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来临
一
90年代，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单位搞工会工作。她曾对我说过：搞工会我啥都不怕，就怕到火葬场去送别死人。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生与死不过就是一步之遥，人生也就看淡了，去一次看淡一次。
那时候，我还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无法想象出她所描述的景象。
2003年春天，父亲突发心肌梗死，住进医院三天，就撒手人寰了。我这才意识到，死亡可以随时降临，带走你宝贵的一切。那天，阳光明媚，无常竟然选择这样一个父亲最喜爱的春日来索走他的生命！
直到下午两点以前，我都没有意识到父亲竟要去了。那是他住进医院的第三天，早晨他发生了第二次心梗，医生告诉我们，救治父亲的唯一希望就是使用溶栓。那是1989年胡耀邦曾经使用过的药，只是这药很贵，需要自费。和父亲的生命相比，钱算什么！为了挽救父亲，我们同意了医生的建议。但溶栓有可能打通心机梗塞，也有可能引起大面积的毛细血管出血，前者可能让父亲站起来，后者则无可救治。我守在床前，望着父亲虚弱的面庞，看着那些液体进入他的身体，我充满了希望，觉得心梗并不可怕，就觉得他一定会好起来。于是我起身给他换汗巾，洗衣服，望着照进窗口的阳光，我甚至盼望那刚洗了的汗衫能早一点晾干，好给父亲换上。
一点过，看到父亲的状况稍好一些，我们姊妹给他说，医生给他用的是最好的药，他一定会好起来。我们劝他吃一点东西，增加身体的抵抗力，父亲最后一次表现出他性格中顽强的一面，答应喝牛奶。也许他那时候已经很难受了，只是我们无法体会。我看到父亲答应吃东西，觉得那溶栓有了效果，心里再一次燃起希望。谁知一杯牛奶才喝到一半，父亲就发生了喷射状的呕吐，然后开始大口喘气。两点过，医生带着护士来测心电图，那图像已经一片乱象，血压也量不上，两个护士面面相觑。那一瞬间，我的心一片冰凉，脑袋嗡嗡作响。我望着医生，他解释说，输了溶栓就是这样，病人的循环会降低。这时候父亲喃喃自语，说冷，我们又给他加盖了一床被子。医生说要在大腿根那里找动脉注射药物，揭开被子的一瞬间，我意识到死神已经来临了！难怪父亲冷，他的身体到处是淤血斑，甚至耳朵上也有了紫色的淤斑。我明白，医生说的那种最可怕的后果已经出现了。我感到心脏在收缩，天旋地转。但是我必须咬紧牙关挺住，我不能让安着心脏起搏器的母亲看到这一幕，必须把她送回家去。
姊妹们哄着劝着，好歹说服了母亲跟我回家。我走时，医生正在抢救，我握住父亲的手，手是冰凉的。那时候，他的意识已经模糊了，陷入昏迷状态。我依然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告诉他，我要送母亲回家去，叫他一定要挺住。父亲的身体上下插着各种管子，胸口剧烈地起伏，艰难地呼吸着，已经不能应答我的话了，这是我和他告别的最后一眼。这惨痛的景像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至今仍在眼前。回到家中，我好容易安抚好母亲，抱着一线希望，又汗流浃背地赶到医院。儿子站在大厅里等我，他叫了一声“妈妈”，就紧紧地抱住了我。刹那间，天崩地塌，我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爸爸！”
再见到父亲，他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了喘息，没有了挣扎，再也不能回应我悲痛欲绝的呼喊了！
其实，还在量血压的时候，医生就知道死亡已经来临，可是他们不说，或许是为了安抚家属，或许是为了人道主义，依然按部就班地对父亲实施抢救。如今，我还能感受到父亲临终时巨大的痛苦，我们和医生一起，非常残忍地折磨了他。给他虚弱的身体盖上一层又一层的被子，插上这样那样的管子，哪里想到过他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只是为了满足苟活者良心的安稳，为了心中那点微茫的希望，我们没能让父亲平静安详地离开。想起这些，至今我还深感内疚。
接下来的痛苦情景是无法回忆了……
每年清明，望着墓碑上的照片，父亲慈祥而灿烂的笑容又映照于心，仿佛他依然在我们身边，听我们姊妹议论家长里短、奇闻轶事。父亲名牌大学毕业，命运弄人，教了一辈子小学。面对坎坷，他一生乐观，笑对生活。如今，他依旧在照片上微笑着，可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再也听不到他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教诲了！这才明白：人死不能复生，父亲只能在照片里微笑了，唯一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不久就在城里买了房，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同住。
