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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5日上午，李平心的秘书刘敏文照常到他家里上班。刘敏文是师大党委专门为李平心安排的秘书，已经为他工作了七年多。每天除了为他抄写文稿、信件，购买书报杂志，还要帮他记录家庭收支账目。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眼，左转右转却拧不动。一丝煤气的味道从门缝里钻出来，慢慢爬进了她的鼻腔。刘敏文意识到：出事了。她最近几天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李平心死了，自杀。
李平心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早在1927年，他就入了党。1928年初，李平心加入了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发起的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反映工农大众的真实生活与斗争精神。1930年，李平心在上海加入周恩来、林育南领导的“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参与起草了《苏维埃土地改革法》《苏维埃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重要文件。1931年年初，“苏准会”被破坏，常来开会的二十多人先后被捕，不久都在龙华被枪杀，其中包括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林彪的堂兄林育南。李平心得到消息后，避往他处，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李平心原名李循钺。1931年底到1932年初，李平心用“赵一萍”的笔名为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写了篇文章，经过数次修改才发表，邹韬奋见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静气，因此给他起了“平心”这个笔名。李平心脱党后，一直作为进步学者，办进步刊物，著书立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思想，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全国总书目》《人民文豪鲁迅》《从胜利到民主》等著作。李平心的朋友评价他，用得最多的词是：博闻强记，见解深刻。邹韬奋评价他：“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顾颉刚不轻易称许别人，但谈到李平心时却说：“我研究古代史，他懂得很多，给我以启发，我很佩服他。”李平心对殷墟文字也有不少创造性的见解，文怀沙非常佩服他的渊博。1960年代初，上海市组织人力编新《辞海》，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条目无人能编出来，只有李平心可以胜任。李平心自恃有才，有时评价起别人来，会口无遮拦。他看不起俞平伯，私下里说他低能，一生研究《红楼梦》却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因此，他在文化界也树敌不少。 李平心自杀那天，6月15日，文革才刚开始。这一天，伟人正往长沙而去，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天神在南方青松一怒，千百万人随即败叶纷驰。李平心就是一片银杏树叶子，秋天来临时最先变黄、最先脱落。02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李平心就自杀过一次。
上海解放后，李平心以如火的激情、绚烂的文采，写下了《上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满腔热忱地歌颂新中国，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然而，世事难料。1950年代初，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市长在一次大会上作报告，批评上海的民主党派做了很多坏事，但没有点名。会后他告诉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说李平心是托派。潘汉年的说法源自1940年代，李平心在托派刊物《求真》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后来经过调查，李平心这篇文章是被一个熟人索去，而他并不知道刊登文章的刊物由托派把持。在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下，副市长的这种结论很致命。几天之后，在民主促进会的会议上，梅达君严厉地说，民进内部不纯，有人有政治问题！李平心开始并没在意，但他发现梅达君严肃地看着他，四下望去，除了梅达君，还有好几个人的眼光也直盯着他，他感到情况不妙，就站起来想要申辩几句。梅达君用手指着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完全掌握情况，我们完全掌握情况。”“我们完全掌握情况”，这句混合着否定、威胁、倨傲、权威的话，意味深长。不久，民进的负责人开始找他谈话，他开始整晚整晚的失眠。抗战时期，李平心曾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过电刑，电流造成了无法治愈的大脑损伤。他经常脑病发作，头痛欲裂，精神恍惚。有一次，他哭着对妻子胡毓秀说：“我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潘汉年，他说话太不负责任。潘汉年现在是副市长，他要想断送我的政治生命，我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民进连一张市人民大礼堂听报告的票也不发给我。我走到哪里，别人都要讽刺我几句：平心先生，现在解放了，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而你却闲荡荡的，像没事人一样。”此时，他和妻子胡毓秀的婚姻也接近破裂。胡毓秀入党比李平心还要早一年，曾参加过南昌起义。1928年两人在蒋光慈、阿英主持的春野书店相识，同年就结婚了。49以后，胡毓秀在政治上春风得意，她成了上海市妇联的执行委员，还代表妇联去柏林参加“国际妇联第四届理事会”，临行前，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接见了她。胡毓秀认为李平心有小资情调，政治上没有长进，对他日益冷淡。李平心在香港有个叫金葆华的女朋友，1950年，李平心曾私自跑到香港与金葆华相会，待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就跟胡毓秀提出了离婚的请求。胡毓秀也怕李平心在政治泥潭里越陷越深，影响儿子前程，1954年10月，两人正式办了离婚手续。离婚后，李平心要求到香港去工作，没有得到统战部的批准。李平心性格软弱，政治上受歧视，又去不了香港，精神一天天接近崩溃。一天，他终于抡起一把斧子，向自己的前额砍去。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但在脑门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从此，李平心像小孩子一样蓄起了刘海。直到1958年，他的朋友文怀沙到上海出差，给他介绍了一个整容大夫，对前额进行了细致的修补，李平心才重新把头发梳起来，露出饱满、宽大的前额。李平心的命运在1955年出现了转机。这年4月，潘汉年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时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内奸”。李平心重新成为市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理事，不久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03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大力吹捧一个因搞‘退田’‘平冤狱’而被‘罢官’的‘海青天’，就是支持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在11月底才转载了姚文，两报同时加了编者按，把事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姚文元的文章即将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
