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纪念日：FTM手术史的当下、过去、未来 |科普

前言提要

PREFACE TO THE FEED

大家好，本次推文是由兄弟Tian带来的《FTM手术史：当下、过去、未来》。

本文介绍了不同时期里，FTM手术的发展与困境。如文章所言——“随着跨性别者可见性的提高，投身于跨性别者健康服务事业的医疗从业者数量也会随之增多......”希望通过大家的传播和努力，拥有更多元、更受尊重的未来。

另，兄弟盟公众号长期接受“跨性别”相关议题的投稿，题材不限，欢迎私聊猫哥～

一、当下：困境

每年的11月20日是跨性别纪念日（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又称跨性别死难者纪念日或跨性别追悼日。跨性别纪念日于1999年设立，距今已有二十年之久。设立该纪念日的初衷是为了向1998年11月28日被谋杀的跨性别者Rita Hester致敬。相关活动始于同年的“Remembering Our Dead”（纪念我们的死者）网站计划和1999年旧金山的烛光守夜活动。令人遗憾的是，如同大多数反跨性别谋杀案件一样，该案件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然而跨性别纪念日的意义却不仅止于此。它的设立既是为了悼念如Rita Hester一样的反跨性别憎恨暴力谋杀事件的受害者，也是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到跨性别群体和他们所经受的暴力，提高他们对有关问题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作为一名跨性别者，我一方面为过去LGBTQI+群体在大众视野里的可见度提升感到欣喜，一方面却放不下内心的隐隐担忧，跨性别群体所面对的现实并不乐观。

首先，国内针对跨性别者提供的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和不平均。在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的极少数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等）设置了针对于跨性别者的医疗资源，比如激素治疗，性别确认手术以及相关护理等。这样的地域差异让大部分生活在较小的城镇的跨性别者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医疗资源的不够普及大大增加了跨性别者就医的成本。以四川省为例，从四川成都到上海的往返机票就要1500人民币（参考：2020成都薪资报告显示，成都的月平均薪资为4600元）。再加上住宿，外食，挂号费等额外费用，跨性别者进行一次针对性别过渡的就医要花费超过一个月的工资。成本的高昂让大多数跨性别者对于通过正规就医进行性别过渡望而却步。2017年北京同志中心进行的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高达8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性别确认手术的资源“不太充足”或“很稀缺”。72%的跨性别者通过“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来使用激素类药物。仅有7%的激素类药物使用者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医疗资源的稀缺导致跨性别人群普遍受到健康问题困扰。研究显示，在使用激素类药物的跨性别者中，有53%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而15%的使用者的健康问题到目前仍未得到解决。

图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图二：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又名411医院）

与此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也将跨性别者置于伦理道德的风口浪尖。在中国，只有年满20周岁的跨性别者可以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性别确认手术。2021年3月28号，18岁的跨性别女性Abbily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声称自己已经进行性别确认手术，正在申请更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这位网红的声明很快被网友发现破绽，而“破绽”的其中之一便是Abbily生于2002年12月，目前只有十八岁，并不符合中国施行性别确认手术的年龄要求。Abbily随后在微博上发表声明道歉，称自己只是由于“急于说明情况”才使用了网上的虚假图片。我并不赞同这样的造假行为，但确实可以对她的性别焦虑感同身受。这样的年龄规定无疑将手术意愿强烈但未成年，或年龄介于18-20周岁的成年跨性别者置于无法解决的性别焦虑中。而性别焦虑导致的造假行为又进一步污名化跨性别群体，造成了恶性循环。

年满20岁只是同意为跨性别者施行性别确认手术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要求即是获得父母的同意。这个要求是没有年龄上限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全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即使这位跨性别者自己已经人到中年，甚至自己已经做了家长，ta仍然需要ta的父母的签字甚至陪同才能进行性别确认手术。在笔者所在的跨性别男性社群中，笔者了解到有许多30-40岁，已经工作多年的跨性别男性仍然为无法争取到父母的支持而苦恼，而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无法取得父母的同意书，甚至选择铤而走险，到非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手术。