二
人生苦短，人人都明白。说起死亡，总觉得好像是别人家的不幸，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然而这不幸。却常常不期而至。
父亲走的那年秋天，母亲有天回任家坝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告诉我一个消息：邻居周老师检查出了胰腺癌。我的脑海里即刻闪过了周老师的面貌，周老师个子不高，肤色偏黑，身材敦敦实实，举止儒雅而不失浪漫。一个那么热爱生活的人，难道就要离开了么？
七十年代我们家住任家坝小学前院，正对着校门，他们家住后院；我们家四姊妹，他们家五朵金花，年纪相仿，于是两家孩子常在一起玩耍。周老师那时候在乐山师范校教书，早出晚归，我们与他极少有交集，只因一个情景，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每天晚饭后，周老师会准时出现在前院的花园前，待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周老师立即昂起头，抖擞起精神，拖长着声音喊道：“妈妈，快一点嘛，我等了你好久咯！”同时伸出他的臂弯。这时候，他的妻子葛老师便踩着高跟鞋袅袅婷婷地走过来了，小心步下大殿前的台阶，冲着周老师莞儿一笑，就挽起他的手臂，小鸟般依偎着，夫妻俩这才走出校门散步。每逢假期，这一幕几乎天天上演，既浪漫又温馨，叫人好生羡慕。
父亲走后，他们夫妻前来看望母亲，我记得周老师劝慰母亲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身体是最要紧的，你要坚强，不要气坏了身子。临走了，又自信满满地对母亲说：我比老何略小两岁，现在感觉身体特棒，一点也没有老的感觉。没有想到，说这话才时隔半年，周老师就查出了癌症，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周老师育有五女，个个开朗活泼，工作稳定，孝顺父母。父亲突患癌症，对于葛老师和五姐妹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六个女人几乎天天陪伴着他，看医生、查资料、买最好的药，期盼着奇迹出现。尽管如此，癌细胞还是不可逆转地发展壮大着，一天天地吞噬着周老师的健康，残害着他的身体。过了几个月，听母亲说，周老师的四女儿在大渡河边给夫妻俩买了江景房，赶紧装修好了，一定要让她父亲住进去，享受享受。对待癌症病人，医院最后的手段就是对家属说，把他接回家，好好将养吧，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这话等于说，这人已经没治了，回去等死吧。葛老师和女儿们可不这样想，人活的是精神，把周老师接回家去，住在宽敞亮堂的新房子里，天天看着三江汇流的美景，听着大渡河的涛声，打开窗户，江风习习，空气清新。加之女儿孙子们每天环绕膝下，周老师每天都能感受到儿孙们的孝敬和爱心，精神愉悦，说不定病就好了呢。
愿望美好，事却总与愿违，周老师还是一天天衰竭下去。银杏飘黄，秋风肆虐的时节，周老师终于走了。母亲去看望葛老师，回来眼睛通红，不断地长吁短叹：周老师他不想死啊，他哪里舍得！原来，葛老师那天感觉老伴情况不好，一早就通知儿孙们赶快回家，待女儿女婿孙子们回来，周老师已经说不出话了。女儿们一个一个来到床前，和他告别。他一个一个地摩挲着女儿的手，在每一个人的手心里轻轻地划着，划着，眼泪从他的眼角不断地流淌出来，濡湿了枕头。所有的离恨别意，所有的情义爱恋，所有对尘世的眷恋，所有对亲情的不舍，都在这无言之中了。同样的抚摸，同样的眼泪，然后是老伴，然后是孙儿，直到他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呼出最后一口气。
母亲讲述的这个细节，让我如同身临其境，过了好多年，这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屈指一算，周老师从查出癌症到去世，刚好一年。
三
母亲有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叫邹永清，一个叫贺龄玺，还有吴老师、陈老师。几个人到了晚年都失去了老伴，于是就常常打打电话，嘘寒问暖。闲暇时光也邀约一起坐坐，讲讲儿女状况，聊聊老同事、老朋友，相互之间都是彼此的精神支柱。母亲没有想到，过了八十岁，自己经常牵挂的朋友，和老伴一样，说走就走了。
好朋友邹永清的离去，给了母亲狠命一击。
邹老师年轻时毕业于成都体院，五十年代初分配到五通桥中学任教，母亲六十年代曾在桥中教书，她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我认识邹老师是在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邹老师、贺老师、卢老师和我母亲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打成了牛鬼蛇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以后，被发配到五通桥104干校劳动，不准回家。104干校原先是五通桥的园艺场，种了许多柑橘和果蔬，母亲她们发配到这里以后，一切听从园艺场的安排，和工人们一起出工干活，接受劳动改造。
