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我们的新中国

文 / 欧洲金靴

七十五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工人和农民开始了胜利大游行。

当群众一波又一波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腰鼓声声中，他们齐声向着天安门成楼上的毛主席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主席则站在城头上不断地挥手，他喊到：

人民万岁！

当工人方队走过主席台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时，主席高声回道：“工人同志万岁！”

当农民方队走过时，主席又是高嗓门地呼唤：“农民同志万岁！”

开国大典的当天夜晚，主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举行欢闹的国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主席并没有参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进屋后，他一言不发，在卧室里安静的一个人抽烟，脸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的最高领袖，主席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警卫和工作人员见状，心生疑虑但也不便去打扰，只能在外面候着，看着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绪漂泊远方。

许久之后，卫兵实在等不下去，走进来问：“主席，想吃点什么？”

主席自言自语道：

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

卫兵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为什么在礼花齐放的大庆之日堕入惆怅。

他在暗暗的隐忧。

卫兵安静了一会儿后便安慰主席：“如果牺牲的战士们都还活着，他们也会为今天的开国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接着又继续对说：“主席，您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吧？”

主席则答：“不饿，没胃口。”

卫兵把热好的麦片粥端给他，劝他吃几口，主席也听话得吃了几口，方才感觉到饿，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两大碗。

吃完后，毛主席就看书去了，直到凌晨6点还未睡，后来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可还是睡不着，又让卫兵给他两片安眠药，但卫兵说没有多余的，保健医生为了主席的身体，每天最多只给两片。

就这样，直到10月2号早上八点多钟，这位新中国的主席、人民的领袖才沉沉睡去。

什么是新中国？相似的问题曾有人问过北方的同志：“什么是苏联？”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如是语：

苏联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现在的议会（指俄罗斯）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国家掌控着经济命脉；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医疗/住房/教育；第四，苏联意味着没有阶级贫富之分，这里没有超富，也没有赤贫。

如列宁所说：

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毛主席同样早早提出：

为什么人（而战）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

直到1986年，摇摇欲坠的苏联已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时，苏联政府物价补贴依然高达730亿卢布，占国家预算18%，比苏军的军费还高。

同时苏联在住房方面仍旧执行着极低的房租政策，房租和物业费用仅占劳动者年工资额的3%，其余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些，都是列宁/斯大林时代遗留的产物。

当然了，它也被反动分子污蔑为“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一如今天中国的“开明派经济学家”们颐指气使地指责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建国后主席曾在党内组织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主席的读书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始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

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除此之外，著名的学者约瑟夫·伊谢里克还曾特别提醒过全世界的读者，请人们一定注意毛主席1959年12月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评论：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经济上的公有制，首先需要实现并保证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是新中国？这就是新中国。

新中国在经济层面的辉煌成就，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效率反映，绝非后世精心谣纂的强烈对立。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

结果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国”，其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金融时报》还评价道：

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中国。

1976年与1966年时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

评史修书时千万不要忘了那句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也有过研究：

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二十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连大跃进的所谓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仍然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依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

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这个现代工业的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做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莫里斯·迈斯纳这番话宛如撕下一些游众的画皮，直揭历史演变的本质。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这些“后来者”们往往不愿意看到的是，即便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表述也是：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亿2千万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亿零500多万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时中国的棉纱跃居世界第一，原煤跃居世界第二位，钢产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八位，粮、肉类、食物油产量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建国后短短三十年时间，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煤炭由4293万吨增至6.2万万吨，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3万吨，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自行车有0增至1302万辆，汽车由0增至23.2万辆，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化纤从0到45万吨，电视机从0到249.2万台，缝纫机从0到768万台，手表从0到2212万只，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长到769.1万吨，糖由24.2万吨增长到257万吨，茶叶由4.1万吨增长到30.4万吨，生猪由6002万头增长到9524.6万头，水产品由44.8万吨增长到449.7万吨。

至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15.1倍，年均增长9.4%。

其中，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增长12.8倍，年均增长4.4%；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增长45.2倍，年均增长13.2%；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60亿元，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9（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

注意，这些还是在当时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所取得的成绩。

要看到，新中国长期被迫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准抵御战争”状态中，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1949—1953），东山岛之战（1953），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炮击金门（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中缅边界作战（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万苏军压境中的苏边界之战（1969），对美国和台湾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战（1974），以及数次遭到核打击威胁和经济援助“第三世界”等战事。

这些战争迫使新中国耗费了超过300亿美元代价。

另外还有国内剿匪，国民党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各大山头土匪一直没有被清缴，但新中国花了十三年时间才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

事实上，毛主席去世之前中国的真实经济总量增长，远远要比官方统计数据高得多。

在市场经济下需要纳入的劳动力成本，新中国的经济概念里根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当年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修建的大型水库、高原公路、万里铁路在劳动力成本的统计中完全为零。

记工分的年代，人们不知道什么“GDP”，只知道“为人民服务”。

以水利而论，在记工分的毛主席时代，水利建设和农业灌溉革命都是不计入“GDP”的。

然而从成就看，前三十年水利工程靠国家投入完成体积1083亿m³，靠群众记工分完成体积2527亿m³，总计3610亿m³（见苏拉密《制度性干旱》）——相当于几座今天的三峡，请“经济学家”去算吧。

1979年“五五计划”结束时，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

新中国当时拥有1/4的世界人口，而水力资源仅占世界的6%，且大部分还是西部高原及山脉这些人迹罕见的地方，却做到这样的成就——这些，都是不计入GDP的

至于两弹一星、核潜艇、开山修桥造路，这些又都计入GDP了吗？

什么是新中国？这就是新中国。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其中点明：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

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新中国的魂，就藏在那「前三十年」的笑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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