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孤立主义”的深层根源----民主党需要制定自己的“美国优先”政策

 The Deep Roots of Trump’s Isolationism----Democrats Need Their Own “America First” Agenda

特朗普孤立主义的深层根源----民主党需要自己的“美国优先”议程

作者：查尔斯·库普坎

编译：灵翔九天

时间：2024.09.09

（网图，侵删）

美国主流研究外交政策的机构总是将特朗普视为危险的新孤立主义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完全不符合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国内外的国际主义者对特朗普11月可能连任的前景感到不安，担心他会破坏美国及其盟友自二战以来建立和捍卫的自由秩序。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特朗普确实可能试图废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至少一些核心要素。但将他的“美国优先”方针描绘成是对美国经验的背离，那就误解了特朗普提出这些政策的深厚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以及为什么其有这么巨大的政治吸引力。特朗普的治国之道是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回应，要求美国选民发出信号，而不是任性地试图拆散美国创造的世界。

所有这些并不能否认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会带来灾难。在美国国内，他可能会危及美国的民主。在国外，特朗普的连任将让世界紧张不安。美国的盟友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的安全保障者——全球头号强国——已经陷入了难以治愈的政治失调；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质疑华盛顿的长期可靠性并另谋出路。

然而，避免这种极不理想的结果的最好办法不是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感到反感，或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无知罪犯的所作所为。相反，前进的道路需要解开这一运动，理解其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并吸收其有价值的元素。如果民主党要击败特朗普及其新孤立主义程，他们应该学习“美国优先”计划中的核心要素，转向更温和、更克制、更务实的治国方略。

抢走他的风头

从1789年到1941年（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短暂的例外），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大战略，特朗普的基本思想与此非常相似。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呼吁“尽可能减少与外国的政治联系”，宣称“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与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联盟”。孤立主义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多种意识形态扩大了其政治吸引力。

孤立主义为每个人提供了好处，使其能够长期影响美国政局。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孤立主义恰如其分地反映并强化了地理隔离和战略超脱。对于理想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来说，孤立主义意味着逃离现实政治，投资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进行战争。保守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孤立主义来捍卫主权并加强美国的国家权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战略是确保小政府和国内自由的一种手段。对于反移民团体来说，孤立主义意味着通过阻止非白人世界来维护社会同质性。工业家认为孤立主义是保护主义的延伸——阻止进口，而不是移民。

二战时，孤立主义担心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野心会使美国卷入大国竞争，于1940年9月成立了美国优先委员会，该委员会竭尽全力使美国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但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打破了孤立主义共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为美国拥抱扩张国际主义铺平了道路。此后不久，冷战的爆发加速了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欲望。到20世纪50年代初，自由国际主义而非孤立主义占据了美国政坛。美国实力的投射以及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之间开放的多边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在整个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回报。其结果是自由国际主义背后形成了中间派和两党联盟。这一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政治基础。

如果民主党要击败特朗普和他的新孤立主义议程，他们就应该学习特朗普“美国优先”计划的核心要素。

然而，今天，国际主义共识已经破碎——正如孤立主义共识在1941年破碎一样。华盛顿的海外目标与其国内手段不再相称。工业化和中产阶级空心化、数十年的战略扩张和超全球化、移民涌入和美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曾经的美国国家战略“孤立主义”重新成为政治时尚。

特朗普上台了。他在201 年的就职演说中承诺：“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将不再被遗忘。从这一刻起，美国将优先。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事务的每一项决定都将以造福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为目的。”特朗普非但没有抵制公众对内向型转变的呼声，反而将其放大，承诺将美国政府从外交负担中解放出来，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国内。这一承诺赢得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此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自己被自由国际主义抛弃了。

美国目前正处于一场关于其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拉锯战中。如果民主党想要击败新的“美国优先”运动，他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它，然后借用它最吸引人的部分来抢特朗普的风头。

不要纠缠过去和现在

在二战后，“孤立主义”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从那时起，国际主义者就用这个词来诋毁保守派，指责他们天真地误解了战略分离的可取性和可行性。国际主义者认为，即使孤立主义在早期有意义，当时东西方广阔的海洋为美国提供了天然的安全，但当今世界却没有这种优势。由于弹道导弹、经济相互依存、网络空间的连通性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发展，战略分离和单打独斗已不再是可行的选择。

