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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读书 | 何源：阿瑟·艾克斯坦因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学术地震
摘要
罗马帝国主义是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传统议题，传统观点倾向于从罗马本身这一单一视角对罗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出解读，阿瑟·艾克斯坦因（Arthur Eckstein）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古典学研究相结合，针对原有的单元层面的研究（unit level），提出一种体系层面的研究（system level），在地中海无秩序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古代地中海国际关系，其研究引起了影响深远的学术地震，启示学者们从整体的视角来观照罗马和古代地中海的研究，避免以回溯性的态度解读古代史。
关键词： 阿瑟·艾克斯坦因；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地中海无秩序；罗马帝国主义
引言
当然，在非古典学领域，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学者已将研究触角伸入古典学领域，但是阿瑟·艾克斯坦因与他们不同，他受过完整的古典学训练。1978年，艾克斯坦因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希腊化和罗马历史研究的巨擘埃里克·格鲁恩（Erich Gruen）。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元老院与将军：公元前264—194年的个人政治决策与罗马对外关系》（Senate and General: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and Roman Foreign Relation, 264—194 B.C.）提出，外省作战的将军在地方的政策制定上有更大的主动性，而非如传统认为的，罗马的全部政策都源于元老院的集中决策，这一观点成为罗马对外关系研究中的卓越洞见。但是艾克斯坦因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2006年出版的专著《地中海的无秩序，国际战争与罗马的崛起》（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ing of Rome），在整个西方古典学界，尤其是希腊化、罗马史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学术震动，为人们重新理解古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与战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精髓便在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古代史的结合。200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著：《罗马进入希腊东部：希腊化地中海世界的无秩序到秩序（公元前230—170年）》（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 from anarchy to hierarchy in the Hellenistic Mediterranean, 230-170 B.C.），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为何艾克斯坦因的研究能够具有如此深远的学术影响力？这关涉罗马史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传统问题——罗马帝国主义。
阿瑟·艾克斯坦因
一、“罗马帝国主义”的传统问题
总体而言，奥洛的观点仍是防御性罗马帝国主义的延续，这一立场遭到学者们的质疑。质疑的核心便是这种被动性，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威廉·哈里斯（W. V. Harris），在其1985年出版的名著《公元前327—70年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中，他对这种防御性罗马帝国主义发出了猛烈攻击，提出侵略性的罗马帝国主义，认为罗马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就是一个战争机器，其竞争性的、追求军事荣耀的文化以及对东部世界财富的渴望都使罗马采取了一种极为激进的、残忍的对外征服政策，这些特点使罗马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中脱颖而出。在哈里斯的影响下，罗马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一度成为研究罗马历史的主流，学者们纷纷从罗马政策的功利性和侵略性来解读罗马东部政策。同样采取了这一视角的还有恩斯特·巴迪安（E. Badian），巴迪安注意到罗马社会中的独特一面——庇护制（Clientelae），他认为庇护制不仅仅是罗马社会内的一部分，罗马外交关系也可以通过庇护制的角度进行分析，罗马常常以保护者的形象出现，通过接受弱小国家的邀请扩大自己的同盟，由此使其对外侵略战争正当化，罗马便成了意大利的保护者，并从这一形象转变为地中海世界的征服者。巴迪安的理论虽然非常新颖，但是他似乎把罗马的每一个政策都和庇护制相对应，不免有理论套用的嫌疑。有趣的是，巴迪安和哈里斯的著作出版于同一年，体现了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在这一时期的热门程度，他们两人的著作都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并成为罗马史领域的典范性著作。激进的罗马帝国主义成为罗马帝国主义研究的主流视角，学者们将罗马的征服活动看作是经过周密规划的连续性对外政策，最能体现这一类观点精髓的便是爱德华·勒特伟克于1976年提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当然，勒特伟克的这一理论很快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和批驳。
