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跟着何伟看中国

0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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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0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

“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

“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

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

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0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

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04

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待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

“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写下人们对他的各种反应：“不管限制是什么，它都是现实的反映。”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罚一点钱”，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那个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他沿着长城漫游，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

“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

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

“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05

他的房主姓魏，卖核桃为生的农民，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从亲戚那儿借的钱，他准备向银行贷款。在买一样大东西前，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或者有“关系”去借钱。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的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像没看见。

06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像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

“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07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

“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记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

“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

这种独立性让他更像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

“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08

看了何伟这本书，很多美国人对他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西部荒凉的公路，路边放着一个塑料片做的警察，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景，何伟说他选这张照片的意味是说：“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

得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师刘香成说过他拍中国的方式：“我并不刻意去拍政治，我只是拍了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里反映出了政治。”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

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挟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

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

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不常见地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何伟好像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09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

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我认为我已经忘了这件事，看何伟的书，我才重新感觉到内心的掀腾。在他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

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还是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通过何伟的文字，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见自己的国家，获得新奇又震撼的体验。他文学化的非虚构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说非虚构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面。

2010年后，何伟曾举家移居埃及开罗。2019年8月，他又全家回到中国，搬至四川成都，并于同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授的内容就是非虚构写作，他想让更多人学会用真实而又有趣的文字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然而，可惜的是，现在他就要离我们而去了，他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返回中国。

在中国的这些年，他留下的除了十几年和家人一起在中国的美好回忆，还有他献给中国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留住了我们那些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岁月。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何伟作品集”：《江城》《寻路中国》。

这套书研究的是关于中国的核心课题：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套书的重点不在于去解读著名的政治人物或文化人物，也不去做大而无当的宏观分析，而是通过叙述一个个最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的经历，描写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细节和意外，从另一面来展现中国的剧变。

《南方人物周刊》：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中国的青年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华尔街日报》：毫无疑问，彼得·海勒斯（何伟的英文原名）是最关注现代中国的具有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对当代中国的描写，极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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