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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定风波》在央视纪录频道完美收官，这部纪录片以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体现了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突出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业绩，也展示了他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领域的卓越建树。
微博上，#纪录片定风波#话题总览超7500万，让无数“东坡粉”欣喜的是，这位千古名家，抒其天下之志，品其诗与远方，通过纪录片的形式生动地来到人们眼前。有网友说：前有《长安三万里》，后有《定风波》，这个暑期妥妥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的风潮。我们不禁感慨，千年前的词圣苏东坡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让今人也为之共情。先从两个月前一次全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说起。那个大赛的题目叫《诗与路》，实在是一个好题目。在看中学生组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好像大部分的作文都是写古代诗人的，其中写苏东坡的大概占了一半以上，其他则有写李白、写陆游、写李清照等诗人的。如果《长安三万里》早个半年上映，会不会写李白的“诗与路”就暴增呢？其实，我们是应该更多地写写自己的“诗与路”，在没有诗的地方发现诗，在没有路的地方探寻路，但是说说容易做做难，苏东坡等前人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所以多写他们也是顺理成章的。就拿杭州来说，很难设想，杭州西湖如果没有白居易和苏东坡做官时的事迹，如果后来没有那么多或真或幻的传奇，那西湖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湖泊；如果没有“最忆是杭州”和“若把西湖比西子”这样属于白居易和苏东坡的千古绝唱，西湖在世界的传播就一定会逊色不少。是的，江山还要才人捧，如果说千古西湖是一部交响大合唱，那参与西湖大合唱的不仅仅是文人墨客，还有仁人志士的壮怀激烈，有百姓大众的劳作辛苦，而作为代表先进文化的诗人们，千百年来既有对湖光山色的咏怀，又有对家国情怀的抒发，更有骊歌怀古的悲怆和惆怅。当我们历数杭州西湖的名人事略时，可以发现每个杰出的人都留下了独特的声音，但这同时又是一部多声部的交响。因为大概从白居易开始，在杭州任地方官且留下良好口碑的一般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他们做出了实绩，或是兴修水利方面的，或是文化建设方面的；另一点就是他们为杭州留下了优秀的诗篇，在为杭州和西湖的传播方面作出独一无二的贡献。如果从以上的标准来看，白居易和苏东坡无疑是排名前两位的。如果说白居易是定调定位大师，那苏东坡比起白居易来似乎更有特点，这正如白堤之外又有苏堤，而且从史料看，苏堤跟这位姓苏的杭州地方官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苏东坡找到了一绝佳的比喻句：“若把西湖比西子”，这等于把美的个性和共性的通道给打通了。西湖美吧，但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难以言述，同样的，西施美吧，但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同样是难以言述。那苏东坡的高明就在于一语道破“美”机，从此一年四季无论什么天气，西湖都是美的，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西湖也还是这样的。我们一直遵循着苏东坡对美的那种眼光，正如我们到今天还喜欢民间的东坡肉，无论少男少女还是所谓“油腻”的中年男。纪录片《定风波》 图源：央视纪录
苏东坡，本名苏轼，字子瞻，公元1036年12月19日（按公历计算是1037年1月8日），苏东坡诞生在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世家，据说他是7岁之前生活在眉县的。苏轼是在46岁以后自号东坡，那是他谪居黄州（湖北黄冈）以后，生活很清贫，他的好友马正卿知道后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以供苏东坡进行开垦来增加一些收入，由于这块荒地是在郡城旧营的东面，因此苏东坡将它取名为“东坡”，同时也给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苏东坡与父亲、弟弟，号称“三苏”，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美谈。苏东坡身上的美谈特别丰富，因为他体现了人性的多姿和美好，他是那个时代的全能文人，诗文书画皆是超一流的。在文章方面他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更是既豪放又婉约，是一代诗宗；书法和绘画也堪称大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还是一个懂生活会生活的人，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懂得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是一名暖男，但他在政治上颇为不得志，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他曾先后两次到杭州做官。第一次到杭州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任通判，时年苏东坡36岁。当时来杭的原因带有一点“避难”的性质。因为众所周知，公元1069年，神宗皇帝起用王安石，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但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公开反对，于是便遭到一些变法人士的诬告和陷害。当时苏东坡身处困境，意欲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于是在公元1071年通判杭州。这个“通判”的职务相当于是太守的助理，即市长助理或最多相当于副市长的职务，他在任期的三年里除了协助太守修治六井、组织捕蝗、赈济灾民以外，作为并不是很大，但是一个诗人的作用他还是发挥了出来，即为杭州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 。可惜的是苏东坡在杭州期间，又犯了“政治错误”，什么“政治错误”呢，那就是用诗来讥弹和妄议新法，这就是言论罪了，因此他不仅再被贬官，还被捕入狱，可见他完全管不住自己的笔，或者说是他太喜欢写诗了。被释放后他再贬至黄州任副团练，后来有人说苏东坡的这个遭遇跟另一位杭州人沈括也有关系，在此就不展开了，但是可以肯定，黄州在北宋时期还是个荒蛮之地。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是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至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任太守。