那时候，我已经下乡当知青了，周末常常去看望母亲。她们住的屋子就是园艺场原来的牛棚，黄土地面上还遗留着高低不平的牛蹄脚印。墙壁是在原来的牛栏外面围上的竹篱笆，没有窗户，一个竹篱笆门歪斜着，简单地遮挡住与外面的联系。几张床铺紧靠着竹篱笆墙摆放着，中间仅有一个两三平米的空地，安放着一个炉子。几个人收工回到牛棚，只能围着炉子打转转，除了烧水洗脸烫脚，就是围着火炉做针线，聊聊丈夫和儿女。把从山上捡回来的烂橘子挑选一下，加上糖煮了做成罐头，是她们最快乐的事情。等到我们这些子女们上山，她们就拿出自制的罐头来款待，大家一边吃着香甜的橘子一边说着话，四面透风的牛棚就飘荡起阵阵欢声笑语，变得格外温暖。其中最有感染力的，是邹老师那响亮而爽朗的笑声。那时候，她们四十来岁，正值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老的小的都靠着她们的工资养家糊口。她们却有家不能回，工资也被扣发，还要用平素握笔的手扛起锄头，干笨重的体力活。但她们依然笑着聊着，支撑着坚持着，憧憬着未来。
我每次上山，邹老师总是要拉着我讲故事。“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我刚开了一个头，邹老师就忍不住要夸奖我：“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何可的记性多好，几乎能够把书背下来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多去了两三个，邹老师就想方设法给我们惊喜。她偷偷爬上后山，一会儿就悄悄地呼唤我们：“接住啊，柚子来了。”接着，两三个柚子就从坡上滚了下来。我们高兴地分而食之，那酸酸甜甜的味道至今难忘。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73年以后，她们才陆陆续续落实政策，回到学校上课。
虽然经历了一些磨难，邹老师的晚年还是很有福气的。她和丈夫王老师育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因为遭遇文革，工作一般。其余两个都学医，二儿子在加拿大，小儿子四川医科大学毕业，进了乐山市最好的地区医院，做到了主任医师。
邹老师退休后住在五通桥，有时也到乐山来看望小儿子一家。然后，总要到我家来住两三天，和母亲拉拉家常，帮母亲做一些御寒的鞋垫袜子。她一来，屋里屋外到处都有她响铃一样的笑声，母亲和她在一起，也如孩子一般，常常笑得前俯后仰。看见老人们高兴，我和儿子心里也暖暖的，巴不得邹老师常来常往。
渐渐的，邹老师来得少了，母亲倒是常常去看她。母亲说邹老师腿疼，不能行走了，住在大儿子家里。大儿子条件不好，远在加拿大的老二给邹老师寄一些钱回来，邹老师都贴补大儿子了。老三两口子在医院都是顶梁柱，工作很忙；邹老师生病了也不愿给老三增加麻烦，就由大儿媳妇照看着。我这才想起，邹老师前段时间到我们家，每次从沙发上起来，都非常吃力，要用手撑住扶手，才能一点一点地慢慢站起来。后来，邹老师住院了，据说野花蜂蜜可以祛风湿，母亲去医院看她，给她带去一罐。回来后，母亲说：“邹老师不要，说她用不着了。”我劝慰母亲说：“哪里就用不着了？不就是腿痛吗？她儿子是医生，媳妇又是医院的护士长，得天独厚，有人专心医治，有人好好护理，邹老师不久就会站起来的。”听了我的话，母亲将信将疑，但仍然常常发呆，独自念叨着：“邹永清好点没有，好点没有哟。”
谁知还不到半个月，邹老师竟然走了！不久，常常在电话里嘘寒问暖的吴耀珍也没有了音讯，母亲打电话问她女儿，才得知吴老师已患肺癌去世了。短短两个月时间，母亲的老朋友就走了两个，母亲为此沉闷了好久。
四
宋美龄103岁时，记者问到她的生活状况，宋美龄感叹道：年龄大了，朋友们都先我而去，找一个人说话都难。周围的人都比我年轻，和他们说不起话，老友中只有张学良还在人世，却相隔甚远，难以会面，与之通话，他已耳背，听不见了。
人们常说，人过六十，就到了告别的年龄。母亲八十九岁时候，朋友已经很少了。和她一起住牛棚的朋友，只有贺龄玺还在。
贺龄玺富贵人家出身，五通桥有名的德昌园就是她家开的，从小一帆风顺。念中学时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十四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毕业于四川大学。她的丈夫也是川大毕业生，国军少将之后，在川大做学生时就加入了党组织。两人1949年结为伉俪，养育了四个子女。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分别担任了两所高完中的校长，成为五通桥教育界的名人。
