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如何变“华夏”——读胡鸿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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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的研究自从民国时代就是研究的热点，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家无不对中国民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建国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更是成为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各大家发表的论文专著可谓浩如烟海。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族群”概念以及文化认同史观的传入，中国民族史研究又掀起一个热潮，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以‘华夏’替代‘汉族’，以‘华夏化’替代‘汉化’的趋势” 。
然而，在如此丰富的研究中，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将华夏视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并且认为它是汉族的前身。但本书的作者却另辟蹊径，从政治体的视角去研究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与其研究族群的本身（血缘或者文化），不如去研究族群是如何形成的，“暂时抛开带有复杂预设的族群或民族概念，采取政治体的视角去观察古人分类中的华夏以及非华夏各人群集团。理清他们作为政治体的属性和演变模式之后，再来讨论他们究竟在何种意义或程度上具有族群性（Ethnicity）。” 不得不说，作者的这种选择一下子就摆脱了极为复杂的概念分辨，从较为单一的视角去理清复杂的问题，颇有拨云见日之感。
那么什么是华夏呢？作者认为华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符号，发端于周，成于春秋战国，并在秦汉帝国的时代成为帝国政治成员的自称。西周初年便有“有夏”之称，既是自称又是他称，是一个以政治军事为基础的反商政治联盟。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有夏”再次成为团结中国诸侯的旗帜，诸侯称为“诸夏”。“诸夏”同样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血缘集团，而是一个带有政治与文化色彩的集团。“‘尊王攘夷’意味着，只要在政治上尊重周天子即站在齐、晋领导的诸夏集团一边，文化上使用周的礼乐制度，就可以不被视为夷狄。如果在此之上能成功地将祖先世系与周人的族谱搭上关系（这种关系完全可以主观臆造出来——笔者按），便彻底完成了加入诸夏的历程，吴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这样，本为夷狄的吴国、楚国、秦国纷纷加入了“诸夏”的行列，到了战国时期，“攘夷”战争变成了“诸夏“”间的兼并战争。到最后，秦国的胜出让复数的“诸夏”变成了单一的“华夏”。华夏远远超越了一个族群的范围，“在秦汉时代，帝国即华夏，华夏即帝国”。
那么什么是华夏化呢？作者首先进行了政治概念的界定。他将政治体分为低中高三级政治体，其区别在于规模和政治文化。华夏化就是诸多“蛮夷”从低中级政治体向高级政治体的发展过程，是一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更具体一点，“一个人群的华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魏晋式政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的过程。”
02
华夏扩张的极限与突破口
但是帝国的扩张总是有它的限界。阻碍华夏帝国扩展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集权帝国自身的动员成本和离心倾向。帝国越大，维持稳定的成本越高，对外征战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大。其二是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态。秦汉帝国几乎将所有可耕种的平原丘陵都兼并了过来，再往北、往西便是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以及难以攀登的崇山峻岭。其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虽然华夏已经发展成了高度文明的政治体，但诸多周边乃至内部诸多人群仍处于颇不分化、甚至尚无稳定政治体的阶段，这些人群难以被有效统治。三种因素互相影响，共同限定了华夏帝国的扩张极限。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重文轻武”、“戒勤远略”成为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共识。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华夏帝国的内部。“在郡县之内以及之间，仍有不少未能管理的土地和尚未臣服的人群” ，这些地方尤其集中在华夏的南方。华夏帝国虽然控制了南方最优越的农业地带，但是占据南方面积八成的山地丘陵中仍是“未沾王化”的“南蛮”。而这些南方地带正是帝国扩张的突破口。原因有四：山地虽然广阔，但是关键的平原地带均被帝国占据，帝国可以轻而易举地集中力量对山地人群进行围剿；山地环境恶劣，无法形成实力强大的政治组织；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谷，谷底正是进军山地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由于上述三点，山地无法获得必要的盐铁布匹，这使得他们必然要依赖华夏网络。正因如此，南方山地便成为华夏不断渗入的突破口，并且在经历了“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后，南方竟然成为了华夏帝国的“本部”。
