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合著的《康生传》，其中提到柔石等人遇难的内情，居然为内斗所致，实在吃惊不小，令人感觉人世的险恶，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是纪念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而写的。这篇文章曾收入高中课本，许多中国的读书人是都看过的，自然也还记得。1931年1月17日，柔石、白莽、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五位左联作家被捕。同年的2月7日，即被秘密枪杀于国民党政府设在上海龙华的特务机关“警备司令部”。当时被捕的，连同柔石在内，一共是三十六人（其中七个女性），后来被执行枪决的有二十四人。囚禁期间，柔石曾托人捎信，要鲁迅先生设法转交给他二三只洋铁饭碗，所以鲁迅在文章中写道：“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关于这次大搜捕的背景，鲁迅没有提及。从《康生传》所提供的资料来看，鲁迅应该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这涉及一桩极其秘密的卑劣阴谋，即出卖柔石等人的凶手，竟然是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秘书长的康生！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反对李立三路线的那场内部斗争。1930年夏秋季节，党内以李立三为首的领导者，相信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拟定了在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李立三的冒险行动很快便导致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攻打武汉、长沙的红军相继溃败，损失惨重。面对如此局面，以何孟雄为首的一批人站出来公开反对李立三，试图终止他的领导地位。九月下旬，经共产国际同意，在上海公共租界麦达赫斯脱路一幢别墅里举行的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领导，却未能挑选出继任者。上层的分裂扩大成了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派别支持何孟雄，而另外一群人则支持王明。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米夫，以老子党的身份，毫不掩饰的站在了王明一边，要求与会代表无条件的服从所谓共产国际的决定。“米夫的高压作风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他勉强隐藏的那种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莫斯科革命家指令的傲慢，导致了一些爱国代表们的公然退场，严重的对抗来自以何孟雄为首的老战士们，他们觉得自己勇敢抵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理应分享一部分官职。”然而米夫无视何孟雄等人的愿望，一意孤行，“结果造成以上海为基地的党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何孟雄和他的同盟者谴责王明，同中央委员会决裂，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与之竞争的组织。该派决定减少米夫的影响，他们在普通党员中散发声明书，抨击共产国际的干预，攻击米夫和王明”。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王明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领袖人物。除王明之外，这个集团还包括许多重要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张闻天），共和国首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驻莫斯科大使；博古（秦邦宪），红军时期做过四年的总书记；王稼祥，也是驻莫斯科大使及国际联络部部长；最持久的要算杨尚昆，他后来成为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主席。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细心的读者应该知道了，王明的这段留苏背景，无疑是他获得米夫支持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派别的何孟雄，来自湖南省的湘潭，一个劳工组织家，1922年参加共产党，长期在江苏省委工作。作为从未留苏的本土籍革命人士，他同他的老乡毛泽东一样，并不惟莫斯科之命是从。而且，无论从资历、斗争经验或对中国革命现状的把握上，他都强于初出茅庐而又教条主义的王明。何孟雄的出身经历及其性格，决定了他为何要执迷不悟地抨击共产国际的干预，攻击米夫和王明了。这种鲁莽的行动，也把何孟雄及其追随者同时推上了一条不归路。“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集团的几名成员，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实（也即李伟森），在位于公共租界最繁忙地区、汉口路666号一座中级的西式风格建筑的东方旅社里开会，讨论反对王明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事宜。”这些满腔热忱的革命者，谁都没有觉察到，他们正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上海市警察局特科官员和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联合行动组，已经按照一份“秘密报告”，把东方旅社置于监视之下。“一个警官扮成茶房，进入何孟雄和他的同事们隐藏的31号房间，判定房间的居住者看上去像是光产党人，那警官命令其他警察冲进房间，抓走了八个人。在将囚犯解往老闸捕房以后，国民党密探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们留下来等候，又抓走了三个试图进入31号房间的共产党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突然搜捕了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和其他七名嫌疑分子。突击搜捕持续了一整夜，到早晨，总共有三十六名共产党人遭到围捕”。