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招工，与表现无关

招工和我无缘

徐尔新

当年下乡的知青，没有谁自愿在农村待一辈子。从下乡第一天起，就盼着能有招工的机会。农村的地位，城乡的差别，在那个时代体现得最为明显。民国时，国民可以在城乡间自由出入，没有户口限制。1950年代土改，不少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为分田分地，甘愿重返乡村再当农民。此后随着建设发展，户口固化，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以至于梁漱溟与领袖辩论，在提到工人与农民的现状时，认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再后来，就连农村姑娘嫁给工人，也令人心生艳羡，被视为“工兼农不受穷”的最佳组合。

知青第一批招工，是在下乡不到两年的时候，说来就来，多少让人有点突然。事前已有风声传播，说是招工要看表现，不少人就后悔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处闲逛，没在生产队正经干过几天农活。那几天都纷纷主动出工，从城里赶回乡下参加劳动。我是少数第一年除去口粮款还能进钱的知青，又是公社推选的唯一知青代表，参加过县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人说我就是全公社知青的一面红旗。我自己也私下揣想，哪怕全公社招工名额只有一个，那一个也应该是我。

先是，落户在四队的三个女生，同我是一个班的同学，其中一个被制药厂招走了。当时感觉，可能招工单位要的是女生。接下来过了几天，大队在半边寺修堰沟，各生产队都派人参加，一些平常很难在队里劳动的知青也来了。中途，有人前来通知，念了一份招工名单，第一个名字就不是我，再听，还不是我。我就有点发懵，总想着，会不会念错了？念忘了？直到几个被念了名字的知青欢天喜地的走了，我才回过神来，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辱和无以言状的难受。如果我表现极差，不在名单之中，情理相合；但我是整个大队乃至整个公社表现最好的知青，却不被招工，这让我如何面对别人疑惑的眼光？当时心情，真是恨无地洞可钻。我努力克制住自己，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我不愿让别人看见我的痛苦，虽然我确实是痛苦的，而且别人其实也明白我的心境。令人宽慰的是，农民天性良善，没有人提招工的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大家都各自干着自己的活儿。

晚上，我无法入眠，躺在床上细细分析，只有一个魔咒可以解释，就是我最不愿意提及的家庭成分。不久便有传闻，言有人民国时在我家药房做过店员，这个人居然还是公社书记。我后来问了父亲，我父亲也很诧异，没想到自己雇佣的店员，坐到了公社书记的位置。我父亲自信没亏待过他，后来特地从成都回来，找到此人，对他讲了两句话：“相识前人，照看后人。”但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何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在如此敏感时段公布如此敏感的话题，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他阶级立场坚定？其实我自己清楚，我父亲还有一个敏感身份，那就是头上戴着右派的帽子。我在区宣传队时，因表现好，领队曾动员我写入党申请，我因为担心政审而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想到招工还是出了问题。

随着招工的延续，也让人看出其中存在诸多猫腻。如果说招工看成分，三个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女生，出身都好，两个很快走了，一个却迟迟不调。如果说看表现，表现差的招走了，表现好的反而原地不动。直到多年后同学聚会，才知道招工背后，大多数都有关系。中国的不正之风，在知青时代便已经盛行，只不过做得比较隐蔽，不像今天一样大张旗鼓，毫无顾忌。

当时来农村招工的单位，有的听派头就很响亮，像眉山拖拉机机械制造厂，简称眉拖，招的人也不少。又譬如峨眉的六七厂，都是一招一大群。被招者喜气洋洋，犹如鲤鱼跳了龙门；无望者嗒然神伤，形同菩萨找不着庙门。走得更好的，进308中央企业，参军分空军地勤。稍不济者，走乐山城内嘉乐纸厂，五丝厂，也犹如一步跨进了天堂。

那几年招工，并非持续不断，常呈现一波之后，半年乃至一年没有动静。而且招工的单位，也渐渐一蟹不如一蟹。1971年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一纸通知，招工单位是峨眉大为石膏厂。生产大队就我一个名额。到公社面试时，才发现招收的对象，除了我一个知青，其余都是农民。招工单位来了两个人，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明确说明他们招的是下井的工人。几个小时前，我还激动不已，此时却骤然有种被愚弄欺骗的感觉。

这份通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偶尔我会拿出来看，感觉很有时代特点，包括它的错别字，标点，语句不通，都极具收藏价值。姑且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

工叶学大庆。

通知：

××大队：

你大队推荐：徐尔新壹同志到峨眉石膏厂的人员，接区通知于本月19日九点钟到安谷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并持此通知一同去。