03
帝国构建的符号秩序
任何独特的事物往往需要有对立物参照才能凸显自身的意义。“华夏的概念只有在非华夏的关联或映照下才有意义，华夏是此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华夷秩序。”这个秩序是由华夷之变、礼乐制度以及天文星占学等构建起来的。有趣的是，蛮夷在这个秩序中明显是处于被歧视的边缘地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身也逐步认可了这个秩序。当然，当蛮夷入主中原时候，他们当然不想在居于边缘地带，“他们想做的只是从原来华夷符号秩序中夷狄的位置挪到华夏的位置”。这就是为何五胡诸国争相宣传自己承历运、应符箓、得天文之祥、获五行之瑞。当他们接受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们本身也就是游戏的角色了。
华夏除了制定符号秩序外，还有着丰富的历史书写。这些经学与史学的书写本身是具有强烈的华夏自我倾向的，是华夏单方面构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但是这些名称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周边非华夏人群的自称，结果“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具有了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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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化之一——“南蛮”的幸与不幸
由上可知，南方山地丘陵地带的非华夏族群是华夏扩张的突破口。从政治体视角来看，华夏化可以用王化来衡量。但是这种王化对于广大南蛮真的是一种幸运吗？
罗新老师在其代表论文《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中论证道：“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生蛮变成降蛮，而在降蛮之中，又需要把‘极远者’变成‘远者’，‘远者’变成普通的‘远夷不课田者’，最终要把所有的‘远夷’改造成‘近夷课田者。从蛮人诸族群的立场来看这一过程，就是逐渐丧失其原有政治结构、并被逐渐吸收进华夏政治体系的过程。’”“对大多数蛮人来说，当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到华夏政权的管理体系之中，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步步陷入到愈来愈严酷的赋调徭役的深渊中。”
换言之，诸多南蛮的皈依华夏就意味着他们要逐步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要向编户齐民一样承担朝廷指派的各种义务。其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生蛮—熟蛮—非华夏编户—普通编户四个阶段。
那么，面对这样不利于己的局面，为何如此众多的南蛮都逐渐华夏化了呢？
首先自然是南蛮与华夏帝国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尽管南蛮拥有南方八成的地盘，但是他们不过是极为分散、政治发育程度很低的群体，面对的则是可以通过发达交通网络可以短时间内组织数郡乃至全国兵力的帝国。秦汉帝国面对时而狂飙突进、时而作鸟兽散的北方夷狄或许有所挫败，但是面对一个个孤立的南方群蛮就具有压倒性优势了。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相当多的南蛮的政治头领主观上希望与华夏帝国合作，而绝大多数普通蛮人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只能跟着头领走。
蛮人群体的政治发育程度很低，大多数处于低级政治体的阶段。但是这些头领与帝国合作，往往能够获得王、侯、君、长等一系列官名称号，这就极大地拉大了首领和其部属之间的差距。再加上归顺朝廷往往能够获得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政治支持，这对于首领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利益。最终，南蛮的首领会一步步变成地方大姓豪强乃至进入州郡成为官员，这就意味着彻底华夏化了。“在这个过程中，蛮夷君长层在每一步都得到利益，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升高，其代价正是普通蛮民承担越来越多的负担，最终成为帝国的编户。”
尽管帝国也可以选择武力荡平各地南蛮，但这一方法代价高、易反复，只能用来镇压少数不屈服者。通过这种拉拢南蛮上层的做法从内部促成了蛮人归顺，帝国一步步地引导他们“渐慕华风”，最终将诸多蛮夷变为编户齐民，其首领成为帝国官员，甚至从蛮夷变成通晓诗书礼乐的士大夫。华夏帝国让这些非华夏势力一步步变成或者纳入华夏式的州、郡、县，用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华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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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狄的历史命运
较于南蛮，北狄的实力则强大的多，实为华夏帝国的劲敌。其政治发育程度较高，往往是中级政治体乃至高级政治体（如匈奴），人数众多，善于骑射，极具有攻击性。然而当这些北狄纷纷南下，造成“五胡乱华”局面后，他们的历史命运仍然是华夏化，与南蛮相比可谓是殊途同归，一同流入华夏这条大江大河之中。
