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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北京古城墙:一段远去的记忆

徐敏 青衣仙子 2021-12-25


面对现实,城墙输了
© 徐敏/文




曾经的西直门

北京的城墙,一开始是并没打算拆的。当初,解放军与傅作义谈判,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免遭炮火破坏。作为古城的防御屏障,北京城墙自然也在保护之列。
 
北京大学土木系的孔庆普,1950年分配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他的任务,就是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514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给北京下拨了维修款,用于修缮城楼。这一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随即又上报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让人意外的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复。
 
到了19525月,风向就突然转变了,主持修复工作的孔庆普接到指示,凡是影响首都交通改善工程的城墙、城门、牌楼,都要逐一拆除。
 
最初,但凡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再报市政府批准。梁思成是“都委会”副主任,每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这话很容易产生误会,让人觉得好像刚住进中南海,屁股还没坐热,就要被请出去似的。
 
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因此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此后,建设局开辟城墙豁口的报告就不再报都委会了,而是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再上报市政府。这样一来,“都委会”就被边缘化了,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气,找到副市长吴晗诉说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积极参与拆除工作。从此,梁思成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后来的情况证明,专家生气作用很小,领导生气就厉害了,而且层级越高就越是厉害。50年代初,有个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
 
上面发了话,下面当然要抓紧实施,将领导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所以才会有1952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的动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在整个城市蔓延。
 
8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的问题。
 
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
 
但林徽因的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对此建议,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这帽子就大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吴晗“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1954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剩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在吴晗等人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梁、林是中国最具专业眼光,也具备传统良知的建筑学家,终身从事古建筑的考察和保护工作。他们保护北京古城墙的呼吁,出于至情至性。二战时,盟军对日本实行无差别轰炸,梁、林抛开家仇国恨,建议保护日本京都、奈良,使其免于毁于战火。而对自己国家的古城墙,他们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拆再拆,一毁再毁。
 
与梁、林等人的痛心疾首不同,一些专家学者却显得欢欣鼓舞。
 
他们认为,北京古城墙的建筑是为了抵御外敌,这个目的面对飞机大炮,已经没有什么实用性了;作为一国之都的北京,众多古建筑在将来一定会影响城市交通的发展,限制城市的进一步扩张。郭沫若还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理由:城墙是封建余孽的象征,必须拆除。
 
处在当年的政治环境,郭的看法自然是极其革命的。但在文物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所谓“封建余孽”之说,就显得十分荒谬而愚蠢了。
 
北京古城墙创始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民国。古城墙周长24公里,墙基宽24米,墙通高12-14米。四角建角楼四座。城墙内为夯土,外包砖石。外层包砖1米左右,多为明代大城砖,内层包砖0.7米左右,多为清代小城砖。
 
北京的城门有“内九外七,皇七禁城四”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北京城共有二十七座城门。其中“内九”指的是:正阳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阜成门、朝阳门、西直门、东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外七”指的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和西便门。
 
“皇七”指的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大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而“禁城四”指的是紫禁城的四个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天安门城楼,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箭楼和一段城墙,加上后建的假古董永定门城楼共6座,其余30500多年历史的城楼、箭楼也已荡然无存,全被拆毁。
 
有人记下了许多城门拆除的时间。
 
崇文门:1950年拆掉瓮城,1968年全部拆光。
永定门:外城最大、最重要的城门,1950年拆除瓮城,1957年将城楼、箭城一并拆除。
西便门:1952年将城楼、箭楼、瓮城一并拆除。
阜成门:1953年拆除瓮城、箭楼台基,1965年拆除城楼。
左安门:1953年将城楼、城台、箭楼、瓮城全部拆除。
朝阳门:1953年拆除城楼,1957年又拆除箭楼。
右安门:1956年拆除箭楼、城台及瓮城,1958年又将城楼拆除。
广安门:1957年拆除城楼。
东便门:1958年修北京火车站拆除城楼。
宣武门:1965年拆除。
东直门:1965年拆除。
西直门:1969年因修地铁将城楼、箭楼、闸楼、瓮城一并拆除。
安定门:1969年因修地铁拆除。
 
这样大规模的拆除,北京市是做不了主的,也没有这样大的胆量。彭真为此事找过毛泽东,毛的答复是,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
 
孔庆普据此说,下令拆城墙的是刘少奇。具体负责拆除的,是他孔庆普。刘少奇已经看不见孔庆普的答记者问了,如果他能看到,不知道他是否同意孔庆普的说法。
 
目前,北京明城墙遗迹还剩两处,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段,是现存最长的明清北京城墙,全长1540米,占地15.4万多平方米,连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北京城东南城角楼,是相对保护完好的明清城墙遗址,也是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核心保护内容。
 
现在回头再看1950年代初期,围绕古城墙是保留还是拆除展开的那场争论,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应该是很有远见的。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确保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这样,长安街就如同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遗憾的是,梁陈方案未能获得官方支持,北京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拆墙行动。从1952年开始,政府组织市民义务劳动,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将北京外城墙全部拆除,内城墙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在北京古城墙如火如荼地拆除时,梁思成不止一次地表示:“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种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哲人已矣。1972年,梁思成病逝,拆除仍在继续。几十年后,就连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遭遇了“维修性拆除”,现场一片瓦砾。
 
而就在这次拆除事件发生之前,梁林故居已经纳入北京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登录项目,故居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也正在进行中。然而,即使有了“免拆护身符”,梁林故居仍然难逃拆除命运。
 
想想也是,北京城墙都被毫不可惜地拆了,梁林故居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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