35岁的亚亚是一名跨性别男性。由于种种阻力，已经工作多年，有了一定积蓄的亚亚尚未和父母出柜。无法取得父母同意书的亚亚在去年10月来到了湖南岳阳的一家美容整形机构进行乳腺切除手术。亚亚总共为这次非正规的手术支付了2万4千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和在正规医院进行乳腺切除手术的价格相比不仅不算优惠，反而还要贵上几千块钱-笔者本人去年10月底也在国内某正规医院接受了乳腺切除手术，总共仅花费了2万元。对于亚亚来说，相对高昂的手术费用并没有换来更好的效果。这场在美容机构进行的乳腺切除手术最终以失败告终，手术效果与整形机构承诺的“微创平胸“大相径庭-亚亚的胸部并不像他期待的一般平坦，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凹陷和疤痕增生。在半年的恢复期满后，对手术结果彻底失望的亚亚在网上查询了该机构的注册信息，发现类似的机构根本没有做乳腺切除手术的资质。平静下来后，亚亚决定勇敢地站出来，披露这类机构的丑恶嘴脸，以此警示其他需要进行此类手术的人。亚亚最终将自己手术失败的经历付诸于打官司，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他想以此提醒大家，如果有机会征得父母的同意，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此类手术。

图三：亚亚与整形机构的转账记录 

图四：亚亚查询到的该机构注册信息

在中国，像亚亚一样不被支持理解的跨性别者占据着社群的大多数。研究显示，高达89.1%的对于性别确认手术有需求的中国跨性别者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进行手术，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为经济原因，父母不同意和年龄未满20周岁。跨性别者面临的手术困境是社会以及家庭环境对于性（别）少数群体的歧视造成的，而导致大范围歧视的根本原因是跨性别在中国尚未去病化。2019年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新版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11）表格中将跨性别从精神疾病分类中移除。与此同时，用来描述跨性别者的污名化词语“性别认同障碍”一词也改称为“性别不安”。美国心理学会认为，只有当一种心理状态本身造成严重的痛苦或残疾时，才算是精神障碍。许多跨性别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别认同认为是一种疾病，被性别不安所困扰的跨性别者们实际上是因为医疗资源的稀缺和社会的歧视而感到痛苦。换言之，跨性别者们的困扰是外因造成的，而非与生俱来的。著名性别理论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性别是一种被社会文化限制和塑造的“表演性行为“。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没有任何一种性别认同是“错误的”，没有一种性别认同比别的性别认同更“自然”或者“正常”。既然如此，跨性别当然不应该被视作一种疾病。但在中国，跨性别者们仍需要取得“易性症“的诊断才能进行正规的激素和手术治疗。在百度百科上，“性别认同障碍”词条仍被归为心理疾病的一种。

在中国，跨性别者的生存状况仍需要极大的改善，与跨性别者相关的医疗健康服务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跨性别群体是如何逐渐去污名化的呢？针对跨性别者（本文着重讨论跨性别男性）的手术又有怎样的发展史呢？是谁力排众议，在1920年代为跨性别者进行手术？早期的的性别确认手术和现在的性别确认手术有哪些不一样？在本文的第二章“过去”中，我将与读者们一起回顾和纪念那些勇敢的先驱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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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去：勇敢者的游戏-抗争，压迫和反抗‍

针对跨性别男性的性别确认手术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年代。

读到这里，许多读者或许仍心存质疑-这个时间点比大多数人的想象要早得多。大众对于早期的性别确认手术的印象大多来自于影视作品，比如2015年的电影丹麦女孩。这部电影讲述了生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丹麦跨性别女性莉莉·艾尔伯在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后，勇敢地进行性别确认手术，最终不幸因排斥反应去世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莉莉于1930年接受了第一次性别确认手术。1931年，莉莉在接受第五台手术时不幸去世，享年49岁。

图五：莉莉·艾尔伯

为了艺术效果，电影把将莉莉塑造成了独一无二的先驱者。实际上，莉莉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性别确认手术的跨性别者，甚至不属于最早进行手术的一批跨性别者。早在1906年，21岁的跨性别男性卡尔·M·贝尔就在德国接受了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确认手术，并在1907年成功更改了他护照上的性别信息。