自“永嘉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诸多北狄相继入主中原，北方大乱，晋帝国被迫南渡，保守江东一隅。但是，我们细读史料却不难发现这些北狄从入主中原的开始便或多或少地加入华夏化的进程，有的甚至主动华夏化，极力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雄才大略的华夏君主。突出的方面有三：
其一，“僭伪诸君有文学”。细读《晋书》、《通鉴》，我们都会出人意料地发现：刘渊、刘聪、刘曜、苻坚、苻融、姚兴、慕容垂、慕容德等夷狄君主不但不是不通文字、鄙视文化的野蛮人，反而个个都是通晓史书、善属文、精通天文地理、富有文武才干，谈论起中国古代典故可谓如数家珍，其文化水平远超华夏君主的平均水平。
其二，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诞载即怀孕的时间与出生的情景，奇表自然是长相身高与众不同。这些诞载与奇表全部都是华夏明君共有的特点。举例而言：
汉高祖刘邦：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无人不知的传说）
前秦苻坚：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梦与神交，因而有孕。
成汉李雄：罗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梦大蛇绕其身，遂有孕。
其三，模式化叙事。这些夷狄君主得到记载的诸多言行与以往的华夏帝国的名言名事若合符节，连句式都保持一致。
石勒出征刘曜：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
司马懿出征辽东：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擒。
魏明帝哭高堂隆：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石勒哭张宾：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
苻坚哭王猛：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姚襄哭王亮：天将不欲成吾事乎？王亮舍我去也。
这些夷狄君主是否真的如同史书记载这样富有文武才干、出生就带有传奇色彩并且说着和司马懿、魏明帝一样句式的话，这当然是大可以怀疑的。但是正如作者所界定的“史相”与“史实”，这些君主的特点无疑是“史相”，即史料呈现出来的表象，是诸多史臣文笔润色后的产物，与真正的“史实”势必有相当的距离。但是这些“史相”势必是这些君主愿意呈现给世人欣赏的，他们所希望的自我形象恰恰是一个最典型的华夏明君：一样的神秘出身、一样的文武才干、一样的语言风格。这些历史叙述又有着强大的现实作用，一步步地将这些夷狄君主及后人华夏化，真正让他们变成华夏君主。作者对此总结道：“这些不断模仿、复制的文本得以产生，正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这些文本与政治文化氛围一起，塑造着君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史书文本中的‘历史’变成历史，让十六国北朝重回华夏帝国的轨道。”
06
历史的出口
经过数百年的征战，业已分崩离析的华夏帝国再度回到了大一统的轨道，混乱的局面终于有了最后的出口。关于历史的出口，著名学者田余庆先生与唐长孺先生曾有相当不同的看法。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的末尾谈道：“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唐长孺先生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谈道：“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
无疑，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融合、大混乱所形成的问题是空前复杂的，其历史的走向也众说纷纭。但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无论是北方军事政治上的统一，还是南朝文化的延续，其本身均为华夏化的体现。南方的蛮夷被一步步地吸纳进入华夏帝国，成为它的州、郡、县，北方的夷狄则自立帝国，将这个帝国逐步变成标准的华夏帝国。到最后，正如春秋的攘夷战争变成战国的诸夏兼并，南北朝的对立兼并同样变成了诸夏的兼并，统一的隋唐帝国应运而生了，而这个帝国比秦汉帝国内部的统一度更高，华夏化的程度又有了新的突破。
在这里，笔者还是要引用田余庆先生的一段名言：“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了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历史的结果确如田老所言，南蛮北狄都融入到了华夏之中，混乱之后的进步便是人民的业绩与历史的遗产。
些许感想：牛顿曾言：“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读胡鸿先生的这部大作，我们也不难发现史学前辈们的身影。胡先生是罗新老师的高徒，其研究思想、文章脉络乃至文笔写作明显是受到导师的影响。此外，本书用三级政治体、概念符号贯穿不同时代、不同角度的史实，又使人明显感受到阎步克老师的研究方法，其中的正文的最后一章更是明显启发于阎老师的《从爵本位到官本位》。至于天文星占的位置转换的部分，也使人想起陈侃理先生的《儒学、术数与政治》一书。胡鸿先生能将这些方法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从政治体的视角梳理的华夏的由来、扩张以及华夏与蛮夷各自的历史构建，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魏晋以来南蛮北狄的各自命运，从而得出了非华夏群体终究要走上“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的历史命运，这就不得不让人由衷钦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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