按常理推度，这些被捕者都拥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召开如此绝密的会议，一定是慎之又慎。那么国民党方面，必然是通过什么渠道，将他们的行踪了解得一清二楚，故而行动一旦展开，即能实施定位准确的抓捕。“在公共租界，例行的法律程序一过，这些囚犯就被移交给国民党安全机关，并被解送到地处上海南郊的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来在1931年2月7日晚上，监狱当局通知何孟雄和其他二十三名被囚禁者，他们将被递解去南京。二十一名男子和三名妇女戴了手铐和脚镣，排队走出了监狱的院子。当他们一走到监狱能听闻的范围之外，护卫队便把一切伪装都拉下，等候在附近一座桥边的法官宣布了死刑判决，就在行刑队准备将他们处死之时，囚犯们突然唱起了《国际歌》。他们被埋葬时，尸体依然戴着镣铐。”这批被秘密处决的死者当中，就包括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从《康生传》所披露的材料来看，他们想必与何孟雄同属一个集团。据鲁迅所说，柔石是“在一个会场上被捕”的；《康生传》也提到何孟雄集团的几名成员，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曾在东方旅社开会。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谁将这个绝密情报泄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呢？《康生传》作者的结论是：“实际上，策划这场逮捕的人是康生！”但几十年来，事情的真相一直被谣传所掩盖着，直到1980年康生被中共开除党籍，经走访调查揭露出来的种种证据，才显示是康生把何孟雄集团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通报给了国民党秘密警察。“1967年，一名在1949年被共产党捕获的前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结果，吴宾舒说，那次审讯只不过是讯问一下每个犯人，以核实事先获得的事实而已。吴宾舒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康生传》的作者据此推论，“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党员档案卷宗的管理人，康生很容易能掌握这些置人于死地的资料”。“还有比吴宾舒的证词更不利于康生的有力证据。另外一个国民党情报官员在1949年以后落入共产党之手，他叫王云程，对康生出卖何孟雄和五位左联作家的事作出了证明。王云程原是一名在莫斯科培训过的共产党员（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后来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33年他被捕以后，参加了国民党情报机关。被捕后三个星期，王云程写了一份‘投降声明’，日期是1933年2月24日。‘在派系斗争中，’王云程声称，‘例如就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几个同事来说，就是全部死于赵容（康生当时的名字）和其他领导人的红色恐怖之下。’”《康生传》的作者据此推断：“王云程身为王明最受信赖的助手之一，才有可能说出关于‘红色恐怖’的话……对王明及其盟友们为反对内部对手所使用的背信弃义的阴谋诡计，（王云程）有着直接的了解。”关于康生，我们有必要多说几句。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审查委员，追随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1937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以‘抢救失足者’为名，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多起冤案。建国后，长期养病。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林彪、江青相勾结，直接参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5年病死”。（摘自《辞海》）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此人一生所有的活动，便是秉承上意，窥测方向，充当鹰犬，打击同类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何孟雄与王明的派别斗争中，康生最初也看不惯王明而同情何孟雄。但随着斗争的激化，他判定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必然会取代李立三而登上中央的领导地位，遂立刻见风使舵，转而投靠王明。王明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也急需熟悉上海地下工作的本土党员加盟自己的集团。两人一拍即合，作为回报，康生被王明从秘书长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尝到甜头的康生，自然也要投桃报李，“决意要证明他在派系政治的黑暗世界里的能力”，于是策划了一场“借刀杀人”的阴谋行动。当鲁迅满怀悲愤，撰文纪念柔石等五位被屠杀的左联作家，并声讨控诉国民政府的暴行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真正杀害柔石等人的凶手，其实不是来自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而是内部派系斗争的“红色恐怖”。作为这篇文字的结尾，有必要交待一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云程的下落。“文革中，康生发现有两个关在北京监狱的人知道他在1930年代出卖党内竞争者的某些实情。他们是王云程和卢福坦，曾在上海与康生一起工作，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后来受国民党安全机构招募。康生为了杀人灭口，指示专案组调查人员立刻写出一份报告，要求批准对王云程的处决。官僚机构的惰性以及个别公安官员不愿承担杀死著名囚犯的责任，耽误了康生命令的执行。发怒的康生给他的下属写信：‘我反复告诉你们，这些人要对许多罪大恶极的事件负责，我还允许你们写一份报告，立刻处决他们，但是你们偏不这样做。’最后在1969年10月，王云程和卢福坦被秘密处决。”注：文中除特别注明出处的文字外，其余引文均来自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合著的《康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