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荷读书 | 历史学家：李维（Livy）
李维的生平
著名的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用拉丁文称呼的话是提图斯·李维乌斯（Titus Livius）——大概在公元前64年（旧说公元前59年）出生于山内高卢最古老、富足的城市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意大利帕多瓦）。李维的幼年见证了凯撒与庞培的激烈内战；大概在他换上成人托加的时候，随着凯撒的遇刺，血腥的纷争再次笼罩了罗马共和国。在李维33岁时，阿克提乌姆海战（the battle of Actium）终结了长久以来的动荡。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维曾在新生的元首制国家中获得任何军事或政治职位；从他的写作来看，李维恐怕毫无军事经验。不过，几则轶事证明了他曾移居罗马，并与皇室关系密切：奥古斯都半开玩笑地点评他的政治立场为“庞培党人”，以及李维曾鼓励自己的学生、奥古斯都的外甥孙克劳狄（后来的第四任皇帝）写作历史。这些事迹应当发生在李维通过撰述罗马史赢取盛名以后。
传统上认为李维在公元前27年至25年之间开始写作他的名著《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但也有一些学者相信他早在后三头内战之初就开始写作。除了历史著作，李维还曾写作哲学对话录，也许是在他开始历史写作以前，但其哲学作品并未留存；昆提良的著作保存了李维致儿子的信的一段残篇。大概在公元12年（旧说17年），李维去世，其生命历程和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几乎重叠。李维去世的地点未知，也许是在其家乡帕塔维乌姆，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位“提图斯·李维乌斯”及其妻子、两个儿子的墓碑（CIL V 2975）。
李维（Livy）
《建城以来史》的结构布局
《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是一部一百四十二卷的皇皇巨著，但如今只有前十卷以及第21至45卷留存。凭借古人摘引，特别是一部4世纪的《摘要》（Periochae）的抄本，以及埃及纸草保留下来的的片段摘要（所谓的Oxyrhynchus Epitome），我们大致能够复原李维史著的整体框架。
第1-5卷：所谓的第一个“五联卷/五书”（pentads）。在前言以后，第一卷叙述从埃涅阿斯到罗慕路斯建城的罗马“史前史”，以及从罗慕路斯开始的王政时代的“历史”；第二卷至第五卷叙述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以高卢之劫的余波结束为止。
第6-10卷：以第二序言开篇，一直记叙到公元前293年萨莫奈战争的余波。这五卷和第1-5卷合称李维的第一个十联卷或“前十书”（the first decade）。
第11-15卷：已佚，记叙罗马统一意大利的最后历程。从第12卷开始记叙皮洛士战争。
第16-20卷：已佚。主要记叙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21-30卷：完好保存的“第三个十联卷/十书”（the third decade）。李维用了整整十卷来描绘罗马与汉尼拔之间惊心动魄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并为其再次撰写序言。第26卷开头的卡普阿事件可视为战争的转折点，因此这十卷也可再分为两个五联卷。
第31-35卷：涵盖公元前201-192年史事，主要记叙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第36-40卷：记录公元前191-179年史事，聚焦罗马与塞琉古王安条克三世之间的战争。
第41-45卷：抄本缺损较多。涵盖马其顿王佩尔修斯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78-167年），以罗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胜利为结束。
可以看到，主题式的五联卷-十联卷结构是现存李维残篇的基本框架。Stadter主张佚失的第46-120卷依然可以按照五联卷-十联卷的结构来划分，例如第101-110卷是以公元前66至48年前三头的建立与瓦解为主题，其中前五卷以前三头的巅峰时刻——庞培和克拉苏再度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5年）为终止，而后五卷则从公元前54年尤利娅及克拉苏之死开始叙述前三头同盟趋于瓦解的历程，最后以凯撒东渡希腊迎战庞培结束。不过，也有人沿用其他的传统分类法，例如把第109-116卷视为统一的内战篇章。另外，也有学者主张十五联卷等更大的结构单元。
《建城以来史》的第120卷以公元前43年后三头建立、西塞罗被杀结束。不少学者相信李维本来打算就此停笔，不再写作后三头乃至元首制时期的史事。据《摘要》，第121卷是在奥古斯都死后才发表的；而且从这一卷开始，《摘要》变得非常简略，五联卷和十联卷的结构也消失了。似乎李维决定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继续叙述罗马向元首制转型期间的历史。李维的著作最后以第142卷中对公元前9年的记叙结尾。这究竟是有计划的结尾，还是其他主客观原因（如个人情绪、政治环境、死亡等）使他不得不停笔，难有定论。
