习儒家伦理，受朝廷礼义浸染，从而使国家权力在边地的执行者能够符合明中央王朝的意志，以巩固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维护国家“大一统”。永昌地方官员既是国家权力在边疆社会的代表和执行者，也是边地推行儒学教化的主导者。通过各级地方官员向下层层推行儒学教育，明王朝国家权力下沉到永昌府尽可能“低”的地方，达到“教化”边人的效果。随着明王朝国家儒学方略在永昌府的持续推进，永昌“衣冠礼义，悉效中土，士知向学，科第相仍，男事耕艺，女务织防。腾越虽远阂两江，衣冠文物并称金腾”，当地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发生显著变化。这种“以文化民”方式的“国家在场”，强化了边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这对边疆的稳定和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有明一代，永昌府人文蔚兴，读书应仕，人才辈出。通过对《滇志》记载的名单进行统计，永昌府仅嘉靖一朝就有举人73人、进士6人，万历朝有举人72人、进士7人。据研究可知，自洪武二十七年至崇祯十六年，云南进士223人中，就有20人出自永昌。这些人才或登科入仕，或著书立说，或教书育人，成为在边地传播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及维护明王朝的边地统治之中流砥柱。永昌府还形成了张氏、吴氏等11个影响力较大的科举家族，为明王朝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并发挥出他们在乡间邻里树立权威、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作用。（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深化明代，永昌府的民族以僰夷为主，还有峨昌、景颇、朴子蛮及部分汉人等，属于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地区。明王朝国家儒学方略在永昌府的持续深入、国家开发治理实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打开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风俗、观念等方面的阻隔，从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增强了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的共同体关系。儒学方略下形成的汉文化氛围，吸引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进入永昌府。而更多汉族移民的到来，又增强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并通过先进生产技术的进入、汉人与当地土著通婚等方式，带动了边地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促进了民族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进入永昌府的汉人，除了军屯、民屯户外，还有一些硕儒名士，如被贬谪永昌的状元杨慎、大旅行家徐霞客等。他们用自身才学、影响力推动了边地儒家文化的发展，沟通起边地与内地的交流。明王朝在西南边疆永昌府置府学、建社学、兴书院，建立起儒学教育体系；重视学校基础设施和师资建设，将办学成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之一；根据西南边疆实际情况，变通人才选拔机制。通过这些文治措施，明王朝逐步将国家权力下沉到边地，逐渐把国家形象及绝对权威植入边地，不断形塑、增强边人的国家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在王朝国家长期的儒学教化下，风化达于边地，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读书应仕，人才辈出，并呈现出“王朝国家治理下‘夷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的局面。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经营方略，是其“华夷无间”“华夷一家”国家观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蕴含着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探索和缔造的“大一统”理想。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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