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房改造记事

© 徐尔新｜文

北京西四砖塔胡同东口，有一座青砖古塔，塔不很高，呈黑灰色，面貌苍古，由于年代久远，受尘埃所染，显得十分苍凉。

朱君在砖塔胡同有一个小独院，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有8间房。他从小到老，几十年了，都一直住在这儿。文革开始不久，他被抄家，说他是牛鬼蛇神，里通外国的特务，不容分说，就把他一家赶到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其余房屋随即被外人占据。这些人搬进来时，个个理直气壮，理所当然，毫无歉意。其中最凶狠的是住在朱君家北房的一个司机，是造反派头头，有事没事，总要到小屋中来训斥一通，俨然他才是这院子的主人。

朱君的老伴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不久便因心脏病死去。长子一家下放内蒙，家里只剩下小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又过了不久，朱君只身去了湖北干校。

一年后，朱君从干校返京，无处可去，仍只能回来和小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已经结婚，三个人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为了避免尴尬，用了一条大床单当作布帘，作为间隔，将两代人分开。从此，不论什么天气，朱君都会在早上5点前起床，悄悄溜出房门，去胡同、马路闲走，一直磨蹭到8点以后才回家。他对朋友说，只有这个时候，小两口才有机会亲热一下。说这话时，他心情沉重，总说，我是个多余的人，早知道不如在干校死掉算了。话未说完，他的眼镜片下面已经挂满了泪水。

一次，他向干校好友许觉民写信借书，约定某天上午到他家去。那天，许觉民刚走进胡同，感觉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朱君。朱君解释说家里太乱，不方便去，他请许觉民到小吃店喝豆粥吃枣糕。许觉民发现朱君比干校时消瘦了许多，整个人显出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再后来，朱君因脑血管破裂住进医院抢救，许觉民赶去医院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许觉民默默地站在病床旁边，独自喃喃自语地向他说话，希望他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尽管做了抢救，朱君还是终于走了。有好几次，许觉民经过砖塔胡同，看见那座砖塔，便会想起和他在干校生活了几年的朱君。朱君其实不该死得这么早的，如果他的小院不被侵占，他和儿子有各自的房间，他的生活会有规律得多，不至于长期压抑，闷闷不乐，总觉得影响了儿子儿媳，亏欠甚多。

像朱君这样失去房屋的情况，早在文革前便已发生。1958年，对城市私有房屋，进行过一场社会主义改造，简称私房改造。当时，为了解决城市住房紧张，中央政府决定将城镇居民手中超过一定面积的私房强制性地收归国家“经营租赁”。一夜之间，原私房产权变成了公房，而且不给任何补偿。

北京市民梁景禄的父亲，在北京东华门一带经营餐饮业，赚到一笔钱后，就在东四买了两处房产，分别是1956年冬和1957年初买下的。谁知没住上两年，就遇上了私房改造，梁家因房子面积累计大于225平方米，被收归国家作为公房经营租赁。梁父眼睁睁看着半生积蓄换来的房产，转眼间就被国家收走，追悔莫及，不久便郁郁而终。

当时，像梁家这样的遭遇，不知道有多少人家。

文革开始，乱象丛生，局势又为之一变。1966年，陈松先生被红卫兵扫地出门，1978年又才回到北京。当初离开北京时，他家在京城有好几处房产，等到他再回来，却已经没有立锥之地。多亏了下乡时的朋友收留，才没有流落街头。他向房管所提出发还一间房屋供自己居住的要求，被拖了好几年，直到1985年才得到答复。房管所表示，可以将他家的一处房产发还给他，但希望他将自住部分之外的房产出售给房管所，陈先生没有多考虑就同意了。结果，将近200平米的房子卖了4000多元，还觉得谢天谢地，国家拿走房子还给了你钱，这简直太让人感动了。这些年，北京房价过山车似的大涨，有人说陈先生亏大了，陈先生说，那年头谁敢跟国家讨价还价呀！

我认识的宋君就比较幸运。他家在府街的茶楼，文革一来不能再经营了，人被安排到饮食服务业上班，茶楼改作了粮店。后来落实政策，经过一番周折，房子又归还了宋家。有段时间，建行找到宋家，出价三万元，想购买宋家的房子作为营业部。宋家也答应了，但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建行必须解决宋家两个小孩的工作。建行没有同意，宋家也拒绝出售。多年后回头一看，当初没卖房子真是英明，如今这个地段的门面房，不知三万元能否买到一平米。

资料来源：

涉及百万户人利益 城市祖屋产权将“旧账重翻”

许觉民《风雨故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