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记（上）丨记者遭遇跨省抓捕，律师辩护迎难而上

有一位律师同行读过我的文章，在微信中寒暄时说我是律师界的风向标，这令我耿耿于怀。我从来不想当什么风向标，只是想着能把手头的案件处理好，莫辜负了委托方的信任。在经历过一些案件之后，能够形成并坚持自己的辩护风格，也算是幸运。现将我在刘成昆案中的辩护历程分享给各位。

记者遭遇跨省抓捕

2018年上半年，前媒体人石玉频频在微博上给自己的一位叫刘成昆的前同事喊冤，另一位媒体人何光伟也在喊，并且喊得更猛。石、何二人都是我的朋友。

刘成昆后来回忆此案时说到：“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财经记者，也没有多出彩的报道，我受人关注不是因为哪篇报道，而是因为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名字是《出乌兰记》，有兴趣者可以在网上搜索。

内蒙方面不认为他写的是一篇小说，或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篇小说。他们公开通报的主题是：该小说影射了Y公司的董事长，造成该公司股价下跌。所以，呼市公安跨省赴京抓走了刘成昆。

在此之前，广州的谭医生因质疑H药酒，也遭到内蒙警方的跨省抓捕。两个事件同时发生，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为此专门主持了一期蓟门决策，主讲人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张建伟教授，毛立新、浦志强、王誓华等律界师友也有参加。

丈夫突然被抓，刘妻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曾委托过一名北京的律师赶赴呼市会见。或许那位同行不甚擅长刑案辩护，或不熟悉这类案件的辩护，此案许久难有转机。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已在平度陈宝成记者案、郑州常伯阳律师案等案件的辩护过程中积累起一些名气或者经验吧，经朋友推荐，刘妻找到了我，我也有兴趣迎接这一新的挑战。

初见刘成昆，他竟然要“交待后事”

当时，刘成昆被关押在呼市第一看守所，位于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南侧。第一次会见，正常办理了手续，我有些意外——这类案件，怎么会不存在“会见难”呢？

我问他最近这段时间过的怎样。他说，还好吧。在谈了一些需要的衣物、上账之类的事后，他居然开始“交待后事”了，让家里的老人不要担心，很遗憾许久不能尽孝了，甚至让自己的妻子如何如何……看得出，他心气不是很高。我提醒他聊些案情，他便开始讲自己被抓的经过。这是案件的程序问题，也该讲，我继续听。言谈中，他仍然有些心有余悸：那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刚回到家，警察就来了。简单问话后，便被带上车，一路赶回呼市。

刘成昆说到了自己被呵斥、被威胁的情形。比如，有侦查人员对其说过“给你脸了是吧，有的是办法治你”，还有说过“不信你没有事，诽谤罪不成，找其他事治你，叫你妻离子散、身败名裂……”

关键是要沟通下一步的辩护方案。我问他，是否打算给自己作无罪辩护。他回答得不是很干脆，甚至有些颓废，叹道：“没办法呀，冯律师，这次我算是要栽在内蒙了，这是一个吃饺子不沾酱油都要进监狱的地方。他们让我做好蹲四五年大牢的准备，我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本来是要聊点具体的辩护方案，他却一下子把天聊死了——都要准备坐四五年大牢了，还要我这个辩护律师干什么？我得给他鼓劲儿：“我来是给你辩护的，不是来陪你静静地走向大牢的。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此处省略500字）。”这里涉及辩护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配合问题，也是刑辩律师一定要做好的功课，我在刑辩基本功的讲座中专门讲述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鼓励下，他的眼神明显多了一些光泽。于是我开始跟他一起研究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最高法的解释、刑法学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以及一些关于言论发表、文学创作、公众人物评价等话题。最后，我问道：“现在你要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自己构成犯罪？”

他回答：“我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

完成会见，确认了委托关系。我和另一名辩护人郑州王磊律师赶赴办案机关，提交辩护手续，了解涉案情节，初步发表了无罪辩护的意见之后，便离开了呼市。

再赴呼市，律师会见难“如约而至”

2018年5月9日上午，我来到呼市第一看守所，提交会见手续后，却被告知刘成昆今天上午要被提审，不能安排会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次会见有麻烦了，必须进一步争取。