看了姚文元的文章，李平心的辩论激情被点燃了。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漫谈清官》《“循吏”、“清官”、“良吏”的历史评价法》、《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于评价历史人物，他总结出两条标准，即历史科学标准和政治标准。他认为：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他批评姚文元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犯了右倾错误”，并指出，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李平心的文章一发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马上组织对李平心展开驳斥。他们在《平心先生对谁发火？》《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里，指责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赫鲁晓夫的应声虫”等等。打笔战，李平心是久经沙场的老将。1960年前后，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讨论中，他为《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撰写了十余篇论战文章。他自负地对文怀沙说：他可以毫不费劲地写一本三十万字的专门著作。而他的论敌，却贫乏得连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也很困难。李平心理论水平固然高，政治智商却很低。1965年已经是山雨欲来，他还浑然不觉，对姚文元等驳斥他的文章，完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认为对方不过是在打乱拳而已。事情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张春桥担任组长。其实，早在四月份，华东师大党委就已经在上级的授意下，从文科各系抽调了不少教师、学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组。其主要任务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问题，供批判用，对外不公开。6月10日，上海市委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在会上做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明确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点了8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李平心、音乐家贺绿汀、复旦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京剧大师周信芳、中华书局的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艺界的王西彦。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大会的消息。《解放日报》在题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社论中指出：“李平心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党报一定性，几天之内，华东师大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仅针对李平心的就有一万多张。校党委让历史系的戴介民陪李平心去看这些战斗檄文，大字报覆盖了所有的建筑物，到处写着：李平心欺世盗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看了不到一半，李平心便头痛得厉害，拂袖而去。面对上海市委组织的写作班子，李平心尚能抖擞精神，提笔应战，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只是几个理论素养低劣的对手。而大海一样浩瀚无边的大字报，那些有力的粗体字、密集的惊叹号，却彻底冲垮了李平心的精神防线。他仿佛看到，千军万马正在身边摩拳擦掌，他们随时有可能包围过来，把自己撕成碎片。6月14日，历史系把他叫去谈话。这件事被学生们知道了，把历史系走廊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在系主任门上贴了一幅漫画，称李平心在负隅顽抗，要对他斗争到底。后来，系领导把漫画盖上了，叫专人护送李平心出校。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李平心。他那矮胖的身躯，显示着高智商的硕大头颅，和善如弥勒佛的苍白面容，在同学们愤怒的目光中，从大楼阴影里逐渐走出来，暴露在正午的阳光下。他神情紧张，心惊肉跳，眼镜片和别在制服上的金属笔帽反射出空空如也的光泽。他通过一扇矮小憋屈的木门，三步并作两步，惶惶如丧家之犬，惊恐不安地逃离了学校。04
李平心有个儿子，名叫李前伟，1954年北大毕业，1957年到捷克使馆担任翻译，1963年回到北京，在市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1965年，李前伟写材料揭发李平心在生活方面不检点，同香港的金葆华之间一直保持交往，且怀疑金葆华是特务。材料一式两份，一份送市统战部，一份送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陈同生是李平心的老朋友，1930年代在左联就相识了。胡毓秀曾和陈同生谈到这份材料，陈同生赞许道，前伟这个表现很好，说明孩子政治觉悟有所提高。
觉悟提高后的李前伟，又逼着李平心和金葆华彻底断绝关系。金葆华很漂亮，三年困难时期，她给李平心寄来了大量包裹，其中有稿纸、绒布、衬衣、绒裤、食品、药，还有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单是海关的关税就花了一千多元。李平心深爱着这个女人，但为了孩子的政治前途，他还是写了一封绝交信寄出去。组织上对此信的评价是：“信的内容充满了缠绵思念的话, 这哪里是绝交书。”6月10日万人大会召开之后，有一天，李平心的秘书刘敏文来找胡毓秀，说李平心向她打听师大附近长风公园的情况，她怀疑李平心要到公园自杀，希望胡毓秀救救他。胡毓秀回答说：“李平心是华东师大的一面黑旗，我怎么能帮他的忙？假如华东师大组织上要我去斗争李平心的话，我倒要和他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所有值得牵绊的感情都断了：儿子揭发自己，情人远在香港，前妻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李平心茫然四顾，万念俱灰，对人世完全绝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拧开了结束自己生命的煤气开关。他就这样走了，走得虽然心有不甘，却尊严犹在，宁折不弯。中华书局编辑钱伯城后来回忆：经曹荻秋公开点名的8个人，许多人“都受到了轮番的侮辱性批斗。李俊民被揪上台，一个身穿绿军装的造反派站在身后，将他双臂反剪，美其名曰‘喷气式’，再双膝下跪。李俊民稍有反抗，造反派便死命扭他耳朵，直至出血。贺绿汀犟头倔脑，不肯低头认罪，因此大吃苦头，每逢文化艺术界有批斗大会，即使贺绿汀不是主角，也要押来陪斗，他的女儿就是因为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周信芳是麒派老生的祖师爷，唱唱戏罢了，却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三反分子’，他被反背双手，跪在一辆大卡车上，儿子周少麟也跪在旁边，两个造反派分别揪住父子的头发，让他们脸部朝上示众，周游全市，这叫做‘游斗’。”因自杀逃脱了批斗的李平心，让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他自杀当天，全校召开了李平心批判大会。几天之后，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发表长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给李平心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资产阶级大右派”，“修正主义应声虫”，“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几顶醒目的大帽子，这才让革命群众过了一把口瘾。1975年9月，华东师大革委会对李平心的死因作出结论：“李平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在1966年6月15日自杀身亡。”又过了一年，四人帮倒台，姚文元被抓，历史作出了相反的结论，打了妄下结论者一个响亮的嘴巴。陈晓维《55年前的记忆 李平心：上海文革罹难者第一人》文汇报《礼赞大师 李平心：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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