一些学者，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里克·格鲁恩（Erich Gruen）、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霍普金斯、罗森斯坦等，对“罗马帝国主义”提出了质疑，或是强调罗马政策的被动性，或是通过政治的、经济上的深入研究来反驳哈里斯等人提出罗马—战争机器的模式。格鲁恩的《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到来》（The Hellenistic Word and The Coming of Rome）影响极大，该著作对罗马的一系列外交术语以及相应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提出：罗马官员在决策中，传统因素以及一些现实性的需要占主要因素，我们不应设想罗马有一种连续性的对外政策，而且罗马人并非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扩张，直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人们才开始提出一个所谓“帝国”的概念，但是即便如此，也是到1世纪的时候，这种意识才逐渐明确起来。格鲁恩进一步提出，罗马帝国其实是“罗马权力戏剧性的扩张，却未意识到自己创建了一个帝国”。（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Roman Power without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creating an empire）。但是这场争论并没有终结，1991年，哈里斯在《公元前327—70年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的重印版序言中，再一次强调了罗马的战争机器属性，反驳人们关于罗马并非帝国主义的观点。
由于这些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罗马，因而无论是强调罗马政策的被动性，或是支持、反对罗马帝国主义，都完全从罗马的内部特征进行研究，仿佛罗马的事务只和罗马自己有关。在阿瑟·艾克施坦因（Arthur Eckstein）看来，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单元式的（unit-level）研究，过于狭隘。罗马的事务不仅仅是她自己的事务，同时也属于整个地中海的体系（system）中，因此应该从整个地中海的层面，从国际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的层面进行研究，这就是他的体系层面的研究（system level study），因此他在《地中海的无秩序，国际战争与罗马的崛起》中强调引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威廉·哈里斯 著
二、阿瑟·艾克斯坦因的“地中海无秩序”
在《地中海的无秩序，国际战争与罗马的崛起》中，艾克斯坦因通过对古典希腊、希腊化世界、罗马、意大利以及整个西部地中海的战争状态进行分析，结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这一观点：古代地中海世界处于一种普遍的无秩序状态（anarchy），秩序与国际法的缺失（a lack of hierarchy, and international law）是这一世界的显著特征，由于缺少上述规范性权威（regulated authority），因此国家、政权（states）之间通常用战争和暴力解决问题，安全往往是一个政权短期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目标，通常认为的长期目标（long-term aim），比如说帝国与扩张的计划，并不存在。此外，由于地理空间造成的国家之间的无知以及信息交流的有限性，误解、不信任以及竞争充斥于古代世界，压力以及相应的战争便是一种常态，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和平只能通过强权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s）来维持，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一旦其中一个力量崩溃，平衡就会被打破，于是便会导致“权力转移危机”（power transition crisis），或者建立一个新的体系（system），或者出现一个“单极力量”（unipolar power），才能重建这种和平。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军事压力和竞争对该体系中每一个单元（unit）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军事化与好战性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普遍特征，这一点上罗马与其他的城邦、国家没有差别，“他们只是在（军事化的）能力上，而非在结果上（或者说军事化的意愿上）有所差别”（…they differ in capabilities but not in ends.）。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艾克斯坦因指出：罗马当然极其好战、残忍，但是这种好战性与残忍并不足以作为解释罗马崛起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好战性的环境中，罗马并没有比其他同时期的政权更显得好战。罗马之所以能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中脱颖而出，主要还是在于其弹性的公民和对外政策，能够将非罗马人同化为罗马人，由此形成了一个掌握巨大领土和资源的强大政权，并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因此罗马的胜利并非完全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胜利。