这种对孤立主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美国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享有天然的安全了。然而，孤立主义最初的构想不仅建立在地理分离的优势上，也建立在不纠缠的优势上。如果特朗普不履行北约对集体防御的承诺，他就会有一个坚实的先例。1793年，乔治·华盛顿单方面违背了美国1778年与法国缔结的联盟，该联盟旨在确保法国在独立战争期间提供援助。弗吉尼亚州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称这一行为为“可耻的背信弃义”，主要原因是华盛顿认为将国家拖入与英国的另一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

美国在150多年内没有缔结过其他军事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通过《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缔结了军事同盟。这种不参与军事行动的倾向也是反对国际联盟盟约中集体安全承诺的主要原因。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博拉是批准国际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意味着“我们将一劳永逸地放弃‘不参与军事行动’这一伟大政策，而这正是我们共和国的力量之源。”

特朗普对国家建设和对在国外推行民主政策的怀疑态度与早期美国的孤立主义立场产生了共鸣。

同样，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更多是出于单边主义，而非寻求战略分离。特朗普宣称：“我对束缚我们、拖垮美国的国际联盟持怀疑态度”，并坚称“我们永远不会签署任何削弱我们控制自身事务能力的协议”。他向联合国大会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将美国的主权交给未经选举、不负责任的全球官僚机构。”对特朗普来说，联盟就是“束缚我们的联盟”，尤其是当盟友不承担其应承担的国防负担时。

特朗普固执的单边主义是自欺欺人的，他疏远了美国捍卫共同利益和确保集体行动所需的盟友。但他的谨慎立场确实有助于防止美国长期过度扩张。特朗普启动了结束阿富汗灾难性战争的进程。据报道，他质疑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否明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北约宣布对乌克兰成员资格做出“不可逆转”的承诺，这意味着北约有义务在乌克兰受到攻击时保卫该国，这与北约目前不愿为乌克兰开战的态度从根本上背道而驰。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JD Vance 反对美国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是错误的，但他在某些事情上是对的。“拜登政府没有可行的计划让乌克兰人赢得这场战争，”他在4月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指出。“美国人越早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就能越早解决这个困境并促成和平。”

美国公众应该就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性质和重要性进行一场冷静而现实的辩论。美国选民也应该知道真相：即使得到西方的持续强力支持，乌克兰也极不可能成功将俄罗斯军队赶出其领土。特朗普愿意寻求谈判解决方案并不是投降，而是务实主义。

当今世界

特朗普对国家建设和在国外推广民主的怀疑态度也与早期美国的孤立主义立场产生了共鸣。可以肯定的是，从建国时代开始，美国人就相信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建设共和政府的实验，这项实验最终注定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然而，建国者及其继任者对美国在国外推动政治变革的能力抱有适当的怀疑，因此他们明白他们需要通过榜样来传播民主。

同样，历任美国总统也意识到，在当今世界，美国需要与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合作，以追求美国的利益。尽管詹姆斯·门罗总统在1823年警告欧洲大国不要在西半球进行任何“未来的殖民”，但他承认并接受了欧洲的政治偏好。他声称，美国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大国的内部事务；视其政府为我们的合法政府；与其建立友好关系”。

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将这种意识形态的孤立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表现出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人的喜爱，而对盟国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却不以为然。但特朗普的大政方针确实表现出对在国外推广民主的应有谨慎。他正确地将美国在中东的过度扩张归因于“危险的想法，即我们可以把没有经验或兴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变成西方民主国家”。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我们不想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我尊重在座每个国家追求自己习俗、信仰和传统的权利”。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中，特朗普愿意跨越意识形态界限开展工作的务实态度可能会产生比拜登总统将二十一世纪定位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更好的结果。

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也源于建国者们的坚定信念：对外野心的膨胀将以牺牲国内自由和繁荣为代价。卷入大国竞争需要庞大的联邦政府和军事机构，而这反过来又会威胁到国内的自由，并转移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国内生产性投资的资源。

在捍卫国内自由方面，特朗普无疑打破了美国的传统，他曾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然而，特朗普对他所认为的“深层政府”的攻击与自由主义者对联邦政府的怀疑产生了共鸣。尽管他支持建国者们反对的庞大军事机构，但特朗普实际上将国家建设和对外援助描绘成一种浪费的干扰，他认为美国应该花纳税人的钱来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外问题。许多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

边界和障碍

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的计划与美国长期以来信奉孤立主义的反移民情绪相一致。19世纪，美国向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扩张受到公众和精英阶层的普遍反对，他们反对将更多的黑人、西班牙裔和天主教徒纳入美国政体。在墨西哥-美国战争 (1846-8) 结束时，美国确实吞并了墨西哥的一半以上领土，但美国政府想要的不是墨西哥人，而是他们的土地，而白人很快就占领了这些土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孤立主义的加剧与反移民情绪的激增相吻合。1924年，国会通过立法，将进入美国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数量减少了90%，并完全禁止来自亚洲的移民。在1930年代，美国驱逐了大约一百万墨西哥移民，其中许多人是美国公民。