卡尔·M·贝尔于1885年生于德国，他的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为女性。在贝尔的自传中，贝尔自述他在1904年，也就是19岁时就向同学和父母公布了自己跨性别男性的身份。这时的贝尔正在德国柏林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梦想着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同年，正在读大学的贝尔在圣约之子会的支持下来到东欧的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现部分属于波兰，部分属于乌克兰）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抗议该国时常发生的妇女拐卖案件。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贝尔倡议女性应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教育权。由于贝尔的示威活动诉求明确，再加上他高超的演讲技巧，贝尔的示威活动在欧洲范围内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

图六：卡尔·M·贝尔

尽管自己的公益事业蒸蒸日上，贝尔的性别焦虑却从未减退。在柏林进行宣讲时，贝尔爱上了哈尔彭，一位同样支持女权主义的已婚女性。虽然哈尔彭早已不爱自己的丈夫，贝尔和哈尔彭这对情侣却注定无法在一起。在抑郁症和性别焦虑的折磨下，贝尔决定与哈尔彭一同殉情。幸运的是，这对苦命鸳鸯最终没有丧命。而是因为这场触电事故双双重伤入院。在医院里，贝尔和哈尔彭的情侣关系被发现。绝望之下，贝尔向心理医生倾吐出了自己的性别焦虑，他将这种焦虑描述为“阴影一般缠绕着我的恶魔”。贝尔的“男性化举止”让他成为了整个医院最特别的”病例“，也正是他的特别吸引到了德国犹太裔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的注意。在心理医生的引荐下，赫希菲尔德来到了贝尔的病房，与贝尔进行关于他性别认同的讨论。贝尔或许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医生将会改变他的一生。

说到性别确认手术，那就不能不提起著名的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赫希菲尔德生于1868年，是居住在德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892年，赫希菲尔德从医学院毕业。毕业后，他去美国旅行了八个月。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赫希菲尔德来到了芝加哥，打算参观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在芝加哥，赫希菲尔德体会到了芝加哥独特的同性恋亚文化，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性取向。在美国，赫希菲尔德开始研究多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并建立了基础的理论体系。回到德国后，赫希菲尔德一面公开倡导同性恋合法化，为饱受抑郁困扰的同性恋者们提供心理治疗，一面研究为跨性别者提供性别确认手术的可行性。十多年间，赫希菲尔德饱受舆论和政府势力攻击。1905年，赫希菲尔德的手术理论终于成熟。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也就在这一年，赫希菲尔德遇到了饱受性别焦虑困扰的贝尔。在听了贝尔的故事后，赫希菲尔德认为贝尔是有别于男性和女性的“第三性别者”，并建议贝尔进行性别确认手术。

图七：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

1906年，贝尔终于收集齐了手术需要的所有文件。至此，世界上第一台性别确认手术在德国成功进行。遗憾的是，由于二战时纳粹将赫希菲尔德的大部分医疗记录手稿烧毁，贝尔当时接受的具体手术程序已不可考。现代的猜想认为，贝尔接受的手术程序包括乳腺，子宫和卵巢的切除手术以及生殖器的“略微修正”。有证据证实，贝尔实际上是一名间性人，患有隐睾和生殖器发育不良。在手术后，贝尔于1907年成功更改了他的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信息。贝尔在两年后如愿以偿地与他深爱的哈尔彭结婚。不幸的是，哈尔彭在结婚仅仅几周后就因肺炎去世。贝尔随后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个男人的少女时光“。贝尔在这本书中使用化名”无名小卒“，以此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该书在德国取得了很大的反响，很快就登上了畅销榜的榜首。

成功更改身份证明后，贝尔成为了圣约之子会德国分部的经理，在犹太社会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幸福的时光并不长久，1937年，纳粹军队突然袭击圣约之子会德国分部，并将贝尔单独关押起来进行审讯。1938年，贝尔与当时的妻子逃难至以色列。来到以色列后，贝尔开始从事保险销售的工作。也是在这个时候，贝尔和他的女秘书发展起了一段不伦之恋。几年后，贝尔与秘书和妻子搬到了一起，过起了三个人的生活。1956年，贝尔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去世，享年71岁。贝尔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接受手术到更改性别信息，贝尔的性别过渡同时获得了精神病学、法律和外科领域的支持，开创了性别确认手术的先河。

