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海边的西塞罗》陪您过的第一个元旦，借一个“很有精神”的日本故事，说说我办号的初衷。
今天2020年最后一天了，这个年份实在太多事，我看很多公号都选在今天做总结。
可我的《海边的西塞罗》是上个月刚刚开更的。实在没有那么多总结可做，还是扬我之长，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今年B站突然火了一个“很有精神”的梗，我们就来说说这背后的那个日本故事：
记得四五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吧，那会儿我刚工作不久，有一年元旦刚好在日本玩。元旦那天刚好回国，就去一家便利店，把当天各类报纸都买了一份以作留念（是的，日本便利店中今天还在卖纸质报纸，价格还都不便宜）。收银员小哥看到我这架势挺好奇，就一边结账一边跟我闲聊了起来，起初聊的特随意，但在说到我是个干媒体的人时，他很郑重地停下手上的活计，微微鞠躬，很郑重的说：“哦，原来（你）是精英啊。”我听了他这话很吃惊，因为那几年，正好是我这行在中国走背字儿的年头，“干媒体”这个词汇当时已经搞得跟“公知”一样，几近于骂人话了。我当时天天怀疑自己干错了行，没想到在日本，这行当还这么受尊敬。直到后来又看了很多书，我才搞明白，日本人的这个习惯所从何来——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罹患过一次“群体性传染病”。时光倒回一百年前的1920年，日本正在经历他们的大正时代。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就是一个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横行的国度。好像从明治维新起，到挨了两颗原子弹为止，日本就没从没在军国主义、国家至上、天皇至上的迷梦中清醒过。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大正时代”曾经经历过一个颇为宝贵的自由开放时期，被称为“大正民主时代”。在这一时期，军国主义惯了的日本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方面都显现出一派“从良”的气息：在内政上，文官内阁废除陆、海军大臣现役制，妇女可以参政，出现普选制度。在外交上，日本采取对中国内政不干涉、归还胶州湾、废止《二十一条》、从西伯利亚撤兵、日苏友好等策略，甚至对北伐战争中突发的“南京事件”采取容忍态度。日本的这种“从良”势头，是以当时其国内的舆论力量做打底的。当时日本执政的，是大正天皇。日本天皇家族从神话时代起就开始的近亲结婚传统，终于在这位天皇身上结出了累累硕果——该天皇最为后人所铭记的特点就是脑髓里有点“贵恙”，干过很多招笑的奇葩事儿。比如阅兵阅到一半，突然下场去翻个普通士兵的背包。或者演讲讲到一半，把稿子一卷当望远镜用。这在当时的日本，可是很大的事情，日本《明治宪法》是赋予了天皇有极大的的统治权。而由于大正天皇的“统而不治”，明治时代确立的“实君立宪”体系开始出现松动，各种新思潮借助媒体的力量开始泛起。比如战后当过日本首相、当时还是日本《东洋经济新报》主编的石桥湛山，就提出了“小日本主义”。他认为日本应该放弃对外扩张与军事侵略，把重心放在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上。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颇有远见卓识，而在大正时代，也已经出现了很多应和者。然而，日本这派短暂的自由之风，在1926年之后出现了急转。整个国家的舆论场在其后短短10年内，从理性走向疯狂，从平和走向民粹，最终引领着这个国家开启了那场席卷整个亚洲的泼天大祸。日本舆论场如此迅速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换皇上了。1926年，大正天皇“病退”，昭和天皇裕仁走马上任，先是做了摄政皇太子，等老爹归天之后又即位。裕仁这个人，在气质上倒是有些神似咱中国秦皇汉武这样的“大有为之君”，总想宣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感，不用手中的权力搞点事情，这种人他就是不舒服。可是他上台后，发现自己的权杖不如其祖父明治天皇那么好使了——经过大正时代时代的反复熏陶，日本媒体、尤其是左翼媒体已经空前活跃。官府说啥都有人唱反调，军部想干追加军费这样的事儿，议会更是吵成一锅粥。于是，这个刚愎自用的皇帝一上台，就默许军队用干涉甚至直接下场查封的手段打击了左翼媒体。在1926年至1937年这短短十年间，日本被政府勒令关停的左翼报社和杂志社就有350多家。原本气氛活跃的日本舆论场一下子变得万马齐喑。更事有凑巧的是，日本的主流舆论受众此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先支持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那批知识分子，此时进入了“传播倦怠期”——这批早年深受该思潮影响的高端人群此时开始逐渐进入中年、甚至暮年，他们变得沉稳而沉默，不再热心于说服他人信奉自己的理念。与之相对应的，民粹主义思潮却在此时迎来的它的“易感人群”：日本的基础教育是在明治末年开始急速普及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批受惠于基础教育普及的日本普通农民子弟们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这些年轻人出身赤贫、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日本刚好“国运当头”，相继打赢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在这批年轻人的头脑中，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牛逼存在，什么大清、什么沙俄、什么德意志、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来一个我们日本灭一个！