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也带有类似的反移民情绪。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削减了移民配额，侮辱少数族裔，并努力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特朗普现在以反移民的政纲竞选，承诺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他坚称这些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许多美国人认为移民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认为迫切需要修复移民制度。拜登努力确保两党对移民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但共和党在特朗普的怂恿下，在今年早些时候放弃了这一努力。此后，拜登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当七天平均每天非法越境人数超过2500人时，将暂时关闭南部边境。

特朗普还恢复了长期以来指导美国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尽管美国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但它寻求的是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并依靠关税来增加收入和保护国内产业。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地缘政治退却与贸易方面的急剧倒退相吻合；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分裂和国际贸易的崩溃。

在其总统任期内，特朗普严重依赖孤立主义策略中的保护主义成分。他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结束了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努力，并宣布了一系列关税。特朗普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征收一系列新关税，包括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甚至提出了将时间倒退到19世纪的想法，取消个人所得税，并依靠关税来获得所有联邦收入。（在南北战争期间，曾暂时引入联邦所得税，但直到20世纪才规范化。）特朗普再次回应选民的需求信号，试图吸引因自动化和自由贸易而遭受经济混乱的众多美国人。毫不奇怪，拜登不仅继续依靠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商品）来促进制造业，而且还转向产业政策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

抢占“美国优先”

特朗普的治国之道深深植根于美国经验，就像孤立主义的原始版本一样，几乎适合所有人，因此受到美国选民的广泛欢迎。民主党应该通过接受其“美国优先”中的最佳元素来先发制人。

民主党需要在国内外都不再可持续的扩张性自由国际主义与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后可能出现的危险的孤立主义过度行为之间找到中间立场。这一中间立场包括支持拜登的多边主义以及他对旧联盟和新伙伴关系的投资，这些举措重振了美国主导的集体行动，恢复了美国作为团队合作者的形象。与此同时，美国必须避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采取过度战略，因为这种战略会鼓励选民倾向于孤立主义的替代方案。

在乌克兰，中间立场需要努力促成停火，并致力于确保乌克兰仍在基辅控制下的80%的地区安全、繁荣和稳定。由于乌克兰面临着来自更大邻国的侵略，这一结果无论以何种合理标准衡量都很难堪称成功。在中东，华盛顿应寻求结束加沙的暴力事件，然后为巴勒斯坦的自决和以色列与邻国关系的正常化铺平道路。美国应该避免对中国不必要的挑衅，因为这些挑衅可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地缘政治破裂。华盛顿应密切与北京合作，以缓和竞争，并推进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

美国不能像在长期的孤立主义时期那样逃避世界。但它也不能再试图统治世界，因为它既没有实力，也没有国内共识来做到这一点。相反，美国人需要学会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秩序观念多样的世界中，与其他权力中心、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合作。务实的现实主义应该指导美国的治国方略。

民主党需要在扩张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危险的孤立主义过度行为之间找到中间立场。

民主党还必须集中精力修复支离破碎的移民制度。不受控制的移民涌入美国南部边境将进一步分化美国社会，并加强右翼势力要求美国拉起吊桥的呼声；与过去一样，反移民情绪和孤立主义情绪齐头并进。民主党需要先发制人，制定可靠的边境安全计划，建立有序的合法移民处理系统，并制定解决数百万无证移民身份问题的途径，以阻止特朗普的反移民过度行为，包括大规模驱逐出境。

民主党还必须优先考虑让美国工薪阶层重新站起来。重建中产阶级是重建政治中心的起点，这对于恢复有目的、稳定的国际主义的政治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关税需要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特朗普设想的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将严重打击美国消费者，并有可能像《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一样分裂全球经济。此外，尽管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将带来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但这种方法无法解决美国去工业化中心地带面临的问题。

重建中产阶级需要在服务业创造高薪工作，而大多数美国人都从事该行业。这一挑战将需要基于地点的投资、劳动力开发和培训，以及塑造教育和就业生态系统，为美国人做好数字时代的工作准备。民主党还应展示控制住房、食品、燃料、儿童保育和高等教育成本的计划。

这一路线调整将同时实现两个紧迫目标。它将有助于击败特朗普，并通过利用其选举吸引力的关键要素来避免他连任的危险。这也将有助于巩固美国国际主义的国内基础，从而稳固美国在迫切需要美国力量和目标的世界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