由于两人的家庭背景关系，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工作也卓有成效，可他们曾经的地下党员身份却始终不被认可。到了文革，两人都被揪斗，一起关进了牛棚。贺龄玺的丈夫杨孟德本来体质就差，患有肺病，经不住几年的反复批斗折磨，终于在五十岁时英年早逝。
文革结束以后，贺龄玺也退休了。90年代，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妻子病逝，从成都回乡安葬妻子的骨灰，听人说贺老师失伴已经多年，便径直前来求婚。原来中学时代，贺老师就是这位同学倾慕的偶像，一直暗恋着她。贺老师了解原委后，也欣然答应，与之成婚，一同去了成都生活。
过了八十岁，成都的老伴病逝，贺老师又回到了乐山，几个朋友又可以常常聚在一起拉拉家常了。母亲说，贺老师最忧心的就是她的小儿子。当年，她和杨校长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儿女们的学习和生活，又遭遇文革，小儿子的境况一直不如人意。她回乐山安度晚年，要租房住，还得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接济小儿子。
2013年7月，母亲心脏不好，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一星期，医生说缓解了，可以拿一些药回家去调养。周四，我去接母亲。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时，母亲说：“贺老师病了，就住在内二病房，好像情况不太好，我们去看看她吧。”
贺老师的病房里有两张床，只有她一人住，她的大女儿杨应农陪伴着她。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吸着氧气，躺在床上迷糊着，杨应农一边招呼我和母亲，一边说：“妈妈，李老师来看你了。”母亲赶忙走到床边，拉起贺龄玺的手来问道：“你这是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听到母亲的声音，贺龄玺睁开了眼睛，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可总是坐不起来。母亲按住她说：“你躺着别动，我们就这样说话。”母亲坐到了床沿上，依然拉着她的手。贺龄玺躺在床上，很虚弱的样子，白色的被单衬着她的脸，异常苍白。她眼里噙着泪，挣扎着伸出另外一只手来，用两只手握住母亲。这才说：“李碧芬吔，我已经住院好久咯，今天早晨医生告诉我，我得的是胆管癌，已经晚期，没有救了。现在的政策是要将病情告知病人，让病人明明白白地走，他们以前瞒着我，如果医生不说，我真是到死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病呢。”
尽管我和母亲早有心理准备，一听这话，还是大吃一惊，全身发冷。母亲悄悄拭去眼角的泪花，一边轻轻抚摸着她的手，一边柔声地宽慰她：“贺老师，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有那么多的好药，哪里就死了呢。”听母亲这一说，贺龄玺也强作欢颜：“是啊，哪能说死就死了？我们在干校的时候那么苦，还不是都过来了吗！”于是，两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这样，一个躺着，一个坐在床沿上，手拉着手，聊着她们的过往，累了，贺龄玺就闭上眼，休息一会儿，两人接着又聊。
中午，贺龄玺的大女婿送来午饭，告诉我们，那是用各种营养熬成的流质，要用管子鼻饲到她母亲的胃里。眼看着午饭快凉了，母亲就催着贺龄玺：
“你先吃饭吧，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贺龄玺心里明白，这一去便是生离死别，她招呼女婿过来扶起自己，双手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最后摇了摇：“李老师，我们两朋友就此别过。永别了，你好好保重！”
母亲转过身拭去眼泪，强忍着悲痛笑着说：“贺老师，你安心养病，我下星期一定来看你。”
回去才三天，周一就接到杨应农的电话，贺老师走了。八十九岁的母亲再也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放下电话，她不再说话，只是躺在床上流泪。过了许久，才叫我去参加追悼会，一再叮咛我不要迟到了，一定要赶礼。母亲的心意我明白，她要郑重地送老朋友最后一程。
自父亲走后，我这是第三次去火葬场，四面青山依旧，只是来来往往的人不同。追悼会布置在告别大厅里，贺老师的巨幅肖像挂在正中。她穿了一件水红色的唐装，做工精致，有绣花和镶边，淡淡地描了眉，涂了口红，云鬓轻挽，她高雅地微笑着，眼看着从四面八方赶来和她告别的人们。人生在世，似乎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过日子，没有特殊事情，熟人也难得见上一面。贺家是大家，亲戚朋友们好容易聚在一起，三三两两地叙着旧，大厅里显得很热闹。此情此景，真应了陶潜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
