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自污生活作风坏到极点

© 徐尔新｜文

刘文典

说起刘文典，最著名的段子是他踢过蒋介石一脚。其实刘文典再狂，还不至于这样不讲斯文。毕竟是读书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语言，他要和军人出身的老蒋交锋，怎么可能弃长用短，动用拳脚？

当时的刘文典，已经名气很大。讲学问，他是公认的古籍校勘学的泰斗；论资格，他早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1928年，他39岁，已经做了安徽大学的校长。

这年底，北伐战争接近尾声，国家统一在即。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忙里偷闲，想要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以表达对于教育的重视。省政府闻讯，急忙通知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预做准备，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看完通知，随手扔到一边，很不高兴地说：“大学不是衙门！岂可想来就来！”

适逢此时发生学潮，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发生冲突，导致女中学生受伤，学校门窗也受损坏。女中学生到省府请愿，蒋介石当时正好就在安庆，于是召见刘文典和女中校长程勉，协商解决此事。女中校长倒是非常配合，而刘文典却口出怨言：“我刘文典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等到正式见面，各方坐定之后，蒋介石先问女中校长程勉：“你校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说：“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来，拍着桌子，勃然发怒说：“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纵容所为，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也不示弱，“嗖”地站了起来，回击蒋介石说：“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你要提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蒋介石顿时火气冲天，大声喊叫说：“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文典站起来一跺脚：“我看你不敢！”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文典拖了下去。

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这件事很快传遍天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便成了万人敬仰的英雄。但校长是不能当了，便去北大做了教授，月薪160元大洋。当时北大人才济济，陈独秀工资排名第三，月薪150元大洋，胡适100，鲁迅60。

这么一对比，可知刘文典在学界地位是很高的。抗战时，他先是在西南联大教书，后来去了云南大学，就一直待在云大没有离开。1956年大学教授评级，他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个一级教授。

这是对他学识的肯定，至于思想，新政权认定他已经落伍。早在建国初期，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教育，系主任刘尧民甚至将刘文典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为此大为不快，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愿意辅导历史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

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又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

1957年反右斗争，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曾在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一些在反右斗争中被划定为右派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也纷纷起来揭发刘文典的“右派言行”。根据这些所谓言行，刘文典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第二年，右派们尚还惊恐未定，全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云南大学校党委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号召学生给教师提意见。许多教师承受不住压力，只好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一边自我检查，一边接受群众批判。校长李广田看到不少知名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对象，感到心痛却也爱莫能助。

随着运动深入，有些教师渐渐陷于崩溃。中文系教授张若名，1920年与周恩来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后因故脱党。这段历史，在交心会上，无论她怎样检查，都无法通过。最终，她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批判，跳进云大校园东侧的八大河，自杀身亡。

张若名死后，学校通知在北京出席全国民族会议的杨堃速回云南。杨堃回家后，学校才告诉他妻子张若名已经自杀。杨堃闻听，立刻表示：“张若名是叛徒，死有余辜。”为表现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杨堃第二天一早便飞离昆明，返回北京继续参加会议。

张若名之死，丝毫未影响运动的进程。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火力转向批判刘文典。一向狂傲放纵的刘文典，民国遗风犹存，绝不容忍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他对贴他大字报的师生和会上的批评一概加以冷嘲热讽，结果成了运动的核心人物，被学校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发动全校师生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强调一定要攻破刘文典这个顽固堡垒。

面对来势汹汹的声讨，刘文典毫无惧色，公然声称：我这个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烧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便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的薪水。”（一级教授月薪350元，相当于国家部长级别待遇）

在系主任会议上，中文系反映刘文典对大字报不理不睬，还说：“古今中外了解老子最深的是老子自己，除了他，就算我刘文典了。”校党委见刘文典竟然虎威不倒，于是多次安排中文、历史两系教师和学生代表及校内民主党派人士组成联合批判组，对刘文典的反动思想权威展开猛烈批判。

