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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案的是是非非

徐尔新 青衣仙子 2021-12-25


胡风与舒芜
©徐尔新




1942年,20岁的舒芜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时,通过青年作家路翎认识了40岁的胡风。舒芜认识胡风后,将自己撰写的文章投寄给胡风,胡风虽然觉得舒芜的文章还不成熟,但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热心地推荐给《文风》《中原杂志》等刊物发表。并对舒芜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舒芜的重头文章《论主观》,后来就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
 
实事求是地说,刚出道的舒芜,是胡风给他提供了可以表达思想的平台,舒芜也因此为文艺界所熟悉。据《胡风回忆录》记载,《希望》创刊号因刊登有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销量大增,2500册很快售罄,昆明的读者甚至以10倍的价格在黑市抢购。所以有学者认为,胡风是舒芜的恩师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
 
1947年,舒芜去了广西,在南宁师范学院教书。49建政后,广西方面对舒芜还是很重视的,让他担任了省人大代表、南宁文联副主席等多项兼职,但舒芜不安心长期呆在像南宁这样的边远城市。他曾写信给上海的胡风,托他帮忙。1950年底,舒芜去北京开会,当时全国上下已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文艺界和知识分子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灵魂洗礼。
 
从北京回来后, 舒芜开始检讨自己和批评别人。为此舒芜写了《向错误告别》,并将此稿拿给从北京来广西的土改工作团的剧作家鲁煤看,说明这是为思想改造而写的。鲁煤看后觉得不妥,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全盘否定呢?鲁煤给北京的朋友写信,要朋友提醒胡风注意,并表示可以把信给胡风看。胡风很快给鲁煤回信说:(舒芜的)“新观念变化太大了,把过去都否定了……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
 
1952525日,意犹未尽的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头一句便说: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吕荧在讲课时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最后一章来讲。还说:“我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有共同的错误,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6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根据舒芜所说“还有几个人”加了按语,指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同一时期胡风所写的表态文章《学习,为了实践》,却因为“没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扬下令“不宜发表”。到了后来,甚至没有任何报刊敢于发表胡风的文章。对于胡风这种视写作为生命的人,剥夺他的写作权利,封锁他的发表渠道,无异是对他极其残酷的打击。
 
要知道,早在1930年代,胡风在上海便已崭露头角,与鲁迅常有往来且关系密切,鲁迅也对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非常欣赏。那时候的胡风,拥有自己的文艺阵地,先后与人合编或主编过《海燕》《七月》《希望》等杂志,在国统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就连自己写的文章,也找不着地方发表了。
 
而此时的舒芜,倒是很有些春风得意,可以接二连三在地报上发表检讨文章,而且能够被级别最高的报纸所转载,这更增加了胡风的反感。胡风的认识就很明确,你可以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但干吗要把别人也拉扯上呢?而且还把这些人都推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难道不是表明要同这些人划清界限吗?紧接着,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接点了老朋友路翎、吕荧、胡风等人的名,认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舒芜的两篇文章发表后,受到胡乔木、周扬等人的重视,认为舒芜是个能写文章的“枪手”,决定将他调到北京。舒芜到北京后即参加了由周扬主持的对胡风的批判会,舒芜在批胡的同时,与中宣部领导谈妥了条件:调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审。
 
随着舒芜越来越积极的表现,胡风对这个昔日的忘年交愈发反感。19545月,胡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揭露舒芜是个“品质恶劣的欺骗者”,他“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示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是打进党内的破坏者”,“对解放军和老干部强烈不满”。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恶意诬陷,胡风引用了舒芜给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这种做法,为后来舒芜上交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开启了互害模式。
 
不久,胡风向中央递交了一份“三十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存在制约文艺家创作的“五把理论刀子”。中央将万言书退中宣部处理,中宣部将其定性为错误的、反动的,于是组织文联和作协二百多人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批判胡风。舒芜虽然不是主席团成员,却以“枪手”身份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
 
