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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往事
©张中行｜文
编写：徐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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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提起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很向往于那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风气。张中行先生1930年代在北大求学，亲身感受过这种风气，晚年叙及，仍历历在目，津津乐道。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通体红砖砌就，红瓦铺顶，称红楼可谓名副其实。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作了文科教室。于是围绕着这座楼，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自古而来的课堂，从最初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该来上课的可以经常不来，不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当年的北京大学课堂有个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同学间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就给旁听者提供了方便，因为彼此漠不相关，是不是本班的人进来听课，也毫不在乎，更不会有人没事找事主动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下来，常常在一起上课的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核实，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的“古声律学”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张中行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有一个人选学，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却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至于说到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张中行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根据张中行亲身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就能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而又成文的法规管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形，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抗战爆发，北方学校南迁，北大和清华、南开合为一体，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返回旧居，一晃已是十年光景，但红楼面貌，昔日风气犹在。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到张中行家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那天，张中行和曹君一同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然后散去。张中行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红楼风气固然有散漫的一面，也还有严正的一面。有先生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提倡的就是这种精神。早年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同在北大授课，两家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一到上课就完全变样，照例毫不客气攻击对方荒谬，坚称自己的学说如何正确，一副当仁不让的模样。下来见面，照旧先生互称，鞠躬如仪。两人分得清楚，学问是学问，道德操守是道德操守，各行其道，并行不悖。1930年代初，钱穆写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其中关于老子的出生年代，与胡适的说法有分歧。胡适认为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钱穆考证老子，断在战国，略早于韩非。胡适出书早，自然按兵不动，钱穆于是起兵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最终，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当年的北大，因学问而起争执是常有的事，教师之间如此，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一次，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中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叫张君的学生，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适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也会有不礼貌的。有次关于佛学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让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容许别人讲话是红楼的传统。于是胡适又接着讲。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贵在包容，一旦互不相让，争论起来就会没完没了。某教授和某同学，因讲课中涉及的学术问题而意见相反，一直延续到期末考试。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考题正好包含了这个问题。答卷时，这位同学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按照规定，不及格者，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评六十七分的成绩，记入学分册，九折才是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却说这次补考，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卷面评分，给六十，打折扣，自然又不及格。再来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学校最终站在了学生一边。在北大的科目中，有两门必修课，即“党义”和军事训练课。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但这两门课都不受学生重视。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相同，党义宣扬的是“书同文，车同轨”，与北大容许甚至鼓励乱说道的精神格格不入。教党义的先生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他的课堂上经常只有一个人，有人揣测是同事关系，不好不来捧场。只有到了考试，学生才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所以党义课没有不及格的，更没有补考的。军事训练不受重视，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觉得来读北大乃是学文，不是学武；二是学校面貌自由散漫已成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军事训练课要解决这个矛盾，用黄老之术就不适合，因为一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后面的广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再怎么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也不能做成这样。担任这门课的教官叫白雄远，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人长得身材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亮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蹬皮靴，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解决上面所说的矛盾那是真有办法，张中行先生的描述非常精彩，我原文引录如下。（白教官）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有一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当然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我来教。我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我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我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如果没有人看着，诸位只要能来，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据我记得，我们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教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一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如果说还有可传，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作为北大掌故，她的报考、录取、命题、判卷、缴费，也可以说说。报考北大，一定要是中等学校毕业，有证书作证明。至于志愿，只填某院（文、理、法三院选其一），而不用填报考某系。这在将来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考取文学院，既可以选读历史系，也可以选读日语。这种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各系的学生数难免出现偏多偏少的情况。像1936年暑期毕业的一届，史学系多到36人，生物系少到3个人。但无论多少，都开班上课。报考命题，涉及保密，势必采取非常措施。譬如考国文，便在头一天中午由校、系首脑密商，讨论请某两三位教授。一旦决定，立即派汽车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进门，见到某教授，说明来意，带上衣物，立刻上车。来到红楼，径直进入地下层的某一室，在室内商酌出题。楼外有校警包围，形式形同监禁，任何人不得靠近楼窗。工作，饮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晚上某时，题要交卷。印讲义的工厂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许走出地下层，接到题稿，排版后，交命题人校对无误，再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试卷由地下层取出，送到考场分发；命题人解禁，派汽车送回家中。阅卷有规定流程，对错有标准，不细说。伸缩性较大的是国文卷的作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做到公平。三十年代某年招考，阅卷开始前，胡适提议，先随意拿出一份考卷，大家把作文轮流看一遍，然后各自把评分写在纸条上，最后加起来取平均数。同一篇作文，评分相差很大，高的七八十，低的四五十，平均后得六十多，即以此为标准，分头阅卷。表面看，标准好像确定了，但实际阅卷时，惯于宽的老师照样给分高，惯于严的老师仍然给分低，分高分低，要碰运气。几门考卷评分完成，几个数相加，总分就出来了。然后由多到少排个队，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从头往下数，数到二百八十，算录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队，录取，写榜，多在第二院(理学院)西路大学办公处那个圆顶大屋里进行。因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写。消息灵通、性急并愿意早报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听，如果恰巧听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诉那个及第的人。榜总是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因为哪一天贴不确定，所以没有万头攒动的情况。与现在分别通知的办法相比，是投考者必须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录取。当年报考北京大学的考生一般都住在沙滩一带的公寓里。张中行那年是住在靠近东直门的海运仓，离沙滩有六七里路。考完试后，因为不知道能否录取，所以呆在屋里继续温课，准备再考师范大学。直到有天公寓的伙计送来个明信片，说放窗台上好几天了，没人取，问是不是他的。接过一看，是同学赵君看榜后寄来的祝贺语。再看日期，已经是一周以前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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