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曾经资不抵债今要东山再起

从风光无限到资不抵债，今要东山再起

乡村供销社的前世故事

文/徐敏

前段新冠疫情期间，网上曾风传要重新启动供销合作社，许多人都在担心，是不是又要退回到从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凡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对供销社都有深刻记忆。尤其在农村，虽然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可以生产自己的口粮、蔬菜，但生产资料所需的农具、化肥，生活必需的油盐酱醋茶、布匹、针织品、棉花，儿童读书的文具、图书等等，都必须通过供销社这个唯一供货渠道，才能获得供给。

当时的供销社，上面的主管是商业局，下面的“脚”是“代销点”。处于中间环节的公社都有一个配套的供销社，它的职能定位是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日用商品的统销，几乎全方位地控制了农村的商业领域。

通常，供销社管辖的部门，有饭店、书店、生产资料门市部、百货综合商店和农副产品收购站。当年，能在这些部门工作，是非常令人艳羡的一份职业，因为几乎所有的物资都要计划，也就几乎人人都会有求于它。我们大队有个知青，刚落户就分到幼儿园担任老师，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她母亲是乡场上供销社的。

在凭票供应的年代，供销社是最红火的单位，它统管着农村所有的计划物资。

那是一个票证盛行的时代。布票、粮票、烟票、糖果票、酒票……总之几乎无一不票。印象中，好像只有盐巴、酱油、醋一类的少量商品，才不要票证。但发放票证的对象是城镇居民，农村是不兴票证的。

我1970年代在乡下当知青时，每个大队都办起了代销点，作为供销社最底层的分支，直接承担着商品的销售。一般农民都习惯称代销点为“大队商店”，它就办在家门口，不分场期，天天营业，非常方便。又因为大队掌握着每个家庭的人口状况，有详细的花名册，凡是计划物资，只消照花名册按人头供应，也就省了发放票证的环节。

只有两种票证，布票和棉花票，是城乡通用的。布票每人每年一丈五尺，棉花每年每人一斤。在这一点上，没有搞城乡差别。但其它票证，就带有很明显的城乡色彩了。比如糖果票，乡下人是干脆就没有的。你想吃上海的冠生园、大白兔，糖果公司生产的沙琪玛、米花糖，门都没有，大队商店也不供应。酒票、烟票，乡下人也没有，但大队商店可以买到香烟，不过都是些劣质烟，像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1角3分钱一包的春耕。而城市居民的烟票，是可以买到牡丹、大前门一类高档香烟的。酒也一样，城市居民的酒票，可以购买绵竹大曲、泸州老窖，而大队商店按计划供应的酒，却只有劣质的红苕酒，甚至芭蕉酒。这种酒我喝过，很烧喉咙。但喜欢喝酒的农民，就只能喝这个了。

从这些待遇等级的差别可以看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是要低一等的。这就是为何下乡插队的知青，没有谁愿意扎根农村的道理。

这种待遇上的差别，并不仅仅局限于日常副食品供应。更高级一些的工业品，比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是要凭专门的购买券供应的。而且就连城市，也不是像糖果票、烟票、酒票一样按人头发放的，它们的分配，通常都要经过很复杂的形式，分派给单位，再由单位领导根据关系的亲疏，将购物券发到个人手中。

这种分配方式，农民是没有份的，大队商店也从不经销这些工业品。场上的供销社，物品比大队商店丰富，种类也多。需要计划供应的，像副食品这些东西，它都下放给大队去卖。但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样的商品，供销社也不供应。印象中，自行车是五金公司经销的，手表、缝纫机是百货公司出售的。我说的是乐山的情况，别的地方是否如此，相信大体也差不多吧。

我在乡下时买过一辆永久牌的加重自行车，但不是从供销社买的。我是找公社医院的刘医生要的一张自行车票。他姑娘在县蔬菜公司上班，刚好分到一张购物券，就让给我了。

但即便如此，供销社作为主管乡村物资供应的唯一组织，在物品匮乏，许多东西需要凭计划购买和限量供应的情况下，绝对是令许多人羡慕的职业。1970年代，有个知青招入县供销社上班，接到通知那天，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感觉是得到了天下最好的工作。

他当时的月工资是36元，每月10元用于吃饭。供销社有自己的食堂。很快他便发现，因为有收购点的关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收购来的肉蛋之类的食品，以收购价卖给食堂，所以伙食尽管开得相当不错，伙食费却不高。他自己也说，“这实际上等于截留了农民上交给国家的物品，属于多吃多占了”。

