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赖萱萱，泉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视野下的中华生命智慧研究”（22ZDA082）阶段成果。
【摘要】中华文明蕴含着当代中国通往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和经验启悟。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和比照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底蕴。“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建构提供了文明根据；“创新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返本开新的精神动力；“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奠定了历史根基；“包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源泉；“和平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深沉滋养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能以更加成熟而自觉的姿态应对自身建设过程中的特殊性问题和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突出特性”；底蕴
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指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新论述是对中华文明基本特性的科学提炼和系统总结；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视角，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指针。因此，阐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其然、其所以然、其所以必然，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如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最深厚的底蕴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性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中华文明统一性”“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视角展开专门性探讨，但鲜有从“五个突出特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和价值进行整体性、宏观性诠释。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立建构的文明根据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连续性”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区系的最显著区别。尽管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中国历史发展时期的各领域都一直发生着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都处于一种文明框架之中，因为中华文明的框架并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全盘的质的决裂。近年来，国家全力推动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文化工程，进一步以丰富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学术典籍；无论是儒释道的哲学伦理，还是流传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亦无论是各民族文化，还是各地域文化，都不断自我完善成熟，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那么，中华文明何以保持整体长久连续性呢？究其根源，其中无疑与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相关。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宇宙观大不相同，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从有机整体性出发，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动态变化的。这种哲学思维的关联性决定着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演进模式，即一代代人保持着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上一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被保留，成为新阶段发展中的其中一部分，在保存、选择、取舍、升华中推动文明向更高层次跃升，由此，过去、现在、未来联结成历史的一体性和不间断的统一体。从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连续性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需要从三个方面把握：其一，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基于唯物史观分析看待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脉络中来深化认识，把它视为中华民族5000多年奋斗史的当代新篇。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延续与更新的结果。其二，从中华文明这一历史前提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稳定连续性和辽远持久影响力，规定了中华民族必然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探索现代化之路。因此，论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传统确实是且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开创具有独立性、主体性的现代化模式。其三，从中华文明独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上，中华文明皆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精神气质和核心要旨。它们经过继承、创造、创新和转型，构成中华民族通往现代化的独特资源和巨大优势。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及其价值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理论、制度、实践等层面才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原创性，进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百余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汲取中华文明养料，在特殊国情和历史命运基础上完成现代化的立制创制，并展开、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任务。毛泽东曾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现代化建设蓝图的疑虑和质疑，邓小平曾用“小康”一词来定位“中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最早出现于《诗经》，西汉时期，儒家经典《礼记》将它视为比“大同”较低的社会模式。“小康”是中国人民对生活衣食无忧状态的描绘。邓小平深谙“小康”要义，经创新改造后赋予其新义，用于反映人民群众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及阐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这一概念因其历史悠久、深入人心，一经提出很快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体现党的根本宗旨的鲜活语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在一些重要讲话中，还是在考察访问、座谈交流中，都能熟练援引传统典籍中的文本，使理论话语富有感染力与现实阐释力，真正将历史智慧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应用。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薪火相传中激活了深邃厚重的中华文明，革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文明的长久赓续作出积极突出的贡献。同时，在文明的传承发展中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独立建构提供了宏阔深远的历史根据和不可替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返本开新的精神动力“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最突出特性。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创新性”就像一个强壮有力的引擎，推动着中华文明从古代的延续直至当代的转型。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对中国式现代化返本开新之精神动力，就需要从历史深处把握其深刻意蕴。（一）“创新性”揭示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与“创新性”原则方法相关的精辟论述。其一，“生生”不已的变易哲学。《周易·系辞》就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强调整个世界处于不断流动变易之中。变易是存在的基本方式，但变易不是无方向的变化，而是向着新事物生成的方向发展。因此，变易包含着创新、革新，是生命的不断充实、成长、更新和展开。这种变易的哲学经后代发展，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认知世界的主流倾向，支持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演进，焕发勃勃生机。其二，“因革损益”的创新方法。“因”即因循、继承，“革”即变革、更新。西汉扬雄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北宋王安石认为：“革之要，不失中而已。”天地万物的发展都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因与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在因与革之间要善于守中，把握时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因革损益的创新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创造活力，成为人们倡导变革、力主创新的思想武器。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思维也深刻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之中。一是中华文明的变易哲学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中得到延续。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之中。二者的结合，不是文献层面或观点层面上的简单结合，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系统建构，其终极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不是融合的一方吞并另一方，也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而是双方交融形成新的文化。它是两种事物的更新和变化，从而促成一种新事物的生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与中华文明的“生生”变易思维一脉相承。二是中华文明“因革损益”方法论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中得到传承。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传统文化是“根”与“魂”，是“精神命脉”与“重要源泉”，但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文化，既包含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因素，也存在与现代化相抵触的成分。