会议结束时,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在“批胡”高潮中,何剑勋来北京开会,邀约聂绀弩和舒芜一同去胡风家拜访。舒芜有些犹豫但还是跟着去了。在胡风家里,胡风夫人梅志见到舒芜时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死对头”会在自己家里出现。胡风从客厅出来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跟何剑勋握手时说的:“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掉头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又回头冲着舒芜说了第三句话:“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
 
三个人尴尬地离开了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提醒说:“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又说:“他当初发表你的《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一听很生气,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赶紧劝他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事后,聂绀弩特地让妻子周颖去告诉梅志:舒芜可能要把私人信件拿出来。
 
从后来显示的资料看,最初,中央是把对胡风的批判控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的。周恩来就曾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甚至就在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后,周恩来仍然派乔冠华等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规劝。在强大的压力下,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反而愈加升级。
 
在胡风派作家中,舒芜是公开批评自己和批评别人的第一人。他此时想的是如何尽快划清与大势已去的胡风派的界限,以获得文艺界领导的信任和认可。19554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这顶“反戈一击”的帽子比中央扣得还大,也更严重。这种超乎常人的表现,让担负“批胡”任务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注意到了舒芜的潜力,于是排出计划主动约稿。
 
此时的舒芜已经明白,调子唱得越高,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接下来,便发生了著名的“交信事件”。
 
据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回忆:“大约在19555月的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得好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林翻阅了一下,看出来信中有很多对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态度,很多的暗语看不懂,于是又把舒芜找去,要他对信中的暗语作出注释,将信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很快将信整理完成,交给了林默涵。林看后交给了周扬,周扬又转给了毛泽东。
 
但舒芜强调: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是他在投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风和他的私人通信,编辑叶瑶为了核对引文,向他借信用于校对,这批信件才到了林默涵手里。
 
到底是“交上去”的还是“借出去”的,林、舒二人各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胡风的私人信件传到了上层并被运动所利用,这才是最关键的。
 
林默涵得到信件后,约舒芜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要求舒芜将他在信上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四类:胡风几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和世界观做基础。
 
舒芜回来后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写成了题目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
 
最初,林默涵与周扬决定让《文艺报》登载这批材料,由《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执笔写了编者按。59日,文稿清样呈送毛泽东过目,毛阅后,将材料原标题中的“胡风小集团”,改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并推翻了原来的按语,由自己亲自写了一段八百字的编者按,在按语中号召向舒芜学习,“交出与胡风往来的信件”。毛指示文章先登人民日报,然后才在文艺报转载。
 
19555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推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了胡风的“追随者”们被迫交出的一百五十八封私人信件,并将“反党集团”再度升级,改称“反革命集团”。随后,所有材料被汇编成册,加上毛写的《序言》,印发七百六十多万份发送全国。
 
胡风看到《人民日报》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说:“不得了啊,这要害多少人啊!”
 
1955518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逮捕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收审“胡犯”的工作同时进行。有21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这使胡风案件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牵涉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在这场陷人于水火的劫难中,舒芜提供的信件和批判文章,毫无疑问成为了引爆重磅炸弹的导火索。导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蒙冤者经历之惨,真是难以名状。
 
如果,我们说如果,舒芜能守住良知底线,像聂绀弩所说的,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胡风也拉上,更不该涉及旁人,那还会造成这样大的祸害吗?原本,舒芜不在文章中引用私人信件,也就不存在交出私人信件的问题;只要他不主动交出,别人也绝不会知道。然而一旦交出,形势便不可逆转,只消按图索骥,在册者便难逃罗网。仅此而言,舒芜之过大矣!
 
1980年代,胡风终获平反,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顾问。复出后的胡风在报上撰文,向受到牵连的朋友、读者致歉。1985年,胡风逝世,悼词称胡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
 
从胡风出狱到离世,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当年的“胡风分子”和同情者,不断前去看望胡风,但在长长的探视者名单中,唯独没有近在咫尺的舒芜的名字。
 
  
参考资料:
于继增《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
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方竹《读《舒芜胡风关系史证》有感》
秋水《舒芜的悲剧》(《博览群书》200910期)
百度百科“胡风”条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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