今天的有些人，说起过去的时代，总感觉公平廉洁。其实大谬不然。

前段时间读一本《袁妈妈的记忆》，书中回忆1958—1960年代三年饥荒的事情，讲到一个与供销社有关的故事。

1959年，袁女士生下孩子，孩子8个月大时，面临断奶。当时婴儿每月白糖计划只有1.5斤，缺奶吃的孩子，用副食喂养，糖放少了孩子不吃，放多了又不够，弄得孩子常常“不吃干叫唤”。后来找到熟人刘淑英，是从井研百货公司调到眉山的，在大北街粮食局对门供销社门市工作。刘淑英人很豪爽，袁女士刚一提说请她帮忙，她便说：“白糖不成问题，钱我要照收，每月多供应两斤，加上计划3.5斤，够了。”刘淑英只有一个要求，她结婚好几年了，想生一个，就是怀不上。因为自己没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她叮咛袁女士母亲说：“袁婆婆你要记住，你每次来买白糖，必须把勇娃儿、强娃儿带来，我要好好地抱一抱逗一逗。多供应两斤白糖，算什么呀！白糖一生都吃不完，100斤白糖最后卖到110斤，受潮就涨起来了。”

像这样的潜规则，当事人不说，有谁知道？许多人深受蒙蔽，总认为毛时代觉悟高，不作假，不走后门。其实物资匮乏的年代，哪来的廉洁奉公、公平公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乃古今通义。只有物资丰富的时代，实行商业法规的社会，才能实现基本的公平公正。

我也有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1976年，我在公社医院参加计划生育手术。带队的是公社医院的刘医生，其余三个队员，包括我，都是从大队抽调上来的赤脚医生。有天上午做了三台手术，很顺利，大家都格外高兴。下午无事，刘医生就告诉我说，拿个瓶子去打点酒来，咱们庆贺庆贺。我问刘医生要酒票，刘医生说，要啥酒票，你去供销社找老丁，就说我要喝酒，酒票暂时欠着。我拎着瓶子找到老丁，老丁说，这个刘兆明，他都欠我好多斤酒票了。但还是给灌了半瓶。我说，这么多，我可只有二两的钱。老丁说，你别管，到时我会找他结帐。叫他别忘了我托他的事。从供销社出来，我又去供销社小食店买了半斤卤肉，二两花生，兴高采烈的提了回来。

像这种以权谋私的事情，那会儿可没少干。不知道者，是因为你不在其中不知其事。像我所在的大队，我刚下乡时，大队开会，都在晚上收工之后，开完会各回各家。到了1974年，不知从哪儿学来的经验，在罗湾口背后的山上办了个大队农场，调派专人养猪种菜。再开大队会时，就安排在白天举行，从上午开到黄昏。中途操办两餐会议伙食，白肉豆花，回锅肉萝卜汤，吃得其乐融融，心花怒放。

因为书记嗜酒，少不了叮咛会计，去大队商店沽酒。这些酒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怎么弄出来又保持平衡的，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的猫腻多了。直到开放以后，逐步取消商品统购统销政策，消费者购买商品再也不用凭计划、凭票证了，再也不受限于供销社一个门洞了。至此，供销社原有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供销社的经营状况已经难以为继。为求生存谋发展，顺应市场变化，供销社陆续开始对原有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制。但终究大势已去，曾经风光无限的供销社，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开始衰败没落……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要求依托供销合作社等组织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201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供销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这也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低迷和边缘化后，供销社力图从谷底走出，想要梅开二度，实现服务“三农”的崭新目标。

按照文件精神，供销社再度复出，绝非是要恢复计划经济，回到统购统销年代，让全国人民再吃二茬苦。

它将主要作为服务部门，为农村实施送技术、送设备、送人才“三送”服务，同时建成电商平台，牵线搭桥，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寻找销售出路。

这才是人间正道。任何妄图将供销社又做回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都是逆天而行，不得人心。

让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昔日的供销社时期，你是不是真想回去？

大队商店供应的日用百货，其中缝补衣服的手工棉线，只有黑、白、蓝三种颜色，每支售价8分，不能任意购买，规定每月只能购买一支。

火柴，1分钱1盒，按计划供应，不得多买。

肥皂，一联是两块，每人每月四分之一联。遇到需要切割的时候，用刀是很难切开并确保均匀等分的。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办法，采用细麻绳，在准确位置套住肥皂，绕上一圈，再用劲交叉一勒，便能不多不少，非常公平地分割开来。

煤油0.38元一斤，三口或以下之家，每月八两；四口或以上之家，每月一斤。

逢年过节，大队商店会供应一些平常看不见的白糖或砂糖。凭计划供应一些劣质酒，像芭蕉酒、红苕酒。印象中是极难得供应高粱酒包谷酒的。商店的烟也是劣质烟，像什么经济烟，8分钱一包，春耕烟1角3分，南雁牌就算好的。更高档的纸烟是供应城市的，凭烟票可以买到朝阳桥、乌江，甚至牡丹牌这样的高档香烟。农民们是不能享受的。

我在安谷区参加赤脚医生培训时，培训老师托我买几包好烟，我特地进城找家里要了一张烟票，在玉堂街糖果店买了三包红牡丹，走了二十里地回到安谷，那位培训老师则按预先约定的时间，从50里外的太平寺赶过来。因为头一晚下过雨，道路有点泥泞，但为了几包乡下买不到的高档烟，培训老师也是拼了。

往期推荐 

长按二维码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