艾克斯坦因提出的质疑逐渐为许多希腊化—罗马史研究的学者接受，罗马的极度残忍不足以解释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脱颖而出。但是，由于这本书的核心只是反驳既有的理论框架，尚缺乏实际研究的检验，因此难以窥见这一框架的问题，对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则见于2008年出版的《罗马进入希腊东部》中。
阿瑟·艾克斯坦因 著
三、《罗马进入希腊东部》与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
该书总体上分成了三个部分，按照罗马介入东部世界的时间顺序进行书写：罗马初次与希腊世界接触，希腊世界的权力转移危机，罗马完全介入希腊世界。该书的贡献在于，通过实际运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使我们对古代社会和战争，尤其是对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和他国家、城邦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
传统上，学者们往往过度强调激进的罗马帝国主义，强调罗马政治、社会、经济全方位的军事属性，但是却忽略了古代地中海乃至整个古代世界全方面的无秩序和暴力状态。罗马与其他国家在军事化和好战性层面上，并没有质的差别，仅仅在军事化的程度上和能力上有差别，在这样一个无秩序的世界中，和平依托力量的平衡。这种平衡是脆弱的，一旦某一种力量发生变化，便会导致权力转移危机，倘若平衡无法建立，便会导致单极力量（unipolar power）的出现，这种单极力量在地中海世界的体现便是罗马帝国，以及由其缔造的罗马和平。此外，艾克斯坦因特别提及现代研究者的误区，现代研究者由于已经知道了罗马人的胜利的结果，因此会天然认为罗马人有一个连续性的征服战略。但是，一方面，罗马人对战争的态度非常悲观，另一方面，就罗马主导的诸多战争而言，无论是每年执政官的战死人数，还是罗马军队的死亡人数，罗马的大多数战争都非常惨烈，因此我们很难认定罗马人在开战前就已经预料到了胜利的结果。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会避免认为罗马人有一种连续性的战略决策。
艾克斯坦因认为，罗马之所以能介入到东部世界，正是源于希腊化世界突然的平衡崩溃与权力转移危机。马其顿、塞琉古和埃及三国构成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的强权平衡。由于埃及托勒密四世的突然去世，仅有5岁的托勒密五世被扶上王位，同时由于埃及本地人与希腊—马其顿人的长久争端，上下埃及也爆发内乱，埃及便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其力量的衰弱直接导致了三级权力平衡的崩溃，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与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则利用埃及衰落的契机蚕食埃及的附属领地。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直接受到影响的希腊城邦试图将罗马引入东部世界，作为新的力量重建希腊世界的力量平衡。由于罗马传统上对希腊世界冷淡的外交政策，希腊诸城邦在此之前也往往不待见罗马，因此这一时期罗马世界对希腊东部的介入是革命性的，形成了希腊世界以及罗马自身的“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除了批判旧有的叙述模式，作者对希腊—罗马关系的勾画也非常引入深思。罗马正式在政治上介入到希腊事务开始于公元前230年，但是直至公元前200年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从未真正参与到希腊世界的事务中。随着东部世界的权力平衡奔溃，希腊世界发生了如作者所说的外交革命，罗马才被一些希腊城邦引入东部世界。一个难解的疑问在于：在经历了毁灭性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为何罗马会介入到一个这样与自己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的战争中？以哈里斯为首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罗马连续性的征服政策使其要惩罚与汉尼拔联盟的菲利普五世，意图对马其顿实行强力。艾克斯坦因首先从当时的社会现状中对这一观点予以否定，经历了17年的毁灭性战争，罗马虽然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此时国家早已处于极度衰竭、资源严重短缺的境况，社会极度不稳定，“大批乡邑—计400座—都被毁为丘墟；勤劳的资本归为乌有；……奴隶和亡命之徒啸聚为盗，仅阿普利亚一地在一年之间犯劫案而被判罪的达7000人，由此可见盗匪的猖獗……”。纵然上层有对希腊世界的兴趣，但是平民厌战情绪强烈，公元前200年上演的普劳图斯喜剧《斯提库斯》，虽然喜剧中的场景并非发生于罗马，但是其中无处不存在对罗马上层对希腊政策的讽刺，剧中的食客革拉西莫斯（Gelasimus）饱受饥饿摧残，费尽心力想要以耍把戏的方式换得在埃皮格诺穆斯（Epignomus）家里吃一顿饭的机会，埃皮格诺穆斯刚好出海归来。