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历史的三场会议：即使后人哀之鉴之，后人也只能复哀后人也。

会议，是人类管理学上最形式主义、最官僚主义的发明之一。历史上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官腔满满、长篇大论，或者空洞无物、议而不决。

但是，会议又不可或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三场意义深远的会议，其影响穿越了千年，甚至至今仍在回响。

第一场会议、咸阳宫会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随即嬴政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样、民族众多、发展不均的大国，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进行管理？

于是，咸阳宫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便是研究国家的体制。

会议的一方，是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分封派。他们主张恢复周制，通过分封稳定天下。会议的另一方，是以廷尉李斯为代表的郡县派，他们主张通过设置郡县的方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国体。

分封派预言，若采用郡县制，那么权臣终将架空皇权，而遥远的地方势力也将称霸一方。郡县派却认为，若采用分封制，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分封的宗室终将和皇权离心离德，周天子的悲剧还会上演。

最终嬴政选择了郡县制，而分封派的预言却在随后几年得到验证。在庙堂之高，赵高和李斯这样的权臣架空了皇权。在江湖之远，六国残存的势力纷纷复辟。秦帝国盛极而衰，二世而亡。

历史深处的诡谲在于，周王朝虽然王纲不振，却享国八百载，秦帝国虽然横扫天下，却二世而亡。历史深处的诡谲还在于，虽然郡县派大获全胜，但郡县派的代表们却身死族灭。历史深处的诡谲更在于，虽然郡县派代表的集权成了历史的明线，但这场会议的暗线也依旧穿透了两千年的岁月，甚至启蒙了明末四大家和清末维新派。

第二场会议、盐铁会议。

咸阳宫会议决定了国家的治理模式，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从哪里来？

于是，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便是研究国家财政的来源。

会议的一方是桑弘羊，支持盐铁专营。另一方是儒生，主张取消盐铁专营。

儒生们认为，朝廷实行盐铁官营有三害，一是国营垄断、价高质次。二是官商勾结、贪腐成风。三是豪族并起、与民争利。

面对儒生们的指责，桑弘羊也提出了三问，这便是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帝国的运转只依靠农业税根本不够，钱从哪里来？一旦遇到战争，钱从哪里来？如果朝廷不把经济命脉掌控在手中，而是被地方豪族掌握，他们起兵造反怎么办？

显然，以农为本的儒生们，并无经济和商业常识，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桑弘羊嘲讽这些儒生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桑弘羊之问归根结底就是强国和富民的矛盾。国强则民变，民富则国乱，这正是桑弘羊之问的死循环。

第三场会议、延和殿会议。

对帝国体制而言，外戚、宦官、藩王等等这些只是疥癣之疾。贫富悬殊和土地兼并导致的财政危机才是心腹之患。前者是技术性的问题，吸取历史教训就可以杜绝，但后者却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帝国体制的必然产物，无法根本解决，但不乏杰出人物想尝试解决。

于是，公元1068年，延和殿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便是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

会议的一方是王安石，王安石制定了十余种法令，妄图既不损害世家大族的利益，又不损害底层平民的利益，从而为朝廷谋利，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他认为富国优于富民，国家富强、百姓才能富有。

会议的另一方是司马光，他主张减少财政支出，他认为天地所创造的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王安石的法令不过是变相的压榨百姓。他认为富民优于富国，百姓富足之后，国富便顺理成章。

最终王安石那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打动了宋神宗，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财政增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汴京沦陷，二帝被俘，北宋风华刹那间化为砖石瓦砾。

北宋如此惨烈的结局，证明了一个道理，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平等。主张变法的人不敢突破制度，反对变法的人又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最终王安石的全面革新，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快了问题的爆发。

这三场会议，第一场讨论的是国家政治体制，研究的是集权与分权。第二场讨论的是国家财政来源，研究的是富国与富民。第三场会议讨论的是国家财政危机，研究的是如何解决贫富悬殊。

纵观历朝历代，都无法逃脱盛世的轰然倒塌与惨烈的亡国之祸。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有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但纵观这三场会议，如果不改变结构性的根本问题，即使后人哀之鉴之，后人也只能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