在一次校内组织的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再次由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刘文典的反动思想。与会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冲击。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这些人在揭批刘文典时，都用词激烈。九三学社的方国瑜教授揭发说：“刘老师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丑恶的，解放前姜亮夫当文学院院长，请刘先生校补《慈恩法师传》，预支稿费五万元，相当于教授一年的工资。刘先生贪得无厌，又向熊庆来校长敲诈稿费。简直太恶劣了！

开始，刘文典一直抵触，拒不认错。后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批判会，70岁的刘文典已是身心俱疲。有天，他一反常态地低头认罪，承认所有强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他检讨说，五月游行观礼，我没有勇气看工农兵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我刘文典就是一包脓血，一点贡献没有。我怀念的是旧制度，蒋介石在安庆时把我关起来，照理我该痛恨他，结果他60岁时，省主席卢汉叫我替他做寿序，恭贺他，我居然答应了，可见我无耻到了什么程度。1950年抗美援朝，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该有个限制，打起仗来就建设不成了。

我抵触过的事还多，说什么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我的主观唯心论总是太多，我只有彻底革自己又臭又脏的旧命，才能跟上新时代。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中文系的宗派我应负全责，在九三学社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秦瓒争九三主委我和他一唱一和。反右中，对秦瓒我未揭批。我是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的，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对社会主义教育不热爱。我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丝毫不知道，看一点也是断章取义，拿它作自己的挡箭牌。……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

总之，林林总总，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全朝自己身上揽，都往自己头上戴。至此，云大党委在运动总结中宣布，自以为是的国宝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威风打垮了，刘文典这个堡垒攻克了。

随着堡垒的攻克，刘文典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14日深夜，刘文典在家突感头痛，很快便陷入昏迷，云大校医及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及时赶到，诊断为脑溢血。终因抢救无效，于7月15日下午5时去世。学校在研究有关后事时，刘文典的老伴坚持不火化，要入殓后运回安徽。

刘文典先生的独子刘平章，在重庆工学院任教，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匆匆赶回昆明料理丧事，这才从家人口中得知，在4月份的一次批判会后，刘文典在回家路上，突然口吐鲜血，弟子吴进仁（云大中文系教师）陪老师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刘文典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师母和任何人。

他就这样一个人默默地走向油尽灯枯，硬挺着被人批判，然后突然之间，在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时候，平生第一次违心地忍辱自污，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往自己头上招呼。原本，他可以把病情告诉学校，申请住院治疗，以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但他宁肯选择隐瞒，哪怕这样做会加速他的死亡，他也绝不求人！

刘文典死后，最初几天，云南大学既不发讣告，也没作追悼会安排。直到全国政协接到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女士的电报后，给云南大学发来唁电，对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文典先生的逝世表示慰问，云南大学这才和省政协、省九三学社协商，在7月23日于云大礼堂举行追悼会。但云大书记和校长均未参加，仅副校长杨黎出席。刘文典所在的中文系未送花圈，系主任也未到场。而张德光任主任的历史系却送了花圈。追悼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白小松致简短悼词后草草收场。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到会者仅100多人。

两年后，张为骐教授与张德光私下谈及此事，还愤愤不平地说：“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叔雅先生追悼会，中文系居然不送花圈。”民盟元老周新民来云南，与张德光散步时，也对云大的做法表示不满：“交心运动对刘文典批判过火，那么大年纪，有病也不照顾一下。死了对他很冷淡。他爱人回到安徽生活有困难，这些事传出去很不好。其实刘文典这个人很有风格，在安徽时蒋介石拍桌子骂他，他也拍桌子，一般人谁敢？”

只是刘文典在与蒋介石对拍桌子的时候，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几十年后，他会面对另外一个让他发憷的时代。

参考资料：

1、《狂人刘文典在反右中被迫自称生活作风坏到极点》（《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2、百度百科《刘文典》等