贝尔的成功让赫希菲尔德医生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潜心研究起人类性学。赫希菲尔德医生认为，人类的性别认同不应该是二元的，世界上存在除“男”和‘女“以外的第三性，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多种多样的。赫希菲尔德医生也在论文中指出，跨性别者并不一定是异性恋，而是有着和顺性别者一样多元的性取向。比如，一位女跨男的跨性别者，也可能是一名被男性吸引的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赫希菲尔德医生的理论类似于今天的性别光谱论，却略有不同。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论是大大超前于时代的。1919年，赫希菲尔德医生在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为LGBTQIA+人群提供医疗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性学研究中心。在这所机构里，赫希菲尔德医生不仅为跨性别者们提供医疗服务，也为因变装被警方抓捕的跨性别者提供庇护。

图八：性学研究中心旧址

1930年，赫希菲尔德的性学研究诊所为跨性别女性多拉·里克特进行了世界上第一台男跨女性别确认手术，包括睾丸与阴茎切除术和阴道成形术。1933年，纳粹攻陷位于柏林的性学研究中心，抓捕中心的四十余名医生和雇员，并屠杀许多在研究所里避难的跨性别者。世界上第一位完成手术的跨性别女性多拉·里克特也在完成手术仅三年后不幸被纳粹杀害。不仅如此，纳粹还烧毁了赫希菲尔德医生大部分的手稿和医疗记录。据估计，纳粹将数量多达12000册-20000册的性学书籍和周刊带走销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纳粹丧失人性的恶行，现代对于跨性别者的理解会进步得多。遗憾的是，由于现存的医疗记录数量太少，早期性别确认手术的确切细节已不可考。在性学研究中心被纳粹摧毁后，郁郁寡欢的赫希菲尔德辗转至法国，在仅仅两年后就告别了人世，享年67岁。

图九：多拉·里克特

虽然赫希菲尔德医生，贝尔和多拉这样的先驱者已经故去，ta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却给予了不被社会所理解的性（别）少数人群别样的力量。贝尔的故事不仅在欧洲范围内广为流传，也传到了北美。贝尔的手术案例也传到了饱受性别焦虑困扰的跨性别男性艾伦·哈特耳朵里。哈特医生于1890年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他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哈特一直想成为一名医生。从小学到大学，哈特一直坚持用自己取的男性名字来称呼自己，而不愿提起自己的本名。大学毕业后，哈特成功考入俄勒冈大学的医学院。让哈特苦恼的是，医学院的毕业证明上只能使用他的女性本名，这样的毕业证对于让想以男性社会身份生活的他无异于一张废纸。毕业后，哈特短暂地以女性身份在当地的红十字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却还是摆脱不了性别焦虑的阴影。在听说了贝尔的手术案例后，哈特迫切地需要一个像赫希菲尔德医生一样可以帮助他的人。然而，类似的性别确认手术还从未在美国践行过，哈特必须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问题。1917年，哈特找到了同在俄勒冈大学附属医院就职的医生约书亚·吉尔伯特，试图劝说他为自己实施子宫切除手术。起初，吉尔伯特认为哈特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在听了哈特对于性别焦虑的自述后，吉尔伯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吉尔伯特认为，哈特非常聪明，并没有精神障碍，只是受”目前科学还不能解决的“症状困扰。吉尔伯特最终同意帮助哈特进行手术。1917年底，哈特在俄勒冈州进行了子宫切除，卵巢切除，和睾丸组织植入手术（睾丸组织植入已过时，不适用于当代性别确认手术），并于1918年更改了性别信息，与第一任妻子伊内兹结婚。

