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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支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

许 宁 张 贺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9-04

【作者简介】许宁,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户籍制度城乡双向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研究”(20AJL012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的路径选择研究”(2021CJJ149)阶段成果。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抓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力助推剂。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需要普惠金融为其赋能。文章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理念为统领,探索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两个大局”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的理论机制。基于此,探索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共同支持路径,最后提出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2021年,在党中央的正确引领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这一背景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了普惠金融服务乡村的新目标。在新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征程下,党的二十大将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发展目标,其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这一目标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党的二十大同样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党中央现阶段的重要发展目标。
与此同时,党中央对“三农”问题亦极为重视,多次发布以“三农”为主的支持政策,从1982年开始,多项有关“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文件连续发布,且皆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之后,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国家级的重大战略,历史性地被写入党章,可以说,搞好乡村振兴,就是解决了“三农”问题,乡村振兴不但是国家级战略,更是让全国农民安居乐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保证。
在目前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需要继续加强城市对农村的资源要素的流动,形成反哺机制,这些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信息和技术资源等,将这些先进的资源要素从城市引入农村地区,有利于实现对农村地区缺失资源的合理补充,且有利于农业农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金融服务应该发挥何种经济效应?而普惠金融秉承着金融哲学的人文发展理念,彰显了金融为人类经济与发展孕育而生,并坚持金融为最广泛大众而服务,其支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的机制路径,值得深入研究。
一、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理念
联合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这一发展理念,接着又和AFI(普惠金融联盟)、GPFI(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等多个世界性的国际团体合作,一起将这一理念不断推广实施下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工作安排。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国银监会在2015年,正式成立了主要负责普惠金融的部门,国务院在2016年颁发了《推行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文件的推行实施意味着中国已大概完成了普惠金融这一顶层的国家战略设计。同样在2016年举办的G20国际峰会上,将数字化的普惠金融当成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这意味着普惠金融正式朝着数字化、信息化这一方向迈进,从之前的人工线下操作不断创新升级为数字化的线上信息处理技术。和传统的无法复制的、无法大范围推广的金融服务相比,数字化的普惠金融完美地解决了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并带来了新的技术优势。比如:孟加拉国著名的格莱珉银行,虽然该银行推行了小额借贷的服务,并连续四十多年为当地八百多万的农村妇女提供了160多亿美元的该项借贷服务,但是由于该项服务没有统一的标准,自身特征的局限性,导致该借贷模式无法在世界其他国家得到推广和复制。
目前,普惠金融还未形成金融包容,多年来普惠金融的推进工作都是由政府进行推动,政策性较强。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三个问题。一是“姓”什么的问题,即价值判断;二是为何而生的问题,即人类建设发展金融目的何在;三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即为极少数人垄断独享还是为社会广大群众服务的问题。
(一)秉承金融哲学的人文发展理念
金融哲学这一理念又可以将其理解成价值的判断,凝聚了普惠金融的核心思想。很多金融学文献在提到金融哲学的人文发展理念时,亦或是一顶大帽。白钦先则认为,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应具备:秉承天、地、人、民本核心理念;对生命的珍惜与敬畏;对人的本性、本能、本心的理解与尊重;坚守经济金融理论及其价值判断;社会责任的担当。国外著名学者斯密编写《道德情操论》的时间要早于其《国富论》,但是,人们只记住了理性的人,而忽略了道德情操。所以,对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其实也是道德的回归、重塑金融的人本价值观、彰显制度的正义化。
(二)彰显金融为人类经济与发展孕育而生
金融为何而生,发展金融的核心宗旨又是什么?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分析可知,金融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并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及经济发展,金融不是服务于某一个人的。货币、信用是随着人类不断增长的繁衍、生存等各方面的需求增加而出现的,同时为了保障私有财产和社会交换而形成了信用、货币,从而金融便正式得以诞生。离开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的本能,便没有勤俭节约,不会想到去从事投资、储蓄、社交等各项行为,更不会为金融、货币的产生提供基础。所以说金融就是为普惠而诞生的,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在特定条件下,对金融为何而生的说法是另类的,在金融资本化的前提下,金融被垄断在少部分人手中,是有钱人进行掠夺的独有手段。美国通过将世界公认的流通货币确定为美元,从而开启了美国的霸权之路,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提到,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主要基于其美元的全球化,以及对全球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强大控制力。所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出普惠金融主张时,刻意绕开世界金融强国美国不提,而独言发展中国家,具有其更加深刻的根源。
(三)坚持金融为大众服务
一切类型的金融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金融最终为谁服务,也是人类和金融共生发展的终极目标。其中,“最广泛的社会大众”与“竭诚服务”是关键问题。最广泛大众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和政府机构、企事业法人、社会团体及个人等;竭诚服务强调服务是诚心诚意、雪中送炭的,是竭尽全力、优质高效的,是一视同仁、公平正义的。就全球范围看,中小微企业占各国企业总数的99.5%-99.7%,大型或特大型企业、跨国公司不到0.5%,但获得的金融资源占比极高。这种反向 “二律背反”令人深思。建设真正的普惠金融体系不易,大部分中大型银行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价值观驱使下,以利润为指标的考核体系不发生根本变化的话,这种反向运动的趋势将永远不会改变。