我们积极致力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非是陷入对过去辉煌的自我陶醉，而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理性反思，旨在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推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需要善用“因革损益”的创新方法论，在现代化的社会大转型中复兴、复活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大力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文化、如何分辨永久价值和过去东西、如何在返本开新中激活中华文明的底蕴作用等重要问题上，都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践渠道与方式，目的是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落到实处、深处。“创新性”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精神品格。“创新性”在精神领域主要表现为奋发图强的品德素质，不惧挑战、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坚定决心与意志。中华先哲历来就注重培养和锤炼创新的品格，《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天的运行是刚强劲健，永不衰竭的，人也应该效法天地始终奋发不止。在立身、行事中要勇于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如《礼记·大学》所言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精神不仅存留在经典古籍中，也广泛渗透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历代文学作品中，从“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到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都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无畏精神和顽强意志。中华民族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各领域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动力和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新征程场域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精神体现为一种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采取创造性行动的强烈愿望，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正当的目的性。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积极破除经济发展的堵点、卡点，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打下物质基础。在社会领域，这种“创新性”就表现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风气，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道德基础。在文化领域，这种“创新性”就体现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推进的需求上，以更积极的文化自觉，发现和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的历史根基“统一性”是从国家观、民族观角度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其中包含着政治统一、民族统一、文化统一等多重意蕴。中华文明长期形成的团结集中、多元一体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心、汇聚民力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统一性”，或曰“大一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追求、探索和实践的政治理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政治的鲜明价值取向。“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范畴，它的思想理念成于先秦，付诸实践于秦汉。在《尚书·尧典》中记载的以尧为中心的政治圈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国家统一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旧有的统一格局被打破，孔子感叹“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并阐发了“统一性”的重要性，强调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反对分裂割据方面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这一思想不仅被历代政治家及各王朝奉为国家治理指南，也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治秩序。秦王朝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了“统一性”政治理念的实践化和制度化，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其意义可谓重大。此后，“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不断修复完善并自我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长期统一稳定提供了宽广的地理空间和坚实的政治基础。“统一性”政治传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精髓和中华政治文明的气质特征。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其所蕴含的政治价值日益凸显，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治国理政理念、制度、道路等的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质的规定性。这一选择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朝着正确方向不偏航，确保了在建设过程中政治的有序性和国家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秉承的中华文明“统一性”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不仅体现在对内举旗定向、掌舵领航，也体现在对外不畏强敌、力挽狂澜。面对“台独”的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严重挑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视为核心利益的核心，带领全体人民进行坚决的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树立起“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坚定信念；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始终立足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聪明智慧凝结成反抗打压遏制的强大力量。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进路上遇到的风雨必然是凶险且持久的，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政治传统为新时代中国人民坚守正道、共克时艰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启示与强大凝聚力。“‘大一统’思想在古代中国的实践，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其中已经孕育着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体现在民族格局上，即是各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精神上牢固凝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统一性”民族格局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不断的文化交流创造中逐渐积累和沉淀而成的。历史上，各民族间虽有争斗、分化，但融合、统一是主流。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互通有无，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十分紧密的经济统一体。与此同时，制度、文化、族群等层面也呈现出统一性特征。据史学家考证，10世纪以降，中土高度发达的农业及工商业，在塞外与中土广袤疆域内带动形成了茶叶、马匹、粮食、纺织品、铁器等日益成熟的贸易交换网络。到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始由自在向自觉转变”，“无论是疆域、族群及文化的扩大和多样，还是中国核心区域内同一性文明的整合”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民族统一性。“统一性”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重要财富。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应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史实和基本国情，充分发挥“统一性”的民族优势。一是汲取中华文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坚持创造主体与享受主体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动力是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共同努力，因此，需要切实调动各族人民的主体创造性，并维护和保障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守人民至上的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也是凝聚创造力量的必然要求。二是发扬中华文明“大一统”意识，维护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奋斗实践中，需要不断提升各民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感。当民族遭遇重大挫折时，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意义，能够有力促使各民族成员的凝聚和统一。发扬“大一统”意识，构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前进路上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障。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自信自强的精神源泉“包容性”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态度，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和丰富多彩，推动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创新发展。文化心态既是社会发展现实包括文化发展现实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呈现，又对社会发展包括文化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其文化心态一定是开放、包容、自信、进取的。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是在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中孕育出来的，其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辨和中国智慧。在中华文明的初创阶段，处于古代中原地区的华夏部族与四周的楚、吴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部族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由此共同创造了早期的中原华夏文化。此后，又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的文明为核心，不断吸收、融合周边民族文明，至秦汉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故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由多民族区域文明不断融合而成的。