我问：“现在提审的警察来了没？没来的话，先给我安排。”

答：“还没有来。”

我说：“既然没有来，就先给我安排。没有法律规定律师必须排在警察后面。”

答：“人家有预约。”

我又问：“什么时间预约的？有什么证据证明有预约？”

答：“时间无可奉告。电话预约的。”

我再问：“预约了上午，还是下午？是否预约了一整天？”

答：“这不清楚，得看人家提审情况。”

这里我要多谈两句。对律师会见权和侦查人员讯问权，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理解和适用。我认为，前者从属于获得律师辩护权（私权），后者从属于刑事侦查权（公权）。刑法、刑事诉讼法主要是用来保障私权、遏制公权的。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律师会见权的条款中，规定了48小时制度，即看守所必须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时起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到自己的当事人。该条款并未规定侦查人员的讯问可以构成对48小时制度的合理冲击，甚至其已经将在押人员被讯问的情形考虑在内了。

并且，我认为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这个48小时实在是太长了，应该是缩短至8小时，甚至1小时。其理论依据很简单，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而获得律师帮助权是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很多文明国家的刑事司法中，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享有律师在场权。那么，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当然不能认为律师会见权必须排在侦查人员讯问权之后，相反，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我认为应该优先安排律师会见。

书接前文，既然看守所的办事人员的回答是“无可奉告”，那我就在这里等，看是否有人来提审刘成昆。明知不会给我安排会见，我还是不断地到办理会见手续的窗口去询问：“提审刘成昆的警察来了没？还来不来了？不来的话先给我安排会见吧。”一整个上午，根本就无人来提审刘成昆。

我找驻所检察室，无人值班；找看守所所长，一位姓李的副所长接待，答复内容同办事窗口的意见一样。于是，我将上述情况如实编辑成文字，发给我们律所主任和所在的律师协会，也发到微博上了。

当天下午，我又来了，办案警察也终于来提审刘成昆了。不知道他们要提审多久，我能做的，只有继续争取。眼下律师行使会见权或者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就是这般状况。

一整天，我都这样在呼市第一看守所苦苦等待，直到他们下班。那个大厅有些阴冷，期间曾有个女警见我上身只穿件衬衣，建议我到外面晒晒太阳。我当然不会去的，万一提审的警察出来了，你们还得及时安排我会见呀。

下班的时间到了，提审刘成昆的办案警察也走了出来。我当即上前询问：“你们是否还要预约明天上午提审刘成昆？”一名张姓警察答复：“不确定。”我当即对看守所的警察说：“截至目前，没有人预约明天上午提审刘成昆，那么，明天上午能否安排我会见刘成昆？”看守所的警察仍不置可否。

我只好先离开看守所，这时恰看到刚才那位提审的警察在打电话。他看到了我，挂了电话，然后对我说：“冯律师，我们专案组明天上午不提审了，保障您的会见，我们会给看守所说好的。”

于是，在被耗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后，在侦查人员的允许下，我终于可以行使会见权。我认为导致此次会见难的责任在看守所，因为：

• 看守所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在安排律师会见的问题上，应该依法、独立地履行职责，不得动辄屈从于侦查机关；
• 在侦查人员整个上午都在“爽约”的情况下，看守所应该有所作为，及时安排我会见刘成昆；

• 即便是侦查人员和律师同时到看守所，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总是让律师靠后站。具体理由，前文已述。

这件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可是，后来围绕这次争取会见权的事件还发生了两件事：

• 先是一位检察官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微博中关于驻所检察室的内容删了。可我是客观的表达呀。该检察官表示，他们会监督看守所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如果以后遇到问题，可以现场给他打电话，他会现场监督。

• 再次办理会见手续时，那位李姓副所长走过来，说：“你这个律师太不够意思了。又不是我不让你会见，是领导不让安排会见，你把我的名字挂到网上干什么？”我说，我只是客观地表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不明白为什么会来这么一出会见障碍，都把人抓回来了，为何还担心区区一次律师会见？如果这次被阻挠会见就这么算了，下一次被阻挠是不是也要退让？获得律师辩护权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只要当事人坚持，谁敢不尊重！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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