特此通知

                                                  1971.8.18（盖章）

第二天上午，我到安谷区医院体检，其他项目均无问题，惟视力仅有0.1。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戴眼镜，初中近视程度又有增加。这都是因为从小酷爱看书，而家中只有煤油灯的缘故。下乡时，我已经要戴800度的眼镜，只不过因为下田干活，平常不戴而已。这让招工的同志大感惊讶，反复问我走路有没有问题。体检医生也是好意，建议我再查一次。我一面解释我能正常劳动，栽秧打谷样样能行；一面私下就想，如果认为我不适合下井，可以安排我在办公室做文字工作啊。我谢绝了医生复查的好意，招工的同志似乎也接受了我的解释，要我回去等候通知，过几天到苏稽参加X光透视。

这一等从此杳无音信，随后便看见另外一个大队的知青，姓石，从我居住的河边小路到安谷去了。我很快就明白我被顶替了，对自己的轻率惋惜了很长时间，直到7年后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才突然觉得当年的轻率，其实是冥冥之中的自我拯救。

人生在世，命运多舛。古话说人是三节草，不晓得哪节好。归根结底，是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初号召知青下乡时，一概不设门槛，只要是学生就统统往乡下赶。可一旦轮到招工、招干、参军，就又是政审，又是体检，又是面试，这岂非是说，在所有工种中，农民是最低等的职业，就低贱到完全不设标准。

想想就很悲催。不过相对而论，我还不算很悲剧者，毕竟我还比较早地被推荐过一次。和我同时落户在一个生产队的杨宗遨和冯玉文，冯后来考上了县宣队，成了剧团里的男主角。又过了几年，管山煤矿成立，招收矿工，杨宗遨才被大队推荐。比起也招收农民的沫江煤矿，地处山区的管山条件显然又差了一截。杨宗遨去后，被分在井下掌子面做支架工。杨宗遨其实是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二胡、提琴都拉得不错。

那几年，知青年龄渐大，恋爱固然在耍，但绝大多数都不敢结婚，就为了熬一个招工指标。熬到后来，只要是招工人，无论什么地方什么工种，都迫不及待欣然前往。1975年太平镇铁器社来车子公社招工，那次很走了一批知青。何可在老岗坝已经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工作轻松不说，收入也高。老岗坝是蔬菜产区，每个劳动日（10分）单价为8角多钱。民办教师每年是3100分，就是260元，另有一份补贴10元按月发放。仅此两项，即相当于月工资30多元的城市工人。而乡村生活，每天的菜蔬是不用买的。这么简单一算，比普通工人好得可不是一点两点。这么明明白白一笔账，就因为太平铁器社是城市户口，便毅然去了70里外的太平镇，成了每月只拿18元的学徒工，整天立在轰隆隆的车床边，曾经花容月貌的美女，从此满面尘灰。幸赖两年后高考中榜，又才改变了人生命运。

当年知青的出路，五花八门，命运也是五花八门。不能招工走的，父母被迫提前退休让子女顶班；或者申请病残，回城啃老；也有滞留到山穷水尽，最终等到知青大返城的。1973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惠及面不仅仅是知青，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那时我已在医疗站当赤脚医生，多么希望能上医科大学。结果大队推荐的是一个退伍军人。

此人姓程，初中毕业。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担心读大学跟不上学习，很纠结到底是选大学还选是中专。他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实话实说，认为他的情况，读中专比较适合。他后来选了中师，毕业后分在城里小学教书。有时星期天回乡下看望父母，看到我就大倒苦水，失悔当年没报大学，文凭低，钱还少挣。我只能沉默，这社会已经把人训练得不看实际能力，只看胆子大小。

四队有个女知青，和她同时落户住在一屋的两个同学，第一批招工，一个去了制药厂，一个走了眉拖。单留下她一人滞留数年，无人招收。后来调公社担任八大员，在汪书记手下工作。又一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名额有她。内定的学校是成都工学院，但天上有时会掉馅饼，一个被推荐去读北航的女生，突然发生恐惧，忧虑自己文化基础太差，自愿将北京航空学院让出，换作成都工学院。公社汪书记先替她应承下来，再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她。她闻听喜出望外，毫无惧色欣然领受。办理迁移手续期间，我听人言传，她父母特地来到乡下，在场上小食店，用筲箕装包 子招待生产队干部。她临走前来我住的地方告别，我心情不好，但还是克制着向她道喜。她上大学后，还给许多人写过信。数十年后再见面时，她问我收到过吗？我答复说没有收到。

那几年，别的大队推荐了多少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清楚，但公社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有两个名额是泸州医专，一个早一年，一个晚一年，都来自大队赤脚医生。我开始还怀抱希望，认为可能推荐到我，但几年下来，所有的推荐，都一概和我无关。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对所有人敞开大门，无须政审推荐即可报名应试，我才第一次拿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钥匙。而我的命运，也确实是通过高考改变的。所以无论岁月怎么流逝，我都永远感谢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