但是革拉西莫斯被拒绝了，一批来自安布拉西亚（Ambracia）的大使却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在普劳图斯的戏剧中出现的饥饿以及安布拉西亚的主题想必并非巧合，除了因为第二次布匿战争导致意大利农业一片荒芜之外，安布拉西亚也是这一时期与罗马频繁交流的希腊国家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部戏剧与现实的关联性，很有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罗马民众对于罗马上层的东部政策和兴趣的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元老院介入东部世界，向东方一个如此强大的国王（菲利普五世）宣战，恐怕过于冒失。
与既有框架不同，作者运用现代国家关系理论，从信息不确定以及自我保护的角度提出了解释。罗马介入战争是为了自保，出于希腊使者，尤其是罗德岛对马其顿—塞琉古“国王条约”（Pact between Kings）危险性的渲染，以及罗马元老院对此的误判。在他看来，罗马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连续的对外战争、政策体系，“罗马对东部世界的直接统治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逐渐形成。”
罗马击败了马其顿之后，在公元前196年采取了“希腊自由”的宣言，并且立即退回了自己的意大利世界。作者认为这是罗马政策的重大失误，罗马的抽身离去导致了希腊世界巨大的权力真空，招致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利用这一时机入侵。在粉碎安条克三世的军队后，罗马才实现了对于东部世界的单极权力（unipolar power）。即便如此，罗马也并没有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希腊世界纳入帝国，仍然与希腊世界保持着友好的盟友关系。罗马真正开始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希腊世界则是在公元前167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在这之前，罗马始终秉持着粉碎随即离去（smash and leave）的政策。
阿瑟·艾克斯坦因 著《罗马进入希腊东部》
结论：对艾克斯坦因理论框架的批判
在《罗马进入希腊东部》中，艾克斯坦因试图用权力转移危机（Power Transition Crisis）来解释罗马对希腊东部的介入，由于他过度强调外部刺激的影响，因此罗马内部的权力斗争被忽略了，元老院与执政官似乎处于一种和谐的决策氛围中，罗马的整个行动显得似乎整齐划一，与这个框架高度契合，甚至略有机械。事实上，决策中的这种互相信任是否如此和谐值得怀疑，因为罗马的政治并非是元老院与执政官们两个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包括元老院在内，罗马的政治建立在许多贵族家族的基础上，贵族之间的利益纠葛对于元老院的政策颁布起到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利益纠葛和家族的影响力，可以从执政官的选举中管窥一二，这一点也只能在李维的记述看到，而在波利比乌斯的著述中被隐去了。莫米利亚诺对此也有所批评：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政治的记述中缺乏冲突。
对李维和波利比乌斯的过度依赖成为了艾克斯坦因整个论证的最大弱点。他对波利比乌斯以及基于前者的李维材料的使用往往缺乏足够的批判性，基本上按照波利比乌斯的论述进行写作。波利比乌斯的材料本身既是一个逻辑自洽、具有一致性的作品，因此能够与上述的理论框架完美契合，但是当艾克斯坦因试图运用波利比乌斯的论述框架去解释历史现象时，由理论工具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导致的弊端就出现了，使艾克斯坦因的历史研究具有了自证的性质，简化了历史现实中的纷繁与复杂。
但是，上述缺陷都不足以抵消阿瑟·艾克斯坦因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作为第一位结合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学研究的古典学者，他并非仅是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既有的问题，也并非暗示后来者可以结合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而是启发我们对过程和整体的关注，提醒我们要注意一系列被现代研究者忽视的古代世界的特征，比如缺少规范性权威、战争的普遍性、信息交流的限制，更提醒我们要避免以一种回溯的方式重构古代历史，避免一种后见之明。
艾克斯坦因的影响也可以从另一点看出，2012年保罗·布尔顿（Paul Burton）出版了其专著《友谊与帝国：罗马共和国中期的外交与帝国主义（353—146 B.C.）》（Friendship and Empire: Roman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Republic (353-146 BC)），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希腊化和罗马史，其参考文献中，艾克斯坦因的论著共计22篇，为所有学者引用之最，由此亦可见艾克斯坦因的影响力。
保罗·布尔顿 著
《友谊与帝国：罗马共和国中期的外交与帝国主义》
（注释从略）
复旦西方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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