是的，这帮对其祖国力量信心满满的青年人，就是所谓的“昭和青年”。而让“很有精神”的昭和青年们唯一感到不满的，就是日本如日中天的国力，好像并没有被转化成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1918年，日本因饥荒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米骚动”，这场1000万贫民参与的骚动，揭开了日本这个“列强”的画皮：原来，在“富国强兵”的口号背后，大量日本百姓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并没有从日本的“崛起”中分到多少利益，依然在贴儿卖女，年轻姑娘被迫去南洋从事皮肉生意赚取外快。
受限于他们受的教育，“昭和青年”不会从自己国家内部找原因，而只能得出结论：老百姓日子不好，都怪卖国贼！（日语叫非国民）他们收了中国人、美国人的黑钱，对外束手束脚，不敢强硬，出卖日本利益！是的，这些“昭和青年”相比他们的前辈“大正青年”更容易受民粹主义的忽悠，相信自己的国家战无不胜，更相信他们自身也可以从对内寻求“举国一致”和对外称霸战略中获得好处。于是，整个日本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上下合力”，像“小日本主义”这样“软弱”思潮很快被打成“卖国言论”，被政府和“昭和青年”一起肃清出了舆论场。但当舆论上的“举国一致”终于被完成时，群体性狂热，就像一场传染病一般流行开来了。在概率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左墙理论”。这个理论举一个形象的例子：一个醉汉从酒馆里踉跄地走出来，他左边不远处有一堵墙，右边不远处是一条沟渠。如果醉汉移动到墙边，由于左墙的阻挡，他不能继续向左走，下一步将只能向右迈出。那么，如果这道左墙向前无限延伸，这个醉汉会掉进沟渠里面吗？答案是，由于左墙的阻碍作用，只要时间足够长，醉汉总有一个时刻会一头栽进沟渠里；而且根据概率分析，时间越长，醉汉栽进沟里面的概率就越大。20世纪30年代以后，直到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以前，日本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左墙怪圈”当中。由于政府和受众合力在舆论场上树立起一道“左墙”，谨慎、理性的声音不让说了、说了也没人听。相反，激进、民粹的音量就越来越大，调子也越来越高。甚至，还有不少丧了良心的媒体依靠这种方式爆火，大发“爱国财”。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家报纸在1931年时，其实是一家已经濒临倒闭的小报社。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家报社率先打破沉默，为关东军的冒险行为叫好，连续数十天刊载所谓“满洲生命线”理论，从各种角度论证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当时，大多数日本媒体还延续着大正时代基本的职业操守，不肯为这次关东军的冒险行为叫好。所以，焦躁的“昭和青年”们一看《读卖新闻》“仗义执言”，觉得可算是找到了代言人！于是《读卖新闻》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了日本最热卖的报纸。尝到甜头的《读卖新闻》从此赖上了民粹主义言论，短短十年内发行量上涨了数千倍。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打时，《读卖新闻》已经成为发行量破千万份的日本“主流大报”，这个蹿红速度，遍观整个世界新闻史都少有。这是很显然的，谨慎、冷静的分析不仅没人看，还容易被找麻烦。而炒作极端民粹的报纸不仅安全、而且还有大笔钱赚。整个日本舆论场上，顿时一片乌烟瘴气。所以，当1941年日本真的对美国开战时，没有一家报纸、杂志或广播电台敢于给日本民众分析一下：第一，美国人的实力究竟如何，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强大？第二，日本自身的实力究竟怎样，这个国家有没有内伤需要医治？第三，一旦战端开启，打到什么时候算个头？日本这么干算不算作死？日本媒体都知道这种提醒是“昭和青年”不爱听的，日本军部没准还会找他们麻烦。既然出力又不讨好，何必费这个心呢？喊喊口号，躺着收这帮傻缺的智商税多开心啊！于是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调门，就在这种氛围中越来越高。
到了二战末期，日本媒体民粹主义的调门已经被拔高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1944年，已经在太平洋战场上输到山穷水尽的首相东条英机，为了“振作国民精神”，提了个口号叫“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