自公元前2世纪晚期安提帕特（L. Coelius Antipater）和法尼乌斯（C. Fannius）的尝试以后，特别是在撒路斯特的发扬下，专题性的近代史写作已经成为罗马史坛的新体裁。但李维的史著（第1卷除外）依然像传统的罗马编年史（Annales）那样，从罗马建城一直写到作者自己的时代；像老加图以来的许多史家那样，李维在内容分配上略古详今。李维也沿用了公元前3世纪以来传统的编年框架（必须注明的是，大祭司年代记对这一框架的直接影响日益受到怀疑）：以执政官纪年为基本单元，记叙每年的官职选任、战争与外交、重大政治与宗教事务等内容，并且。但是，在编年的层面上，李维对各年的记述详略并不平均，有时好几年只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他常使用逻辑顺序取代时间顺序来叙述一年内的事件，甚至提前叙述下一年的事件。在必要时，李维常加入超出编年结构的插话，例如第21卷开头关于汉尼拔的追述。在卷次的层面上，各卷长度与时间跨度并不相等，各卷的结尾也不总是与执政官年的结束重合。在宏观层面上，李维精心编排了五联卷-十联卷的结构，并在重要的一组联卷之前撰写序言。显然，李维在篇章结构上的精心安排超越了以往的编年史写作传统，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罗马文学趋于精巧的风尚。
《建城以来史》：方法与风格
与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那种注重材料收集、实地考察的“实践派”史家相比，李维完全是一位书斋中的历史作家。我们不知道李维在书写最后数十卷的近当代历史时搜集了哪些类型的史料，但在现存的诸卷中，李维基本上完全依赖于前人的历史著述。通过考察李维的史料来源，我们发现：李维惯于在叙述的某一个阶段内，以某一种他最信任的材料作为基准，间或以其他材料作为补充或校正。在撰述罗马古史时，李维似乎并不关心正在蓬勃发展的罗马古物学，他倚赖最多的是公元前1世纪的几位编年史家，如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 Antias）、李锡尼乌斯·马克尔（Licinius Macer）和克劳狄乌斯·夸德里加里乌斯（Claudius Quadrigarius）。在叙述罗马在地中海的扩张时，波利比乌斯则成为其史著的主要依据。通过对比李维的著作及其前辈史家的存世残篇，学者们得以证实：李维的引用不仅忠实于前人的叙事框架，甚至在事件细节上也常常一丝不苟地进行模仿；在此基础上，他才用其他材料作为插入性的补充。他甚至在否定了夸德里加里乌斯对一桩战斗的定年后，继续大量使用夸德里加里乌斯对这场战斗的描述。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史料批判（Quellenforschung）一直是李维研究的重要方法：学者们煞费苦心地为李维记叙的每一件事实标注可能的来源，并根据内容、文字和立场的相异确定段落之间的不同归属。这样的研究方式显然令李维降格为史料的编辑者与传抄者，而不是具有原创性和批判性的、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历史学者。
与之相对，李维常被看作一位文学大师。撒路斯特不久前将修昔底德的风格引入罗马史坛，但李维拒绝追随撒路斯特的古奥与晦涩。昆提良称李维的文字具有“乳汁的丰沛”（lactea ubertas）。他善于运用不同的风格：在叙述上古历史，以及介绍每年的选举、征兆等事件时，李维刻意采取一种仿古的风格；在战斗场景中，他的文字变得短促有力；但他最擅长的是精心架设的圆周句。李维尤其善于戏剧性的描写：他频繁使用戏剧的反转（Peripeteia）技巧；他对卢克瑞提娅及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自杀的动人叙述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甚至成为近代悲剧的蓝本。但是，相较于唤起读者的情感（pathos）——这是撒路斯特的拿手好戏——李维更重视刻画人物的思想与性格（ethos）。许多学者相信他完成了西塞罗未能完成的事业，也就是以一种奔涌长流、和缓平稳的风格来书写历史，尽管李维的文风与西塞罗相比仍稍显笨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维对于历史（historia）的理解并不在于探究与求真，他所从事的似乎是一种修辞学的工作。
如今，学者们不再把兰克式的史学规范强加于古人，也很少再对李维进行以上的这种身份认定。李维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热衷于探讨实用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他关心的是以一种适于他那个时代的优美文笔来延续罗马人民的集体记忆。当然，对于实证研究而言，李维仍然是难以替代、不可或缺的资料宝库，但使用时必须谨慎。而在文本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著述，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李维著作的功用，并挖掘李维倾注于作品中的思想与理念。
《建城以来史》：时代与意识形态
在古罗马，帕塔维乌姆以严守传统道德而闻名。作为最伟大的帕塔维乌姆公民，李维相信罗马人的祖先习俗（mos maiorum）的绝对优越性，认定它是罗马民族称霸世界的基础与合法性来源，同时又把道德堕落看作是罗马共和国走向动荡与内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共和国早期的英雄事迹不仅值得仰慕，更应成为每个人行动的典范（examplar）。这种道德垂训功能是罗马历史写作的典型特征。不过，在李维的时代，对古代道德和宗教价值观的呼吁不仅是一种文学潮流，同时也是新生的元首制包装自己的重要手段。自公元前27年以后，奥古斯都热衷于将自己装扮为共和国的复兴者，并通过振兴宗教、大兴土木和道德立法等方式，意图在帝国内制造一种宗教复兴、道德复兴的气象。由此看来，李维的杰作同样能够为元首制的意识形态宣传提供服务。因此，许多学者致力于寻找李维身上的“奥古斯都主义”，试图在《建城以来史》中发现在同时代的奥古斯都文学中——尤其是诗歌——占据重要地位的两种情感：对过往内战的痛苦回忆，以及对新时代国家重建、秩序恢复的宽慰与期待。循着这一道路，学者们总结出了李维史观中的历史循环：在罗马建城365年或360年（取决于你使用李维书中的哪一种年表）以后，卡米卢斯（Camillus）拯救了陷入政治分裂、遭遇外来强敌的罗马，成为新的建城者（conditor）和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又过了365或360年，奥古斯都终结了内战的浩劫，像卡米卢斯一样为罗马重新带来和谐稳定（concordia）。与此同时，李维对于许多共和国领袖政治美德的描绘则被解读为他对奥古斯都的期待与规劝。