那时他的心情大好，是谓“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但此时的杭州却在遭难，因为“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这个时候他作为主政一地的长官，便立即采取各种赈灾措施。他大胆上表朝廷，请求豁免杭州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复得赐度僧牒百”，并以此易米救饥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政府给出家的和尚道士发有“执照”，这个执照就叫“度牒”，拿它是可以换钱的。他当时就是靠朝廷给的“度牒”卖了1.7万贯钱，他用这些钱再加上救灾的钱，就可征作民工开浚西湖了。好在朝廷当时一一应允他的上奏，谁料想大旱之后在秋天又遇大雨大涝，所以他除了赈灾之外又再一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减免上供米一半，因为大涝之后必有大灾，所以他是未雨绸缪，包括又向朝廷多乞度牒，朝廷一一准奏，这说明那个阶段当政者对他颇为信任和欣赏。苏东坡在杭州最为主要的政绩就是治理西湖和修筑长堤。苏东坡在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淤塞的面积就已占了百分之二三十。十五年以后，当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重游西湖的时候，发现西湖淤塞荒芜的面积已占了一半。他想，如果再过二十年，西湖必将全部被淤塞。经过调查踏勘，苏东坡决心整治西湖。于是，他向哲宗皇帝呈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议。在奏议中他首先指出西湖的严重形势。其次他从养鱼、蓄水、灌溉、助航、酿酒等五个方面来指出西湖的重要性。除第一点“西湖是放生池”的官样文章之外，其他都是实实在在关乎民生的。比如“蓄水”既是跟老百姓饮水有关，因为城内有井，引湖水入井就是要便于百姓饮用；“灌溉”是放水一寸，即可灌河两岸良田1500亩；“助航”是城内有盐河，源自西湖之水；“酿酒”是当时用西湖水做酒的，且质好味醇，这一点跟绍兴鉴湖颇为相似，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此前就是造酒的地方。其实这五个方面就是西湖当时存在的意义所在。在后来得到哲宗皇帝的准奏得到了一笔经费以后，苏东坡开始动工疏浚西湖。没想到一开工就出了个问题，那就是西湖当时的葑田面积很大，被挖出的淤泥将放在哪里呢？如果把它堆在岸上的话，既费工又费时，后来苏东坡考虑到西湖的南面距离北面有三十里，对人们的来往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将湖底的淤泥和葑草筑一条跨越西湖南北的长堤，这样，既可以去掉淤泥，又能便于交通。这条堤实际上是将西湖一分为二，西边为“里湖”，东边为“外湖”，堤上造六桥，夹道种植桃柳和芙蓉，由此让西湖更加诗情画意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西湖的淤塞，苏东坡又立小塔三五所，规定在石塔以内的水面，不准种植菱茭。这些小石塔，也是后来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最早的来源，只是说现在的石塔并非宋时的原物。在治理西湖的同时，苏东坡对城中六井也进行了疏浚，这是解决居民饮水问题的大事，从李泌到白居易再到苏东坡，几百年来的杭州官员都在解决这个问题，谁解决得好，历史就会记住他。
元祐六年，苏东坡的继任知州来到杭州，便在那堤上题了“苏公堤”碑，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就把这条长堤称为“苏堤”，后来又有“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一。苏堤和白堤以及后来的杨公堤等在今天都成为杭州著名的景区。苏东坡对于杭州和西湖的贡献，在当年是他为民做下的实绩，而对后世而言，他不仅留下了物质遗产，更重要的是文化遗产。这是后来西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苏东坡十分喜爱西湖，公务之余，他的足迹遍及西湖及周边的群山，他尤喜访高僧，跟他们汲泉煮茶，包括他跟辨才、佛印、海月以及道潜都互有唱和，留下了美好的诗篇。道潜又名参寥子，浙江于潜人，有一天他路过临平，时值初夏便作诗一首：这诗当然是好诗，这一点苏东坡和我们今天的读者是高度一致的，比我们幸运的是他认为这首诗好，就会去拜访作者，此后两人遂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虽然一人在做官，一人在出家，但这不妨碍他们谈诗论艺，品茗说禅，因为这两个人以及当时的这样一批人，代表了精神上的贵族。后来特别是他又被贬黄州后，在梦中都在跟道潜论诗，其中就有一句为“寒食清明都过后，石泉槐火一时新”，这完全是西湖龙井茶的形象广告。他的弟弟曾说他在杭州时“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综观苏东坡与杭州的关系，他不仅治理西湖有功，更是推广杭州的功臣，他自称在杭州的五年间写了一千首诗，其中有名的诗就不在少数，比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之一：这首诗中的踌躇满志已经溢于言表，苏东坡自己对这一笔也颇为得意，后来他在颍州（安徽阜阳）疏浚当地的西湖时还写下这样的诗句：从他的诗和此后的传说来看，在他三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两次共五年在杭州的生活，应该是他最为得意的时候，于公于私、于诗于文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写出了千古绝唱《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的此诗一出，西湖便有了西子湖的美名，不仅仅是名，更是点出了此湖的文化气质和内外兼具的美。在今天的杭州，游西湖离不开苏东坡，喝龙井茶也会说到苏东坡，就是吃那种大块的红烧肉也会谈起他的烹调术，就是杭州人最喜欢吃的竹笋，有时也会说到“不可一日居无竹”，即使走在杭州的街上，那“东坡路”“学士路”也都是因他而得名的。所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杭州曾有这样一位市长，真是杭州千年来修得的福气。今天的时代造高楼易，造文化难，要修复文脉更是难上加难，而要出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也已经很难了，怪不得郁达夫当年也会有这样的感慨：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人文化昌盛的时期，涌现出一批诗词名家，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柳永、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是诗词发展中的传奇人物，而苏东坡为何别有魅力？可以说，苏东坡确是一位忧国忧民、才华横溢又颇有生活雅趣的生动的人物。纪录片《定风波》能引起广泛关注，或许正是这种生动人物的再现与今人实现了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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