贺老师比她的丈夫多活了四十年，尘世间的纷纷扰扰，还有什么不知晓的？她的遗像就那么高雅的笑着，俯视着追悼会场，她要留给这个世界一个永远的美丽。
追悼会由她的小儿子主持，悼词饱含深情，回顾了贺龄玺跌宕起伏的人生，追忆了她对儿女的拳拳爱心，赞扬了她对五通桥教育的贡献。念悼词时小儿子几度哽咽，也许她听到了吧，我看见她在墙上，始终矜持地微笑着。
五、
2013年11月13日，是母亲生命的最后定格。前几日，母亲从医院出来，到我家住了一宿。以前母亲出院回家，身体状况都会改善许多。这次不同，我感觉她很虚弱，几乎没有食欲，我特意给她做的饭菜，她只是动动筷子而已。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她就叫大弟何昱接她回去了。这天特别寒冷，我记挂着她，一早就到任家坝去了。一路上想着，见了母亲，一定要劝她还是到医院去。这一年母亲身体每况愈下，大不如昨年，她执意要回任家坝老房子去住，我们只好顺着她。父亲去世以后，何昱一直住在这里，所以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和何昱住在一起的。
只是她终于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让小弟何定的爱人元隆来照顾她。我回到老房子，妹妹何平也来了。元隆正在用毛巾给母亲热敷她的左手臂，母亲说左手冷、麻，抬不起来，元隆就烧了一壶水，端来脸盆给她热敷。那时候，我们竟然不知道，左手臂疼痛，是典型的心脏出了问题的征兆。只是问她：暖和没有，好些了吗？我提出去医院，母亲不去，她说感觉好多了。看起来她好像有些精神了，我就以为她真的好些了。何昱不在家，没有车，天又冷，扶着她出去打车又怕她感冒，于是我没再坚持。
午饭时，我给母亲熬了一碗菜稀饭，她只喝了两勺，就吃不下了，我心里掠过一丝恐惧，又不敢多想。母亲催促我们回去，说她想睡一会儿，临走，嘱咐我明天一定要去成都开同学会，不要记挂她，安心和同学一起多耍几天。又说：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坐三轮车过桥去，到建行把钱取了。看她的精神如好人一般，我多少放心了一些，但仍然叮嘱元隆，明天叫何昱一定送母亲去医院。
傍晚6点过，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是何昱打来的，何昱在电话那头高声吼道：“老妈走了！”听到这响雷似的声音，我眼前一黑，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儿子过来扶起我，我这才声嘶力竭地叫出声来。我浑身无力，心彷佛被掏空了似的。那一刻，我的感觉是，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父母在，人生尚有来路；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再去任家坝，母亲已经和我阴阳两隔。母亲是在睡梦中离去的，她躺在那里，身体尚有余温，嘴唇张开着，她最后想说什么，已经永远不知道了。我握着她逐渐冰凉的手，什么都不能想，又什么都在想。
母亲一生，历经坎坷，直到晚年，才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她每次回到家乡，走进鹤鸣乡的那条山冲，便有人一路飞跑进去，高声喊道：“三姨回来了！三姨回来了！”母亲是这条山冲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几十年后才有了第二个。她的姐姐弟弟们，一辈子务农，只有她从乡村进入了城市，这在城乡差别巨大的年代，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经历，而她的个人奋斗历程，也让她的家族一直以来引以为荣。
母亲的晚年也是充实的。她退休后，先是到其他中学代课，后来又参加乐山史志办的修史编志工作，直到66岁才真正退休。67岁加入老年大学书画班学习绘画，她的写意梅花，深得同行好评，画意古朴，有凛然风骨。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母亲的一生，那就是“生儿养女，是贤妻良母；教书育人，如雨露甘霖”。
我把这幅挽联写在母亲的灵堂两侧，我安慰自己，母亲去了天堂，和父亲相聚去了。早早迟迟，我们也会有这么一天。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话题，也是一部常读常新的教科书。区别只在于，我们读懂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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