日本海军那边那边一听，这也太扯了吧，就暗中支持《每日新闻》的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个报道，说“眼下的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打败英美，靠竹枪是不行的，要用飞机，海军的飞机！”这篇报道，总算是在当时日本媒体一片吹逼会上说了那么一小点实话，但结果是惹得东条英机暴怒，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三十七岁的记者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当炮灰送死。海军当然不干了，人家都三十七了，还征召个啥？东条英机立刻发狠，年龄过了？那好，就再征一批同年龄的中年人一起去。
讽刺的是，由于这名记者有海军的后门，仅过了几个月就解除了征召，但随同他一起应征的二百五十名同龄中年人，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所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媒体还在宣传“形势一片大好”。1945年8月14日，很多日本人在广播里听到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后，第一反应不是沮丧、痛苦，而是懵逼——不是前两天还打了个大胜仗，歼灭美军多少多少航母吗？美国那边不是已经经济崩溃，杜鲁门不得人望，马上就要倒台吗？怎么突然我们就输了呢？不能够啊！实际上，就在昭和天皇认怂投降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发表了一篇社论。调调是这样：“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其实在写这篇社论的时候，《朝日新闻》已经明知日本马上要投降了，日本的军部此时也没空再逼着媒体发这样的“口号文学”。
很简单啊，因为投降是明天的事儿，但报纸今天就得卖。喊口号老百姓愿意听，报纸好卖。说实话却可能被“昭和青年”砸了报馆。到了这个时候，全日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直到他们终于等来了宿命中的那一剂猛药。
在战后，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十几家主流媒体曾经发表过一个联合“致歉声明”，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对于国家迈向歧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正应该担责的，是日本战前那种诡谲而疯狂的舆论环境：当理性的媒体退场，理性的读者沉默，当舆论场上只充满了一种声音，整个社会离陷入疯狂就只剩一步之遥。今天的日本媒体人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也正因如此，日本民众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要守卫的，是国家的理性。2020年，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新冠疫情、中美矛盾激化，美国大选裂变……我们不得不说，这一年是有点扯淡的一年，无数人期待它早点过去。是的，很多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波澜平息后，人们仍可正常生活。
比如那些互联网上越来越偏激的言论，它们不仅在此岸、也在彼岸响起，整个世界正在陷入一场狂乱的“真理病疫情”当中。
2020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个世界上，都出现了一帮“很有精神”的人。
世界是不是因为他们也越来越精神了？我不知道，但越来越神经了，是肯定的。我们无法拆除左墙，但我们需要医治真理病，否则，迟早我们也将被传染。
今年，在决定开始开始写公号时，很多朋友劝我，说眼下微信的红利期已过，很多大号都赚不到流量而急流勇退，你这个时候搞公众号，不是找死么？的确，2020年，中国舆论场若说有什么变化，就是好像大家都陷入了一种“交流疲惫”当中。我周围转优质文章的人明显少了，尤其是那些观点锐利的文章、大家似乎都不愿转发、不敢转发也懒于转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赚流量、炒作民粹的“营销号文”，靠炒作各类情绪，尤其是民粹主义情绪带流量。微信圈阅读质量的退化是肉眼可见的。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甚至连至道学宫那样号，也有机会大红大紫一把。在这么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期开公众号，试图写点冷静、理性的文字，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费心写那么多文字，还没那些小白文火，还冒风险，何必呢？
但，我还是想做，不为别的，也算身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一点执念吧。
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当口。越是到了这种时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舆论、我们的国家，越需要一点理性的声音。在新的一年中，我将继续写好我的文章，也请您继续关注。让我们一起依住左墙，陪伴我们的社会，度过这最艰难的隘口。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祝您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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