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为什么看得很准？
今天看疫情通报，截至2月21日16点，新冠肺炎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5571例，疑似病例5206例，累计死亡病例2239例，治愈18380例。
这些天来，宅在家中不能出门，看多了不断上升的数字，已经有点悲催，也近乎有点麻木。但还是感到惊讶。我不敢说惊恐，怕别人讥笑我懦弱。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死再多的人他也坚不可摧，只要不死到自己头上，他们就会永远高呼××必胜。
这次的新冠病毒，专家们说也是由野生动物传播的，所以将上面一组数据跟17年前的非典比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根据原卫生部关于非典的最后一次报告，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的那场非典，确诊病例数为5327例，死亡349人。
这么一看，非典简直有点小儿科了。还记得当年非典发生时，我在攀枝花，是通过电视了解非典疫情的，与北京、广州距离上感觉非常遥远；整个城市一切如常，工作、生活、机关、学校、交通完全不受影响。也不像现在这样，封城、封道，路上人烟稀少，出门要口罩蒙面，如赴战场，对面来人，彼此也都主动绕行，深怕对方携带病毒。
于是不免要想起一个叫管轶的人来了。
这个人在圈内是很出名的微生物学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禽流感病毒研究方面的国际权威之一，在世界病毒学研究和新发传染病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对揭示SARS病原体的真正来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为低调，经历过非典的中国人，很多人对他其实并不了解。
不过这没关系，只要我们能辨别真话假话就行。然而人类的悲剧就在于，喜欢听假话、大话，反感真话、实话，甚至压制打击真话实话。
偏偏这个管轶，和许多专家大不一样，不但具有真知灼见，而且说话口无遮拦，有一说一，不会看脸色行事。
大家应该还记得他1月23日，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管轶说：“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这话搁在当时，许多人都觉得管轶危言耸听。然而时间才仅仅过了29天，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非典的14倍，不幸死亡的人数则是非典的6倍多。考虑到疫情拐点尚未到来，而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管轶的“10倍起跳”，显然并不夸大，而且还相对保守。
其实，管轶也犯过错误，就在他下此结论的前几天，也就是2020年1月15日，管轶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武汉的新冠肺炎“可防可控”。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管轶和大家一样，相信了官方公布的数据。他甚至还表扬了武汉政府，认为他们面对此次疫情的快速反应和公开通知，是很明显的进步。
那么，从1月3日通报疫情到1月15日，这段时间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管轶等一批专家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这是因为，冠状病毒最长潜伏期是15天，而自1月3日后，内地无新增传染病例，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而且公布的消息是，病患症状不重，即使有人传人，也非常有限。而且传染源是清楚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正是有关方面公布的这些信息：零病例、零医护人员感染、零新增案例，让远在香港的管轶，和一众内地专家，以及广大民众，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甚至有知名自媒体发文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10天就被破解了基因序列，患者全部救治结束出院，武汉牛逼。”
直到1月18日，才通报了4例新增确诊病例。甚至1月19日，百步亭还照常举办“万家宴”。
钟南山是在1月20日，才通过央视，确认新冠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而且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
管轶之所以在1月21日亲自赶到武汉，就是已经知道了武汉的瞒报，被气得直打哆嗦。
这次去武汉，没有任何人邀请，管轶是自愿前往武汉的，他要去采集样本溯源。但很不幸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反而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最重要的一点，管轶自己说出来了：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关闭，进行了消毒洗地，“犯罪现场”没了，到哪儿搜集证据呢？
管轶真正想批评的是，政府在清理封锁海鲜市场前，疾控中心人员为什么没有提前保存好野生动物样本？换言之，无论管轶还是地方机构，手上都没有动物样本了，只能推测是某些蝙蝠携带的病毒，比如中华菊头蝠。
如果能像非典那样，确定了直接传染源就是果子狸，然后迅速隔绝和扑杀，就能防止二次传播的危险，否则传染源会一直存在。所以，管轶作为微生物学专家，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主动去了武汉，就是想在第一时间搜集到样本。然而事与愿违，已经采集不到任何动物样本，只能无功而返。
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他实地走访，看见的是对病毒的掉以轻心，武汉依然还沉浸在欢乐祥和之中，没人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21日晚举办的春节团拜会，演员们感冒鼻塞，仍不忘带病坚持演出。管轶1月22日通过机场安检时，看到负责安检的小姑娘只戴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这还是她自己准备的，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是不让戴的。
管轶以他职业的敏感和专业的判断，已经能够确定武汉防护已经失控。出于良知，他不能掩盖真相，以假话骗人。他必须讲出真话，警示世人。所以他告诉财新网记者说：武汉新冠病毒感染的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这一点让管轶不幸言中。
原本，我们可以早预防早治疗早控制，在更早的时段阻击这场瘟疫。且不说我们曾经经历过非典，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预警机制，也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医疗资源和国力财力，也比17年前有了飞跃进步。
然而，原本可以防患于初始的疫情，我们竟然没有做到有效控制！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2003年夏天那场非典过去之后，到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又发现了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需不需要上报，当时是有过犹豫的，但几经考虑，想到SARS如果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是大事，还是必须报告！
这件事最终惊动了上层。2004年1月3日凌晨1点半，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王智琼打电话给管轶：“教授，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我们都看了。”
管轶立即带领团队到了广州，钟南山、广东省科技厅和CDC的人都在。虽然2003年12月24日出现了一例新发病人，但广东省CDC还没从标本中分离出病毒。于是管轶提议，将标本送到香港检测。很快，病毒的基因序列结果出来了，新发病人的病毒，和管轶在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大家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到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
清剿行动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行动结束后，就再也没有了非典案例。
这证明清剿行动再次起了关键作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管轶作为吹哨人，让国内成功避免了2004年SARS病毒的再次爆发，功不可没。而这段秘辛，一直以来都很少人知道。
两相对比，只想说一句，如果这次的武汉肺炎，一旦听到吹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将病毒尽快封堵杀灭，它还会像现在这样肆虐吗？那许许多多的生命，还能令人心痛万分地随风而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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