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

巴人之死

© 徐尔新｜文

王任叔（巴人）

文革前，许觉民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文革一来，成了走资派，遭到批斗、抄家。他随身藏着个小本子，每批斗一次，就按“正”字画上一笔，四年中画了六十多个“正”字。夫人张木兰见丈夫三天两头拖出去挨斗，忧心如焚，在惊恐不安中患了肝癌；他却久经考验，挺了过来。

在这一场接着一场的批斗中，不断遭受粗暴野蛮对待的许觉民，走下批斗场后，会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想起自己也曾参与过批斗巴人的往事，不免“一直感到无比的痛苦”。

许觉民和巴人是同事关系。巴人大许觉民20岁，是1926年的党员，比许觉民早了12年。1950年新政权建立后，巴人是首任共和国驻印尼大使。因为是文人，长期从事文艺工作，所以任期届满，即要求回归文艺队伍。1954年巴人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度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许觉民是他的副手。

1959年，巴人写了一篇《论人情》，指责当时不论小说还是戏剧均缺乏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以阶级关系为转移，整个文学创作呈现出非人性的矫情状态，缺乏人性和人情的刻画，失去了文学最可贵的灵魂，也失去了真实。

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许多人表现积极。康生在中宣部会议上点名说，巴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要查查其历史，他与蒋介石是奉化同乡，当过国民党的官，要查清他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在康生的指示下，周扬等人遵命行事，发动文艺界批判巴人。在猛烈的批判炮火中，许觉民写过几篇批判巴人的文章，这使他后来一直深怀内疚，痛感忏悔。

为从政治上打倒巴人，文化部又派人去奉化、上海等地外调。但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问题。没问题也照样处理。1960年，巴人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降三级，发配到文学编辑所当主任。巴人从此寡言少语，转而从事编写印尼史的研究工作。

他知道康生记恨自己，缘起于1932年上海发生的“东方旅社事件”。当时，何孟雄、林育南等36名地下党中高层领导，在上海东方旅社3楼召开会议。会议开到一半时，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事件发生后，巴人通过同乡好友竺正信了解到，事情的发生与党内斗争有关。竺正信是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秘书，据竺正信讲，事件发生前约三小时，刑侦处长宣铁吾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匿名打电话人山东口音，鼻音重，他说有一伙共产党重要头目要在东方旅社三楼开会，要抓他们必须立即部署行动，并严加保密，因为在警备司令部内部至少有三名共产党潜伏的情报员。于是宣铁吾立即调集大批军警特务，赶往旅社，迅速采取搜捕行动，将其一举抓获。

巴人经过分析，怀疑是康生等人为排除异己借刀杀人，内心一直忿忿不平。后来他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化名“屈轶”，发表了《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杂文，尖锐指出：“小人是无所谓原则也无所谓人格的一种人渣，只要达到目的而不计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的同志惨死在敌人屠刀下，实际是被自己阵营的同志所暗中出卖，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

巴人激于义愤的呼声，为三十年后康生报复他埋下伏笔。

1968年2月，上海华东师大校园内贴出了一组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诬称巴人是出卖作家郁达夫的大叛徒，当年正是巴人向日军宪兵队长告密才导致郁达夫身份暴露而被杀害。张春桥见到这份大字报抄件，如获至宝，将它呈送康生。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省市造反派代表的会议上，再次点了巴人的名，将大字报上的流言作为证据，诬称巴人是隐藏多年的“双料大叛徒”。

巴人由此再度遭到新一轮的批斗。先是在本单位斗，然后又被揪到出版社斗。在出版社批斗那次，巴人是和许觉民同台挨斗。批巴人的内容是他主持出版社工作期间，出版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毒草，巴人对此坦然承认。在批斗会开始前，巴人和许觉民站在同一个角落，巴人主动向许觉民点头致意。许觉民想到自己过去曾经写过几篇批判巴人的文章，如今见面，巴人不但毫不计较，还主动致意，这份肚量，这份宽厚，让他感动不已。

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巴人被强行遣返原籍劳动改造。这一年，他69岁，身患多种疾病。在家乡期间，看管他的生产队命令他把稻草搓成草绳。有一次天热，他在太阳下搓草绳，忽然精神失常，用草绳把自己捆绑起来，口吐白沫，大呼“这回跑不了了，跑不了了”，随即晕厥在地。众人将他抬进屋内，扔在床上。乡间没有医院，也无人照管，拖了几天，最后在奄奄一息中死去。

巴人被强行遣返回浙江奉化时，有关机构在他的遣返书中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和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收听收音机；三、不准到外县就医。

在有关机构心目中，是完全没有人权概念的。老弱病残的巴人，焉得不死？

许觉民在得知巴人去世的消息后，不禁愕然而默然，连续数天夜不成眠，“长夜之耿，甚于恸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