图十：艾伦·哈特

哈特医生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性别焦虑大大缓解后，哈特潜心于自己的放射医学事业，先后在数家医院担任放射科医生。在20世纪初期，结核病是美国致死率最高的疾病，每年都要夺走数千人的生命，杀伤力不亚于小型战争。1930年代，哈特被爱荷华政府聘用，成为当地的结核病筛查医生。在治病的过程中，哈特抛弃了旧式的结核病治疗方法，率先将X射线摄影技术用于结核病检测。在发现此方法非常有效后，哈特不远千里来到了爱荷华州的乡下，展开了历时数年的结核病筛查之旅。哈特为农民宣讲X射线摄影技术的好处，为患病群众照X光片，并培训了大批放射科工作人员。哈特的结核病筛查计划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开创了用X光片筛查结核病的先河，可谓功德无量。治病之余，哈特利用空闲时间写作，出版了一部自传，两部小说，和几本短篇故事集。1962年，哈特在美国康涅卡特州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三、未来: 更可见，更包容，更便利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过去的故事就写到这里。中文网络上能找到的关于性别确认手术的资料实在太少，在花费了大约一周时间查阅，翻译和核实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后，我只想感叹，一点点的包容可以带来多大的改变啊。如果没有像赫希菲尔德医生这样灯塔般的人存在，如果没有社会极少数人对于跨性别者一点点的同情和理解，这些生活在20世纪初的先驱者们或许就不会摆脱性别焦虑的深渊，或许就不会有勇气站出来让世界看见，或许就不会有未来的成就，或许一生都不能过上一天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性别确认手术，贝尔或许会再度寻死，而不会成为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和畅销书作家；而哈特或许会郁郁而终，而不会研究医术，不会最后自己也成为那个像灯塔一样照亮别人，拯救数千生命的人。也许，那一点点的包容，就足以点亮万千跨性别者的生命。

在社会能够给予更多包容的基础上，我希望更多的跨性别者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声，增加社群的可见性。可见性，和包容度，是相辅相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见性意味着权利。赫希菲尔德，贝尔，多拉，哈特，正是这些先驱者的勇敢尝试和大胆发声推进了包括性别确认手术在内的一系列跨性别医疗健康服务的发展。1997年，德国将性别认同保护纳入法律。2006年，德国通过《平等待遇法》，将反就业歧视等纳入法律。而这一切的权利，都是先驱者们的勇敢发声奠定的。权利是争取来的，而争取的前提就是被看见。我坚信，只要发声，总会有改变。在中国，也有一批像赫希菲尔德医生这样与跨性别者共情，愿意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比如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411医院）的赵博医生，和北京第三医院的潘柏林医生等。随着跨性别者可见性的提高，投身于跨性别者健康服务事业的医疗从业者数量也会为之增多，跨性别者的就诊也会更加便利。

让我们一起畅想一个更可见，更包容，更便利的未来，而这一切，只需要从小小的善意和改变开始。

注：本文中针对“跨性别男性”的医疗资源适用于任何有意向进行性别过渡，指派性别为女性，自我认同非女性（包括跨性别男性，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等）的群体。

注：本文旨在帮助中国的跨性别男性群体了解跨性别手术的历史，程序和资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由于网上提供的信息不透明，因此在文章末尾附上一份跨性别友好诊所和医生的清单。

注：由于篇幅所限，也因华文世界讨论跨性别男性手术史的资料较少，第二章的手术史仅从跨性别男性的角度出发进行介绍。我会在此公众号继续更新与跨性别女性有关的资讯和文章，敬请期待。

跨性别友好医生、医院清单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AEYFx5U8XOoHzXlwd2Sra（链接来源：跨儿说TransTalks公众号）

跨性别男性发展历史时间线一览：https://transguys.com/features/ftm-trans-history（仅英文，由于版权问题，可联系我阅读我自译的中文译本）

Works cited:

1.Bullough, Vern L. “Magnus Hirschfeld, an Often Overlooked        Pioneer.” Sexuality and Culture, vol. 7, no. 1, 2003, pp. 62–72. Crossref, doi:10.1007/s12119-003-1008-4.

2.Sheldon, Natasha. “11 Remarkable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History.” HistoryCollection.Com, 7 Oct. 2017, historycollection.com/11-remarkable-transgender-people-history/6.

3.“FTM Contributions in HIStory. ”Waybackmedicine, web.archive.org/web/20150118084516/http://www.computerconsultingservices.net/mensworld/images/FTMHistory.htm. Accessed 31 May 2021.

4.“世卫组织将性别认同障碍从精神疾患分类中移除.” 联合国新闻, 4 June 2019, news.un.org/zh/story/2019/05/1035391.

5.Pata Queens. “Karl M. Baer: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World to Undergo Sex-Change Surgery.” Pata Queens, 10 June 2020, letherfly.org/en/karl-m-baer-the-first-person-in-the-world-to-undergo-sex-change-surgery.

6.“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 (1919–1933) - Online-Exhibition by the Magnus-Hirschfeld Society, Berlin.” 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 www.hirschfeld.in-berlin.de/institut/en/ifsframe.html?personen/pers_34.htm. Accessed 27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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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编辑人：Tian

排版：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