但这一观点不断受到质疑。首先，对卡米卢斯的模范化并不始于李维，而且奥古斯都也不是第一位有意模仿卡米卢斯的罗马政客。更重要的是，李维并不是一位皇家史官。他从未明确表达他对奥古斯都复兴计划的支持。相反，在叙述王政与共和国初年的历史时，他表达了对暴君和谋求僭主统治者的憎恨；在谈及最为敏感的共和末年历史时，他也并不讳言自己对失败的共和派的同情。塔西佗告诉我们，李维曾热情赞扬庞培，甚至称呼谋杀凯撒的卡里乌斯和布鲁图斯为卓越之人；老塞内加的著作则保存了李维对西塞罗之死充满同情的记述。最能体现李维与奥古斯都之间复杂关系的是第四卷中关于古代将领科苏斯（A. Cornelius Cossus）赢取“至高战利品”（spolia opima）的论述。奥古斯都曾以只有执政官有权获得这一荣誉为由，拒绝将这项过于耀眼的军事荣誉授予麾下的将领。但在史书中，科苏斯正是以军团长官（tribunus militum）的身份获此殊荣。为此，奥古斯都亲自进入存放战利品的神殿，声称在一件亚麻胸衣上找到了证明科苏斯作为执政官赢取至高战利品的铭文。然而，李维坚持把科苏斯称作军团长官，并告知读者自己的选择与所有的罗马作家一致。谈到奥古斯都提出的理由和发现时，他说明了奥古斯都的解读带来的年代学困难，但之后又谨慎地表示这一问题难有定论，并特意驳斥了神殿内铭文属伪造的可能性。从这段文字中，我们颇能感受到李维的复杂处境，以及他的史学追求与元首制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附录：李维研究的参考书目
详细的参考书目请参考A Companion to Livy中各章所附的书目，特别是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通过所在学校或机构订阅）中的书目清单。以下只给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并对书单中的译本、校勘本、评注本进行更新。
1.译本：
首推牛津世界经典系列（Oxford World’s Classics）的译本（1998-2007，多位不同译者）。卷21-27以及卷31-37可以使用2017年以来最新的洛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代替，译者Yardley也是牛津世界经典版第31-40卷的译者。
2.各卷的校勘本、评注本：
1-5：Ogivile在1974年出版的牛津古典丛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简称OCT），搭配他本人1965年的评注本。
6-10：在令人满意的校勘本面世以前，只能暂时使用1919年Walters和Conway质量堪忧的OCT。评注本有Oakley的四卷本（Oxford, 1997-2005）；卷6有Kraus的剑桥黄绿评注本（Cambridg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 1994）。
21-25：Briscoe的OCT（2016），搭配他在Liviana. Studies on Livy（2018）中的文本评论和错误更正。卷21有Händl-Sagawe的德语评注本（1995）；卷22的剑桥黄绿本最近由Briscoe和Hornblower合力完成（2020）。
26-30：Walsh的两册托依布纳本（Teubner, 1989, 1986）。
31-45：Briscoe的两册Teubner（1991, 1986）；其中第36-40卷应与Walsh的OCT（1999）对读。Briscoe同时也为这十五卷提供了四卷评注本（Oxford, 1973-2012），并在Liviana中作了一些增补与更正。
3.研究与指南：
Chaplin, J. D. Livy’s Exempl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lin, J. D. and C. S. Kraus,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Liv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eldherr, A. Spectacle and society in Livy’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Levene, D. S. Livy on the Hannibalic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Luce, T. J.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Mineo, B., ed. A Companion to Livy. Wiley Blackwell, 2015.
Walsh, P. G.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李维 著《建成以来史》（OCT）
复旦西方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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