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王震：这么多右派你怎么消化得了？

王震与王季青（右）

王震又叫王胡子，14岁参军，书没读过几天。但他娶的妻子是北大走出来的，他因此深受影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说：“我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了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的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季青则成了他的妻子。

1949年11月，王震率大军进驻新疆时，新疆没有一寸铁路，不能生产一斤铁、一斤钢。农牧民造铁制农具，需花两块大洋才能从苏联换回一斤铁。王震决定在新疆建造钢铁厂。他跑到北京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求援，得知该局有一兼职顾问余铭钰，是留学美国的冶金专家，在上海办了一个益华钢铁厂。王震大喜，立刻马不停蹄地赶赴上海，找到陈毅市长，希望请余铭钰到新疆帮忙考察建厂事宜。

1951年初，余铭钰乘飞机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王震亲到机场迎接，安排余铭钰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又为余铭钰设宴接风洗尘。

余铭钰考察后，与王震交谈，问到资金问题。王震说：“资金不用担心。目前新疆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拨，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可用来搞建设。部队可以像当年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到生产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大笔军费就省下来了。以20万军队的军费和全体指战员的生产成果做后盾，难道还不能建设一个钢铁厂吗？总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你必须给我炼出钢铁。”

余铭钰这下知道王震的“野心”了，也唤起了他青年时代“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余铭钰说：“什么也不必说了，我决定把我的厂子搬到新疆来，而且举家西迁。”

回到上海后，余铭钰对儿子说：“我要到新疆去。人家的汽车能停在离我们家100公尺左右的地方，人走着进来。他这么大一个官，我是个老百姓。这种敬重是很不简单的。无非就是希望我能贡献一点技术。”

余铭钰益华钢铁厂整体搬到新疆后，更名八一钢铁厂，余铭钰被委任为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同时，王震还任命他为新疆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正师级），为他申报获批了国家一级专家待遇，并把当时新疆进口的第一批苏联胜利牌小轿车分配给余铭钰一辆。有人私下发牢骚说，军级干部还没配轿车呢。王震把这些人召来批评道：“我批给余专家一辆，是因为他能把矿石炼成钢铁。如果你们哪一位也能点石成钢，我王震也送轿车一辆！”

正在余铭钰全力投入钢厂建设的时候，有人举报余铭钰有“杀人罪行”。此时正在搞“肃反”运动，有人因此受到镇压，也有一些人受到诬陷自杀。一天深夜，王震只身来到余铭钰家，直截了当地问：“老余，你要给我讲实话，你杀过人没有？”余铭钰明确表示：“绝无此事。”王震离开余家后，中途又突然返回，叮咛说：“老余，你可要想开点，千万不要自杀啊，那样可真的说不清了。”面对王震的嘱咐，余铭钰禁不住热泪纵横。

后来问题调查清楚了，杀人指控纯属诬告，王震为此专门请余铭钰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余铭钰得以轻装上阵。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1号高炉出铁，王震亲自到场祝贺，那天，王震与余铭钰都格外激动。

1956年，王震出任农垦部部长。“反右运动”后期，很多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王震就想，这些人也要给个出路嘛，思想固然要改造，但知识却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工作。他找到中央有关领导，建议把中央机关的右派分子，统统交给他带到北大荒去。

在王震的奔走下，1958年，北大荒在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的同时，还接纳了1039名“右派”，其中包括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有人闻听此事吓了一大跳，好意提醒他说：“这么多右派你怎么消化得了？吃下去要肚子疼的。”王震微微一笑说：“十万大军我都吞下去了，还怕这些右派吗？”

当年夏天，王震来到右派比较集中的853农场看望落难的右派。在分场的一棵老槐树下，王震对集合起来的右派们笑容可掬地说：“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我是来看你们的，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啊？”面前的一群右派，都是阶级敌人，在反右斗争中早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在背井离乡、人地生疏的北大荒，被这儿最大的官员亲切地称呼为“同志”，顿时受宠若惊激动得热泪滚滚。

在这批右派中，著名诗人艾青，是王震亲自出面动员来的。艾青全家不仅在生活上得到关照，王震还特地安排艾青到852农场担任林业分场副场长。

文革中，轮到王震也受迫害。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李汝庆是农场中从事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做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王震了解情况后，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见面时，王震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每次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一心扑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红星农场。

文革结束，王震的职务越来越高，先后历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初心不变。某日，一群将军来王震家做客。此时警卫进来报告，剧作家陈白尘到访。王震急忙"轰"走诸位将军，亲自到大门迎接陈白尘，执手而入，相谈甚欢。

下面一则故事，来自的李龙吟的《想起陈章良》，是李龙吟亲耳听留美博士陈章良说的，地点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那是一个联谊会，在场的有几十人。

当陈章良从欧洲访学回北京转飞机，准备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时，他接到通知，国家副主席王震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他解释，如果去见王震副主席，就不能及时赶到日本参加国际国议，而在那个国际会议上，陈章良要做重要报告。他得到的回答是：“王震副主席的安排不能变，你必须马上去见王震副主席。”

陈章良赶到人民大会堂，王震笑呵呵地迎接他，对他说：“听说你要去日本开会？不去也罢，我打过日本，他们没什么了不起。”

接着王震对他说：“你是海南橡胶学院毕业的，你知道这个学院是我建的吗？那个时候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司令。海南的兵团主要是种植橡胶，可是没有技术，北京许多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没地方去。我就把他们拉到海南去办了橡胶学院，你看看，这不是培养出你来了吗？”

王震接着说：“听说你要到美国去研究艾滋病？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

陈章良说：“美国的研究基础比我们先进，研究人员也有相当的基础，起点比较高，获得成果会比较快。还有就是美国总统给了我一个特权，我可以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到美国从事这一项研究工作，只要有我的信函，进入美国不用签证。而有这个权力的，除了美国总统，只有议会人权委员会主任，我是第三个。这就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集中到美国来一起努力。”

王震说：“这个好办。美国给你什么权力，我们也给你什么权力，你就在北京研究，你想让谁来就让谁来，我保证没有问题。”

陈章良赶紧解释说：“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工作，不是找几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在一起就能成功的。它还需要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服务，还有许多细微的地方我都说不清楚。这些中国都不具备。”

王震说：“你说，你只要能说出来，我们都给你。这个研究发明你不能去美国进行。研究出来的成果要属于中国。”

陈章良这时有点儿急了，说：“艾滋病是目前全世界急切攻克的难关，这是造福全人类的事情。破译艾滋病密码是攻克这一难关的关键，现在美国的研究条件是最好的。先不说中国的设备不行，人员不行。就是我们能买到所有的先进设备，招来全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可能还是不行。有时一个微小的服务不到位，一个微小的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都会影响研究的进行。我不敢说我去美国一定能攻克艾滋病，但是现在在中国是肯定不行的。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只是需要几个顶尖的科学研究人员，科学研究的大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环境包括各种小环境，每个小环境都要是顶级的，才会出现顶级的研究成果。”

没想到王震比陈章良还急：“我告诉你，你碰到我了就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认为中国的环境是最好的，你必须在中国研究。今天不是我个人在和你谈这个问题，我是国家副主席，是代表国家和你谈这个问题，你答应了，马上去日本开会。不答应，日本你也别去了。”

陈章良知道，不服从是没用的。于是，他选择了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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