二、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与理论机制
(一)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两个大局”中的重要战略意义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乡村振兴是保证粮食即中国人民基本生活物资的重要举措,而共同富裕则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地缘政治矛盾突出,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思潮造成了局部地区的冲突和动荡,在新冠疫情肆虐后,国际经济疲软常态化。在此背景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坚定走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理想的道路上,才能够促使我国在世界潮流中保持本心。因此,共同富裕在“两个大局”中同样彰显出重要的战略意义。
1.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战略意义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还在于农村、农业和农民。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四亿人口,做为全球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极大促进全球经济这一共同体的发展,因为中国一直以来践行的是和平发展的路线,一直以来坚持和平与共享的对外方针。经历了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今年的洪灾肆虐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出现巨大危机。在此情况下,粮食安全成为国家保证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灿烂的农耕文明,自191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农民逐渐成为了新时代革命的重要力量,特别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路线方针之后,农村和农民更加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国家逐步开展五年计划,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但农民依旧占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首先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以农村和农民为基础开始施行的。通过从农村开始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改革,中国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状况,粮食供应大大增加,人民群众不用再担心吃不饱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优势得到显著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历史性地提出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效果最好的脱贫攻坚工程,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世界范围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提出的一个伟大战略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之战果。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凝聚各个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升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意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和牺牲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能够创造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工作奇迹,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初心目标。
百年奋斗、初心不改,砥砺前行、主题不变。如何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奋进新征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自我革新,自我改进的循环往复的积极向上,渐近上升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和几代领导人的经验积累,基于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际角色而提炼出的精华理论。在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城乡已经全面实现脱贫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目标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的主题同样也改变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只针对某一部分社会阶层、某部分社会职业、或者某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普惠金融必须牢牢抓住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融合这一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才能对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性进程提供积极的动力和强有力的保障。
2.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修正既有制度体系才能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基于这一视角,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国计民生最重要基本盘就是农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决策下,我国坚守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动摇,积极推动粮食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经过政府多年的资源投入及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辛勤的改良,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亩产不断提高,近年的粮食产量均保持在1.3万亿以上,牢牢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新冠疫情的出现,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商品贸易锐减,许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我国进出口也遭受严重影响,其中亦影响到了农业产品的贸易。就国内而言,新冠疫情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在这种情况下,抓好农业生产,搞好农村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在这种国内及国外的环境下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只有占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稳定了,才能防止经济的大幅动荡;农业稳定方能防止粮食不安全因素产生,提高就业;农民稳定才能为农业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振兴乡村,发展“三农”,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使命和优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能够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保障我国的发展征程“不偏航”。以此为基础,国家充分认识到没有发展,共同富裕就不可持续;没有安全,共同富裕将失去保障;因此,发布一系列政策,统筹发展与安全。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不少深层次的、躲不过绕不开的矛盾,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为此,国家坚定理想信念,基于我国发展现状与现阶段的全球格局,提出着力破解阻碍发展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但要做好国际市场,而且要发展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方面,利用RCEP协定优势积极发展双边贸易;国内市场方面,力推国内统一大市场,发展国内市场的大循环,两者结合后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此外,提出在发展的同时注意风险防范。随着国际形势的动荡和地缘冲突的不断涌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特别是国土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由此,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须强化忧患意识,保持战略主动和战略自信,科学研判、重点防控阻止推进共同富裕新征程的全局性根本性风险,全力战胜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创造共同富裕美好生活新天地。国家的政策措施基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终极目标,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时,也为共同富裕提供更为优良的发展环境。
