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站立，印证了在场所有人的卑微
1949年，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吕荧，以格外激动的心情，离开台湾绕道香港来到北京。
在学生赵淮青的印象中，吕荧肤色白皙，面庞清癯，戴一副深褐色近视眼镜。他讲课条理清楚，分析透彻，见解精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扎实的文史哲功底，教学水平堪称一流。他在中文系授课，却把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吸引过来听课，教室内外听课者挤得满满当当，最后只好移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里讲课。
看身材，这人绝对是个柔弱书生；论人品，这人绝对顶天立地，铁骨铮铮。
吕荧
1950年冬，他应山东大学校长华岗邀请任中文系教授，后接替王统照出任中文系主任。在山东大学教书期间，适逢土改，按照上面安排，教师要抽出时间参加土改运动。有一天，空中飘着雪花，吕荧身披一件棉布大衣，在青岛郊区农村参加批斗大会。当他看到几个中年妇女用脱下的鞋底，向跪在地上的地主劈头盖脸地抽打，一边还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时，他退了出来，默默地离开了会场。
1951年，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山东大学的师生们也紧随潮流，可他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就成了罪人呢？”
这年冬天，批判之火烧到了吕荧头上。原因是11月出版的《文艺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署名张祺，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文章采用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手段，揭露吕荧在《文艺学》教学中，不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不起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
张祺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一名资料员，他并没有听过吕荧讲课。他所以向《文艺报》投书，是学校有关领导暗中授意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不过就是一封普通读者来信而已，但学校某些领导却指令吕荧做出检查，并多次召开大会批斗他。校长华岗爱惜他的才华，劝说他象征性地做个检讨，对此吕荧断然拒绝说：“我没错，岂能随便检讨？”
几天后，听说学校又准备开他的批判会，他索性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到会者700余人，全是国内一线的文化名流。大会以《请依法处理胡风》为主题，由主持人郭沫若率先提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要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郭沫若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无比热烈的掌声，随即，700多人齐刷刷举手赞成，通过了将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的决议。接下来，有20多人踊跃上台发言，在强烈谴责胡风的罪恶之后，都一致表示支持大会决议的坚定态度。每次发言结束，台下照例都会响起啪啪啪的掌声。
此时，身材瘦弱的吕荧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主席台上，旁若无人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扬中间，从容地拿过话筒，对着700多人的会场大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所有人都被震惊了，主持人郭沫若哆嗦着嘴，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终于，短暂的沉寂之后，大家开始回过神来，郭沫若侧过身来想让吕荧停止发言，台下的人开始争先恐后地斥责和叫骂。诗人张光年第一个冲上台去，抢夺吕荧手中的话筒，想把他赶下台去，并大声威胁说：“不要再说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吧！”
吕荧不为所动，紧握住话筒，坚持着想要把话说完，但台下的人已经齐声歇斯底里地发出怒吼：滚出去！滚出去！紧接着又跑上几个人来，夺过他手中的话筒，将他反剪双手推下台去。随即被带回家中，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从此不让出门，直到一年后软禁才被解除。
长期的精神折磨让他受到严重刺激，时而精神恍惚，时而幻觉幻听。但严重的精神疾患，并没有让他停止写作。1957年，他的论文《美是什么》，被人民日报刊登，意味着公开为他平反，恢复名誉。这使他又一次焕发了生机，相继写出了一批美学研究论文。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来袭，对他的迫害骤然升级。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他先是被抄家，但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用三块砖头支起的一口锅，吕荧的家中就像水冲过似的，没抄出任何反革命证据。但有一天他终于被人抓了现行，那天他正在家里削苹果，邻居来找他说事，两人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他跟对方说话时，拿水果刀比划了几下。这下不得了啦，竟然拿刀威胁革命群众，立即遭到逮捕，押往北京良乡农场（后转到清河农场）强制劳动改造。
这个书呆子啊，真是不可救药了，自己都衣衫褴褛，赤脚穿双胶鞋了，被押送农场劳教，临走时还不忘带上自己的手提箱，里面装着他心爱的英文打字机，几包熬夜照明用的蜡烛。手提箱的夹层还藏着未完成的美学论文，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草稿。到了农场他才知道，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不饱的粗糙饭食，成了压垮他的两座大山。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觉，臭气熏天的马桶就搁在旁边，哪里还有摆放打字机的位置？
很快，他的打字机被没收，书稿被撕毁，为了活下去，那几包蜡烛也不得不拿去换成了果腹的窝头。
更加残酷的是来自肉体和精神的摧残，由于他总是沉默寡言，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他成了农场大会小会批斗的靶子，每次都招来羞辱谩骂，和毫无人性的拳打脚踢。
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使他的精神疾患又犯了。难友看见他打饭回来，没有筷子，就站在囚室前用手抓着吃。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词，眼神里流露出惨痛和悲愤的情绪。他身穿一件女式背心，外面罩一件脏得发黑的旧风衣，赤脚在地上行走……从进劳改农场起，直到死，他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但他仍然喜欢美丽的事物，他囚室的门前是一片稻田，田野上有开着白花的茨菇。瘦弱不堪的吕荧披着破旧的衣衫，拄着一根柳条，绕着白花转圈，一转就是几小时，口里不断喃喃自语：“美呀，美呀，真美呀！”
令人惊异的是，神智有些失常的吕荧，每次打饭，他都要同炊事员点点头，说句“请”和“谢谢”。而当发给他生活费时，他总一次不落地强调：“我是文化部的，这是借，请给我记在账上，我以后要还的。”在他灵魂深处，他始终维护着做人的自尊和深入骨髓的教养。
从维熙的《岁月笔记》里，记录了从维熙和右派分子、北京大学水利系毕业的姜葆琛最后去看望吕荧的情景。那时吕荧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剩下50斤，下半身蜷缩在破棉絮里，上半身裸露着。牢房黑暗，充斥着酸臭，温度在零下20度，却没有烧炕。他虚弱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命如游丝，无助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无衣可换又无法洗澡的吕荧，浑身长满了虱子。
1969年的春天，是吕荧生命的最后一个季节，他已经等不到冰雪的融化了。3月5日那天，他忽然想抽支烟，难友姜葆琛为他买来了烟，替他点燃。他轻轻地吸了几口，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年，他55岁。
吕荧死后葬于芦苇滩，墓碑是一块红色的砖头，上面用白粉笔写着“吕荧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