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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贲
转自：徐贲人文思想启蒙（ID：lq15129267533）
来源：编选自徐贲作品集，首发于腾讯“大家”栏目，标题和图片系编者所加
接上期：徐贲 | 塔西佗陷阱与精英政治的崩溃（一）
避免道德评价的政治权术观察可以视为政治学说从道德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因此被称为“非道德政治”，它的别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在一般人的眼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道德色彩是黑的，因为它把政治与道德分割开来。这不是说政治与道德不能分开讨论，而是说，政治与道德一旦分割，政治实践便有作恶的正当理由或接口，而且会越来越不道德，越来越邪恶。因此，政治道德不是一个纯哲学或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以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来限制政治作恶的现实问题。塔西佗的历史著作里有许多对专制统治权术的描述，包括权术背后的心理动机，都让读者觉得十分贴近自己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经验。这些权术描述可能起到双重作用：既可以帮助被专制统治者认清专制统治的权力运作特征，也可以帮助专制统治者学到许多有用的自我维持原则。政治学家罗杰·波士在《暴君的理论》一书里总结了塔西佗著作中的八项专制权术。三、为巩固权力不惜让国民道德败坏和精神堕落（培养奴性）；五、运用暴力，但享乐和纵欲是比暴力更有效的统治方式；八、让所有人都学会谄媚奉承，能娴熟地运用虚伪的公共或日常语言。这些专制原则许多都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向君主们建议的，当然他还添加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其他权术。马基雅维里曾多次引用塔西佗。在马基雅维里和塔西佗的政治思想之间，对政治权术的洞察力，似乎形成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内在思想”联系。在《君主论》第13章“论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里，马基雅维里引用塔西佗：“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所以，有人认为马基雅维里和塔西佗都主张维护专制现状。蒙田说，塔西佗的著作“特别适合混乱无序的病态国家”。蒙田觉得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所以他感叹道，“可以说，那是在写我们，那是在刺痛我们”。蒙田所指的是一个政治专制、政府腐败、道德堕落、精神萎靡的病态国家环境，这种环境中的某一个人都面临着自己要怎么活下去的逼仄困境。塔西佗厌恶罗马帝制下的这种生存状态，但他并不寻求改变它。当然，这并不意味在他希望这样的生存状态毫无变化地永远维持下去。他的生存政治，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话来说，是“在专制绝对主义时代支持有限君权”。也就是说，在制度现状没有任何改变可能或前景时，希望专制不要肆意妄为，哪怕是为了它自己能够长期维定地把持权力，也要尽量有所收敛，不要大胆作恶，祸害国家。 ![]()
▲西塞罗：共和主义最后的卫士
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如何改变他讨厌的专制，而是在不可避免的专制下如何安身立命。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卡普斯特说，这样的塔西佗是“粉红色”的，“我们把塔西佗理解为倡导君权或共和，虽然不是全无用处，但都是把他往他自己不愿走的那条路上硬推”。“粉红色”的塔西佗是在专制下寻找安身立命之道的塔西佗，也是蒙田觉得特别亲近的那个塔西佗。塔西佗活着的时代，专制权力的元首制已经是罗马的现实，政制前途灰暗又不可确定，可能变得更糟，也可能有所改善。共和早就已经死了，回到共和已经不再可能，以怀旧之情将共和理想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且，对共和的理想化本身就问题多多。不管怎么说，罗马的精英们都需要找到在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如何谨慎行事，不要以身犯险，但也不要同流合污。这种安身立命乃是一种对现实的有限妥协，在浑浊不清、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里“既不全然自由，也不全然奴性”。塔西佗所关心的安身立命者不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永远只是在专制的摆布和操纵下随波逐流——而是罗马的精英：元老院里的元老、贵族、军事统帅、行政长官。用蒙田的话来说，是那些在“政府里混的人们”。这些有身份的人士生活在一个政治专制、社会道德腐败的国家里，既不以身犯险又不同流合污，有这种可能吗？塔西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们今天许多人是不同的。他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是还有身体力行的成功表率。这个表率就是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阿古利可拉从来不用骄矜自大或无谓的傲上态度，来博取声名和招惹是非。有些人专门崇拜藐视权威的人物，但他们应该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伟大的人物；而温顺服从如果能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自可达到高贵的境地，但许多人却只会以一种毫无利于国家而徒然招取杀身之祸的匹夫之勇来沽名钓誉而已”。（《阿古利可拉传》42）塔西佗历史著作里不是没有勇敢对抗暴君的人物，但是，他认为，他们虽然勇气可嘉，但都不是值得效仿的对象。这可能与塔西佗自己的为人和官场经历有关。他接受过当时最好的演说和法律教育，少年时曾就学于著名的修辞学家昆体良，又从阿朴尔和塞孔都斯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77至78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并在皇帝韦帕芗时代开始从政。公元79-81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88年升任大法官。89至93年之间，他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熟悉了日耳曼人的历史。公元97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112至116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一生经历了13位罗马皇帝的统治，其中，尼禄和图密善是著名的暴君。然而，当正直和高尚人士惨遭迫害之时，他却能乖巧地保持沉默并扶摇直上——图密善事时代正是他仕途通达的关键时期。作为暴政的幸存者，他可能内心有耻辱愧疚，因此会有心理自卫的要求。历史学家贝西·华科对此写道，“当公元96年9月图密善末日来临之际，塔西佗对元老院昏聩无能的憎恶，必定升华成了一种羞耻心……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羞辱，尽管也承认图密善只是例外性地……异常邪恶，从人性来说无可救药，但塔西佗显然坚信，用一位皇帝来代替另一位皇帝，并不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观点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之中”。塔西佗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乱世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虽然内心痛苦，厌恶现实，但也不要以为一个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就会世道改变。明智之士不值得为追求这样的改变以身犯险，以卵击石。在他看来，这才是清醒自明的安身立命态度，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君子不涉身犯险，不立危墙之侧。《孟子·尽心》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梏桎死者，非正命也”。意思是，顺从天命，接受的是正常的命运；因此懂天命的人不会站立在危墙下面。尽力行道而死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不是正常的命运。这样的安身立命之道被古人当作一种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当然有理由视其为一种不反抗的自我辩解和政治妥协。
本文转自：社科同文馆ATS，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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