(二)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的理论机制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力助推剂。虽然近年来城镇化发展使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但乡村人口仍然是我国人口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末,农村常住人口约5亿,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群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在于达成农民的收入增长,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习总书记的论述,表明要实现中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将乡村振兴的工作落到实处,并通过农村富裕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乡村振兴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这其中包括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及安居乐业。由于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仍然未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程度不高,农民人口的整体素质与城镇相比有一定差距,种种不利因素预示着乡村振兴必然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必须认识到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性,只有搞好了乡村振兴,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共同富裕的内涵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必须互相结合,形成有效统一,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主体方面。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主体,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农民作为主体有两层内涵:首先,乡村振兴的全面建设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又是乡村振兴的实施者和参与者。其次,乡村振兴的现代化成果由全体农民共享,并且农村这个大消费市场的增长又能对城镇经济形成反哺。
第二,途径方面。乡村振兴的实现主要通过促进分配公平,以及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作为其主要途径。首先,共同富裕的基础在于促进社会公平,而利益的分配是体现是否公平的主要形式,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能保证农民的积极性,达到整体增收目标。其次,农村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农业资料的供给。
第三,过程方面。乡村振兴工作不可操之过急,这是一项复杂而长期性的工作,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文化决定了乡村振兴不同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因此,应根据乡村的实际基础资源情况,区别性地制定推进计划,从而使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工作更加有效。
第四,目标方面。农业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目标,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五,动力方面。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是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依靠外援扶持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一时之困,乡村振兴不可能再像脱贫攻坚那样采取“举全国之力、集全国资源”的扶持方式和力度,只有不断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提供源头活水。
第六,内容方面。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组织、人才、产业、生态、文化。五个方面互为支持,互为依赖,组织方面和人才方面是乡村振兴内容的基础,产业方面、生态方面、文化方面是乡村振兴中农民物质及精神上的扩展性需要
三、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的支持路径
乡村是具有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农业经济及生态环境等特征的空间区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与多元价值。从金融发展的功能观来看,普惠金融也具有以下四个层次的功能,并通过这四个层次功能推动乡村实现包容、平衡、减贫和增长效应,从而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
(一)普惠金融在金融基础功能层次上降低了服务门槛,发挥了包容效应
金融基础功能是在经济的各项活动中所发生的汇兑、结算、交易等各项服务性的、一般信用中介的功能。在金融的制约因素影响下,穷人很难通过自身资本积累而达到金融服务的最低门槛,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一方面难以获得投资收益;另一方面也难以获得信贷支持,从而拉大未来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普惠金融利用信贷技术的创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及信用中介成本,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提高了低收入人群获得信贷的概率。普惠金融还使非自愿被金融机构排斥的弱势群体共享金融的包容性,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低门槛的小额信贷,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二)普惠金融在金融核心功能层次上优化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出减贫的功效
配置资源是最核心的金融功能。Anand&Chhikara通过研究跨国数据表明,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类发展价值指数就会增加1.42个百分点,同时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频率与贫困率呈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金融的普惠程度能影响贫困率。根据现有研究,可以将资源配置定义为主动化、复杂化之后的信用中介这一金融功能。结合本地实际,普惠金融的发展如若能够实现找准定位,这一多元化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能够促使各地区资源及时有效的分配,信息实现更高程度的共享。综上,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了这一金融功能的实现,促使我国金融市场更加市场化,有效性更高。具体而言,普惠金融将民间资金向有效率的小微企业和急需发展的行业引导,盘活民间存量资金,更好地实现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的目标,促进了共同富裕,实现了减贫效应。
(三)普惠金融在金融扩展功能层次上分散了风险,发挥了平衡效应