正是这个多民族文明融合的早期历程，孕育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基因。这一基因深远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整体样貌和基本特质。从局部看，“包容性”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学术流派之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派林立。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互攻互取，经过“百家争鸣”的自由争论后，逐渐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精神的发展方面，形成了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在政治的发展方面，形成了以儒为主、儒法并用的实践体系。至宋明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建立了宋明理学这一种新文化。其次，“包容性”突出体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从汉朝开始，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开辟了多元的文明视野。尤其是佛教从印度的东传，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普遍渗透于精英文化和大众生活中。从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唐以后各个王朝对三教合一的支持，充分表明中华文明极强的吸纳功能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其三，“包容性”内在蕴藏着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运思逻辑。中国先哲提倡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彼此不同的文化、互相差别的事物和个体，完全可以共存共生、共同发展。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多样性才是事物繁荣发展的根本，中华古籍大量记载了“和而不同”思想，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遳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和”的逻辑是：单一事物无法实现更新发展，只有不同事物的调和、互补、融合才能生成新事物，差别性、多样性基础上的和谐远远优于单一性。中国人对“和而不同”的无限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自古就具有的包容、吸纳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优秀秉性，是其始终保持强大、自信的重要原因。（二）“包容性”接续呈现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的中国与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目标：“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目标的深厚根基。海纳百川的开阔气度、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有的开放心态。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统一国家中，需要以“包容性”的治理智慧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共同性是主导，要增进共同性，同时尊重差异性。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话语体系，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在认同中华文化主干地位的同时发展各民族文化。让各民族的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自信自强的力量源泉。其次，对于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在“世界历史”中成功推进现代化的新时代中国，需要以“包容性”的开放胸怀审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鉴共生。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不是单一的、一元的支配统治，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对于本国及世界现代化皆具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文明互鉴理念，是吸收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思想而创新发展起来的全球文明新主张，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与包容自信。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精神特质和文化特征，是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处理同外部世界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弘扬中华文明的底蕴价值，从中华文明崇尚和平的文化基因中探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源头和实现形式，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创现代化新图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根据。（一）“和平性”揭示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和态度把追求“和平”作为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态度，在中华文明中也是源远流长的。在《周易》中就已出现“天下和平”的概念：“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深邃的世界观和丰富的处世思想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其内涵广泛，至少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世界。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一个大于、高于 “国家”的概念，表达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礼记·礼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大同的世界是讲信修睦、互助友爱、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世界。所谓“天下大同”即是世界大同。“协和万邦”最早在《尚书·尧典》中提出，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世界观的典范。相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等等。一个“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二是“和为贵”“亲仁善邻”的和平共处之道。处理好与他国的关系，与邻为善、和平共处是中华民族始终遵循和追求的邦交之道。古代的中华文明虽然在当时是先进而优越的文明，但对于周边国家一般并不主张扩土拓边，而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即便出现国家间的争端，中国人也是首倡以礼治、德治的方式来加以处理，而非武力攻伐、暴力侵占。三是“忠”与“恕”的和平交往原则。在传统儒家学说中，“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核，它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道德原则。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类若要避免“文明的冲突”，走向世界和平，就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忠恕之道。（二）“和平性”示范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现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由中华文明“和平性”和近代国情双重决定形成的现代化之路，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显示出一条别具一格的和平坦途。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胸怀天下的大格局开辟现代化新图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赓续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之世界理想，坚持以胸怀天下的大胸襟大格局认识和解决自己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历史前进方向与时代进步潮流，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无论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都始终表达了对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和安全未来的深度关切。中国人以宽阔胸襟、天下情怀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二是以“和平性”交往原则解决现代化发展困境。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深刻塑造了人类新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西方现代化生产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为世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带来了由资本逻辑产生的人类危机，诸如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等。面对这些矛盾和危机，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法律、权利、个人主义去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人类必须开放各种探求，包括重新发掘中华文明的价值，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的基本原则规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行为，为人类创造一种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借鉴和启迪。三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拓展现代化发展路径。根植于中华文明和平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会重复西方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的西方现代化，但也绝不会回到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旧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形成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既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与发展利益，又为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示范样本。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及其发挥世界历史影响的最深厚底蕴。在当下以及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文明的深沉滋养下，必然能以更加成熟而自觉的姿态，应对自身建设过程中的特殊性问题和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这个目标的达成，需要根据现代化的本质需求推动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深度创造与转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使命。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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