经济金融活动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地规避风险或控制风险成为金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金融规避风险这一功能主要是指通过大数定理将风险分散出去。普惠金融利用信贷技术的创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将更多的风险承担者引入经济活动中,分散了风险,降低了风险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促进了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平衡效应。近年来,运用金融科技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健全支付和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与财税政策扶持体系等一系列工作,都加强了风险防范,实现了风险的进一步分散,取得了积极成效。
(四)普惠金融在金融衍生功能上引导了消费,发挥了增长效应
普惠金融为低收入人群获取外援融资提供了可能。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着力服务特殊群体,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让金融服务更加安全便捷地走进千家万户,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加之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持续深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构建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普惠金融的发展土壤肥沃,功能得以更好发挥。普惠金融可将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引导到获取更高教育,促使低收入人群提升其人力资本,提高其人均生产率,改善其人均生活水平,引导低收入人群增加消费,引致人均内需增长,对消费品生产产生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惠金融发挥了增长效应。
四、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的政策措施
(一)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域,缩小城乡差距
以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缩小城乡收入等差距,支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一是以普惠金融助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开展商业防止返贫保险,继续创新农业专属金融产品,探索保单质押贷款、大型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抵押贷款等业务,盘活农村资产,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二是以普惠金融助力“城乡互动融合、集聚发展共富”。通过总结推广先进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人口集聚,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共享,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进一步总结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经验,探索助力共同富裕金融解决方案,缩小地区差距,重视发挥地方法人银行“服务本地、服务小微和‘三农’、服务本地城乡居民”等优势,推动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相对均衡分布。
(二)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夯实共富之基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是重要经济主体。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与发展契机;活跃市场氛围,能够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一是搭建对话平台,畅通银企沟通渠道。推广成本低、放款快的普惠型信贷产品,放宽信用渠道和新的抵质押方式,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的支持,让普惠金融真正具有普适性。二是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近期1年期和5年期LPR分别降低基础上,继续压降企业贷款成本,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速和获得贷款户数增幅稳定提升;三是切实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中长期信贷投放,为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四是推动评价标准的认证融合。在大力发展生产规模的基础上,狠抓严抓质量认证,聘请专家参与绿色评价标准的制定。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服务平台,加强对数据的收集和利用,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精准帮扶,完善企业数据库的内容,为企业提供主体画像。
(三)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共同富裕,能够进一步确保把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变为建设成果。一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体系化推进。应当加强工作统筹、人才统筹、资源统筹,激发乡村振兴发展优势,凝聚共同富裕奋进合力。二是加强过程管理,坚持常态化推进。要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建立健全乡村振兴长效机制;要坚持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让乡村全面振兴落实落细,为共同富裕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要加强督导、严肃问责,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三是加强重点突破,坚持高质量推进。提高认识,推动行动,让共同富裕从目标制定转化为实际行动;要把“扬长补短”常态化,把“争先创优”多样化。守正创新,探索多种创新模式,促使创新化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与共同富裕向目标推进。
(四)缓解结构性“金融排斥”,共享普惠金融成果
传统金融服务具有的“金融排斥”会严重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效益。欲实现共同富裕,须深化改革,缓解结构性“金融排斥”。一是从供给、需求两侧同步发力,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营造诚实守信、履约尽责的金融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继续完善网点建设;二是提升特殊群体金融福祉。积极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利用“长尾效应”,扩大对新市民、个体工商户、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大学生等微观主体的金融覆盖,量身定制个性化金融产品;三是加强普惠金融队伍建设。及时总结在普惠金融队伍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探索开展选派镇街金融挂职干部、就地发展乡村振兴信息员、客户经理驻点办公制度等工作。
(五)提升全民金融素养,培养普惠金融人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引领发展的第一生产率。欲以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必须注重普惠金融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全民金融素养。一是完善金融教育顶层设计,将金融素养课程纳入到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开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培养高素质普惠金融人才;二是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诚实守信、理性投资、风险为本的金融文化和价值理念,让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深入人心,大力培育居民和家庭的金融安全意识,引导群众不断优化家庭财务状况;三是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服务平台,联合地方政府机构、银行机构、相关公司和研究院打造一体化服务平台,通过带头人领衔,在多领域、多行业、多学科共同探索一体化服务普惠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责任编辑:俞   茹
执行编辑:俞   茹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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